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文明古国，此消彼长、兴衰更替，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从未间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经劫难而不断复兴，迎来一轮又一轮的盛世景象，就是因为中国历代政府始终重视文化建设，“治国以教化为先”，打造出一个文化大国。国家财政在古代文化大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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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和一些封君就开始大规模“养士”，用优厚的待遇吸引各方面的人才，推动文化建设。《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养士八十，“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国语・越语》记载越王勾践以优厚的待遇招揽人才，“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这时的士，并无一定标准，只要拥有一技之长，都在招揽之列。秦相吕不韦集三千门客，融汇各家学说，编著成《吕氏春秋》。战国时，在“养士”制的基础上，一些国家开始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为专门人才提供学习、研究和交流的平台。齐宣王时创办稷下学宫，广揽各方人才，“受上大夫之禄”，“不治而议论”，吸引了天下贤士聚集于此，讲学论难。汇聚了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等诸家，多达千人，互相争辩、诘难、吸收。“百家争鸣”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展开的。
汉武帝时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由国家提供经费培养人才，传授儒家的诗书礼乐等知识，太学生不仅可以得到生活费用，还享受免除赋役的待遇。除了中央财政提供经费的正式学生外，当时太学还有地方财政提供资助自行选送的旁听生。郡县也广建学校，班固的《东都赋》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到东汉后期，太学在读的太学生规模达到3万人，也就是说当时不到2000人中间就有一个在读的太学生。如果再加上太学旁听生和地方的学生，这个规模已经相当庞大，极大提升了国民的整体文化素养。这样一大批接受了共同文化教育的士人，对培育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对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传统也一直为此后历朝所延续，并且在财政支持形式上不断创新，如学田制、补贴私人办学等。
除了儒家正统文化教育外，其他文艺门类也不断被纳入国家支持的教学和研究体系。东汉灵帝时，创立了鸿都学门，传授尺牍、小说、辞赋、字画等，是世界上最早的文艺专科学校。隋唐除了兴办各级教育机构外，还设立翰林院，是“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唐会要》卷57），分门别类，设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等多个院。宋代设翰林院勾当官总领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为各种专业人才提供研究平台。宋代的翰林图画院集中了大量绘画人才，是全国绘画创作的中心。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宋徽宗时画院的画师。
元代在正式教育之外，又设社学，为广大农家子弟在农闲时提供与科举脱节的文化教育，这对文化普及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教学形式也为明清所继承，清代还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提供财力保障，为社师提供工资待遇，并免除其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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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政府在文化建设上，除了不断完善教育体系外，还有就是通过各种措施引导文化发展，也就是古人所言的“教化”，《易传》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朱元璋称“治国以教化为先”。《周礼》中提出教化有12项内容，如以贤制爵、以庸制禄、祀礼教敬、乐礼教和、以俗教安等。
首先，它体现在选官制度上。政府选拔人才的政策具有强烈地指向性作用，引导着文化发展的方向。汉代察举选官，设立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文学高第、秀才、孝廉等；隋唐以后科举取士，或诗赋、或明经、或八股，都代表着政府提倡的文化发展方向，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建设作用巨大。财政不仅为科举选拔工作提供财力支持，而且还为应试者提供一定财力支持，如汉代为当选人提供进京的交通食宿费用。最重要的是通过不同级次考试的学子，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就是较低层次的也能获得一定的赋税减免。宋真宗为了激励广大学子向学，曾写作《劝学诗》：“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其次，政府也通过各种大型文化工程，引导社会文化发展。如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历代都有大规模的访书、献书、编书活动。正是由于汉代的大规模图书整理工作，才使原本通过口耳相传的古代经典得以成文图书的形式保存下来。宋代修《太平御览》等四大类书，明代修《永乐大