我们应该怎样解放思想？这里的我们，原意是专门只想说老百姓的。但后来觉得专指老百姓范围是否太窄了。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大意是这样的话：有的人，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奴才面前是主子。这里，实际上就是说人都具有两重性，时而是主子、时而是奴才。如果按照这种划分，有些人虽然不是老百姓，但有时候也类似于老百姓。这样一来，范围就比单纯的老百姓大多了。对于“主子”如何解放思想，我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不妨就按鲁忌先生的划分标准，说说“奴才”应该怎样解放思想。
“奴才”应该怎样解放思想，关键就是要去掉“奴”字。在这方面，陈云同志有很精辟的语言，这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所谓“不唯上”，不是讲的要反上或者抗上。“不唯上”，首先要求“奴才”对领导的工作要有正确的评价。我们有些人，包括一些写时评的所谓文人和一些下级官员，总喜欢写些或说些对领导工作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的文章或话语，甚至不惜编造假新闻、假事情，以博得领导的欢心。对这种人，说严重点是人品问题；说轻的，是思想不解放的问题。我非常赞赏柏杨的那句：“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话。对领导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和感恩戴德往往是专制社会的独有产物，在民主社会，只存在民众对领导工作的肯定，而不会有什么感恩情怀，因为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使人民富裕起来从来都是领导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民主社会，对领导可以骂，可以嘲讽，但领导不可以骂人民，不可以嘲讽人民。用布什的话说就是要让总统“站在笼子里”让人民监督，用我们的说说就是要让官员的日子不好过。只有官员的日子不好过，老百姓的日子才好过。
“不唯上”，其次是要求“奴才”在领导面前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我们这个虽不是专制但也不是很民主的国家，对待上级，通行的看法是要尊敬。我不反对尊敬，尊敬领导也是中国人的传统。但我一直认为，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没有必要再搞君君臣臣那一套了，只要是领导，就绝对的尊敬。其实，第一，领导是人，我也是人，都是人。人，天生是平等的，特别是还有：现在的领导与被领导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的说法。不管这种说法是不是领导的作秀，但我懒得去理它。因为这种说法终究代表了社会的进步。因此，凡领导都尊敬不符合现代人的理念。第二、只有值得尊敬的领导才去尊敬。尊敬是有度的，超过度，那就不叫尊敬。领导们良莠不齐是事实，凡领导都紧跟、都巴结，不管这个领导是良是莠，都不可取。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遇到领导，宠辱不惊，即使是遇到官职再大的领导。
但，对任何领导布置的工作都要去积极完成、认真完成。因为他布置的工作不是他个人行为，而是组织的行为或者说是政府的行为。对值得尊敬的领导一定要忠诚老实。但有两种忠诚老实，其中一种就是能够敢于和善于对领导的错误说“不”。当然，在我们这个国家，绝对不能轻视领导。仅从防护自己的角度出发，怠慢领导、小瞧领导都是不可取的，更用不着无缘无故的反对领导。对上级，不卑不亢；对领导，不即不离。
所谓“不唯书”，就是不要迷信书本上的东西，包括老祖宗的东西，能够做到敢于质疑，善于创新。书是知识的结晶、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今天的事业、知识，都是在老祖宗留下的基础上和知识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今天的思考，也是在书上和老祖宗提供的思想文化积累上进行的。没有书本知识，没有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哪有今天的我们？哪有今天的思想文化？但，正如陆游说的：“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此其一，其二：书本上的东西和老祖宗的东西，许多都是针对当时具体情况而言，因而也就不可能“置之四海而皆准，传之百世而不惑”。
因此，对待书本上的东西、老祖宗的思想言论、名人、伟人的言论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那些具有永恒真理性质的部分要学习、继承。对于这部分东西，我们决不能以思想解放为由而抛弃，如果那样做，那不是思想解放，而是离经叛道。如，对于毛主席提出的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和对于毛主席说的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现在我们有多少官员和共产党员记住和做到了？（对于毛主席的这两条要求，如果要求全体人民都做到，似乎有点“左”，但对于官员和共产党员则必须要求做到。如果做不到，那就请不要当共产党员和共产党执政的官）。如果做到了，我们的党风、社风是现在这个样！现在，有一种另类的思想解放必须制止，那就是对伟人的言论我们有些人应该过时的不过时，不应该过时的则拼命的过时，如，生活要永远艰苦朴素的问题、个人生活作风要检点的问题，统统被人认为那是思想不解放。省直单位一位挂职副县长，听到该县的人说要注意男女作风问题，竟然大为惊讶：“你们这里还有这个词？”
对于书本上的东西、老祖宗的思想言论、名人、伟人的言论中的那些因时、因地而发的部分，则要与时俱进，随地而异。情况变了，时代变了，地点变了，人们的思想就要跟着变化。至于那些错误的部分，则要修正、补充，甚至舍弃。以为书本上的东西、老祖宗的思想言论、名人、伟人的言论句句是真理，不能讨论、不能批评、不能变通、不能修改、不能发展、不能超越，那就叫迷信、那就叫束缚。对于毛泽东的一些因时、因地而发的部分，经过第一轮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我们基本上能够修正、补充、舍弃，对于其他的伟人和另外一些书本上的以及老祖宗书本上的言论，我们是否都做到了修正、补充，甚至舍弃？如，废除“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起源于“反右”，流行于“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一种手段，对于民主这个东西，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说好是相对于专制而言，说不好是相对于无政府或者法制不健全的时候而言。如果在专制社会，我们渴望民主、期盼实现民主，民主就是一种福音；但在无政府主义社会或者法制不健全的时候，民主容易演变成毒瘤，成为某些人操纵的工具，民主无异于雪上加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痛定思痛，废除“四大”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具有进步意义。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法制建设有了飞跃式或者里程式的发展，党的领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为了有效地打击腐败分子，使腐败分子永远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完全可以恢复“四大”。这时候的“四大”，已经是一束阳光。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当然，即使我们现在在法律上没有名正言顺地恢复“四大”，但，网络的兴起，已经无异于恢复了“四大”，但，一、有局限性，二、终究名不正、言不顺。
要做到陈云同志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同志为全党全军全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温家宝同志要我们要仰望星空。在满天星斗的夜空，我始终在寻找着彭德怀那颗“星”。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四，月到十五分外明，今天晚上应该是一轮明月，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也没有一颗星星，远处的山、近处的水，都将在明月清辉的洗涤下格外清澈。我虽然找不到彭德怀那颗“星”，但彭德怀早已经在我心中。誓学彭元帅，决不做林彪，这才是“奴才”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