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条件下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经济主体逐步从工业社会转型为服务型社会。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从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的独立专业化产业，已成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重要部分。尽管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是在产品附加值、出口结构、市场竞争力、劳动和其它要素生产力等方面仍相对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国家。与此同时，辽宁省高附加值产品服务增长速度缓慢，服务贸易主体侧重于运输服务、旅游、建筑服务等传统出口服务，产业结构单一，跨境服务品牌缺失，核心竞争力较弱。为保证贸易的顺利开展，一些企业尝试通过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开拓海外市场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据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4年度辽宁省服务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2%，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3%。辽宁省核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由2012年的175家增加至2014年的222家。但是，受统计数据的限制以及制造业企业自身参与海外投资总额较小等原因的影响，针对企业微观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研究并不常见，国内有关学者在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相关研究和结论屈指可数。
本文在构建生产服务型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样本数据筛选，整理出辽宁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有关数据集合，并依据该数据集合开展实证回归分析，重点分析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的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的概念是由Machlup（1962）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必须是产出知识的产业。现代服务部门分为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值得关注的是，本文所涉及的生产性服务业不是直接用来消费的，而是指被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有关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以及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造业部门的相互影响方面。
国内外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制造业部门市场需求越旺盛，生产性服务企业市场竞争力越强、专业化程度越高，二者显著正相关。并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差异性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企业整体规模扩大的决定因素（刘培林、宋湛，2006）。梁莹莹、孟凡峰（2014）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和Michacly指数考察不同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阐释金融服务发展对于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基于微观层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开始增加，如肖慧敏（2014）利用2005-2014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从企业层面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出增长的影响。顾露露运用市场模型评估1994-2009年我国157个企业海外并购事件的短期和中长期绩效。在服务业领域，Griffith等（2004）采用统计分析的方式以企业生产率为视角对英国服务全行业企业展开研究，认为相对于绿地投资而言，并购投资模式的服务业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企业存在选择效应而非学习效应。Bush和Lipponer（2007）则对德国的银行业对外投资展开研究，并得到利润更高且规模较大的银行其海外活动越密集、国际化经营的可能性更大的结论。周旋和綦建红（2014）同样以银行业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对认为在出口深度方面，我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追随客户现象。而赵先进等（2015）则认为对我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选择模式主要集中于新建模式。由于受到数据可获性的限制，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从国民经济全行业范围展开企业对外投资问题的研究。以服务业企业为研究主体，尤其是针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成果更为有限。
上述文献均侧重于生产性服务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或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互动关联等从偏宏观视角剖析，而微观层面则主要着眼于对生产性服务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性分析，并且研究范围存在区域局限性（田巍等，2012）。有关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本文针对这一空白所做的相关研究以企业异质性为理论基础，同时基于辽宁省企业微观层面以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为样本数据，对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展开研究。本文主要包含以下方面：一是利用将《境外投资企业名录》（以
下简称《名录》）与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整合后的样本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和检验，分析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二是按照企业所有制类型不同划分，考察不同所有制下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差异性；三是生产性服务企业所处区域地理位置对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本文样本数据的选取主要参考两套数据，一套是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该数据库涵盖了我国广大内陆地区营业额达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制造企业，迄今为止，共收录了我国43多万家企业，所占比例达我国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该数据库的统计测度指标较为完善，统计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却缺乏相关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数据信息，这对实证分析结果产生极大阻碍。针对这一问题，研究需要借用另一套数据来予以补充。该套数据库为《名录》，但是其中不足之处是《名录》中仅将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名称对外公布，却缺少统计投资总值的相关信息，但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并不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整体性。
为实现样本数据的规范性，本文剔除《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信息准确度不够的企业后，最终在样本数据库中保留了380543家制造业企业信息数据信息。把剔除异常样本数据处理后的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按照企业名称相同方法与《名录》进行横向匹配，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库。本文共收集到5601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信息，其中有1754家在2008年度以前获得国家审批资格。经过这一过程，按照四分位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原则将数据样本信息分布集中的企业予以甄选，从而得到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样本信息。按照这一原则对样本信息进行处理后，共统计出106家生产性服务企业，其中有18家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表1为106家生产性服务企业样本的详细情况。
（二）各决定因素变量选取及基本假设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选择，并形成一个二元选择变量。当生产性服务企业参与对外投资活动时取1，否则为0。本文将选取经济分析中经常采用的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计量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回归分析。
对于解释变量的选取，本文借鉴Melitiz（2003）、田巍、余淼杰等人已有的研究经验，将回归统计的解释变量定义为企业生产率、企业资本、企业劳动数量、企业出口强度、投资回报率、企业利润率及资本密集度等因素。
生产率。随着对异质性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在企业是否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本文理论部分的研究，并结合Melitz（2003）等人的研究成果，生产率水平是生产性服务企业决定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只有在企业生产率达到某一特定值时，生产性服务企业才有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倾向。本文采用企业人均产出水平作为企业生产率水平度量指标，即为某一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与企业员工数量之比，并提出假设1：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与企业是否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呈正相关。
关于劳动，本文选用劳动者数量作为代表变量。当生产性服务企业生产欲走出国门，投资海外市场时，意味着经营规模扩大，这一过程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本支持。因此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劳动力数量需求将会增加。因此，本文选取数据庫中全部从业人员数量作为衡量劳动的指标，并提出假设2：生产性服务企业所拥有劳动力数量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呈正相关。
资本。本文将选取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总资产作为测度其资本的指标，即企业总资产越多，可供其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资本则越充裕。文中有关总资产的核算采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计算标准，即全部为企业持有或控制的，并能够为企业带来预期经济效益的资产总额。具体而言包括全部流动资产、固定资产、企业债权等。在此本文提出假设3：生产性服务企业的资本充裕度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策成正相关。
利润不仅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首要目标，也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企业利润率与企业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商品市场息息相关，将其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测量指标对于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企业是否拥有强大的资本是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的关键。生产性服务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所需资本则主要依托于利润的顺利实现。本文选用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销售额水平与工业销售总值之比作为测度其利润率水平的代表指标，并提出假设4：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利润率水平越高，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越强。
知识资本密集度。对于制造业企业部门而言，知识资本密集度是影响其市场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张博伟，2010）。具体而言，知识资本密集度对于增强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延长产业链，提高劳动和其它要素的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企业资本密集度提升对于促进企业在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生产性服务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越高，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倾向越强。
企业出口。在参考Bonaccorsi（1992）的研究文献基础上，可以得知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越大，企业出口强度越大。这一过程与国家间地缘成负相关。因此，与某些内向型企业相比，积极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将更拥有条件利用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和东道国的资源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在此，本文将采用生产性服务企业出口贸易指标测度企业的出口强度，并据此提出假设6：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出口强度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正相关。
此外，为消除因所选指标所导致的计量回归结果的误差，本文将引进两类控制变量。其一，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将企业所有制类型引入计量模型，并依据资本类型将生产性服务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其二，针对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将不同地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划分，具体而言将辽宁地区划分为辽东、辽西、辽南、辽北地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三）模型建立及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前文所述，本文建立如下经济计量模型，进一步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企业是否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并设定Probit模型如下：
P（OFDIid=1│Xi）=（Xi）=Xii
在上述表达式中，下标i代表辽宁省某一任意生产性服务企业；X为全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为累积分布函数；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i为扰动项，并假设其服从标准整体分布。这样，P的概率可进一步表示为：
被解释变量是一个包含生产性服务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概率p的自然对数函数，且有：Xi=ln（P/1-P）。
本文进一步对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表3的（1）中，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劳动力、利润率水平进行回归分析，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性越强，且资本和劳动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机会成本是0.38，这一点与假设相符，说明企业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密集度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显著正相关。为了确保计量回归结果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扩展解释变量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在表3的（2）-（5）中，本文逐一添加企业利润率、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出口强度等测量指标，回归结果与先前假设部分相符。具体而言，企业生产率越高，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倾向越强。但是在表3的（3）-（4）中，资本密集度代表变量的系数，却与原假设相反，即为负值。针对这一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其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度对于辽宁省生产性投资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并不显著。在企业基于抢占国际市场份额的战略目标的驱使下，即使资本并不是十分丰裕，仍然可以通过信贷、融资等方式获得资本，进而实现生产性服务企业选择开展对外投资业务。
为控制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其所处地理位置对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研究结果的偏差，在表3的（6）-（7）中引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控制了影响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解释变量后，相比于外资企业，辽宁省国有生产性服务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明显高，与经济实力相对落后的辽西、辽北地区相比，辽南与辽东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较高。而且，辽宁省出口强度系数为正值，这也与先前假设内容相符，即企业出口的经验与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成显著正相关。同时，这一回归分析及结果也与之前的一些研究如JohansonVahlne（2003）、葛顺奇和罗伟（2013）等文献相符。
（四）稳健性检验
尽管边际弹性回归结果能够说明各解释变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强弱，但是毕竟不同指标的变动幅度是存在差异的，这样可能会导致部分指标对投资选择概率影响的准确度出现偏差。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LPM模型的回归（过程略），且LPM模型与 模型边际效应的估计系数非常接近。同样地，投资收益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并且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出口强度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也再次证明了国际经验的获得对生产性服务企业走出去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资本回归系数次之，表明生产性服务企业所拥有的资本丰裕程度在企业决定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另外，在投资动力上，国有企业明显要高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如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位于辽宁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企业也明显高于其它地区。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相比之下容易获得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帮扶，同时位于辽宁东部地区企业的竞争优势也较为突出所导致的。回归结果再次说明，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和所属区位对投资概率的影响十分显著。
结论
本文将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我国商务部公布的《名录》相结合建立成一个新的样本数据库，结合四分位国民经济代码原则将收集到的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企业数据，从微观信息层面研究其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决策选项影响因素。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与辽宁省内向型的生产性服务企业相比，企业生产率、劳动和资本等主要解释变量指标在回归分析中与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参与海外直接投资倾向越高；企业劳动资本越多，企业越有可能参与海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企业所拥有的资本豐裕度越高，企业参与海外投资的意愿更强烈。这说明企业生产率、劳动和资本是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企业走出国门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辽宁省生产服务性企业的利润率，资本密集度和对外出口强度与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正相关关系。其中，企业对外出口强度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决策具有关键的推动作用，这表明企业在参与海外竞争中所累积的对外投资经验将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便利条件。
再次，在回归分析部分，基于对控制变量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计量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国有生产性服务企业参与海外直接投资的意愿更为强烈。这反映了国有企业因为具有政府相应的扶植政策做后盾，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支撑，其海外投资即使在利润率不高的情况下依然会发生。
最后，生产性服务企业所处地理位置也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较为先进的辽南和辽东地区因其配套设施较为完善，资本积累较为雄厚，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优越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无论其参与对外投资的实力还是意愿较辽西和辽北地区都更为强劲。这与当时辽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平衡，经济较为落后的辽西和辽北地区的参与海外竞争倾向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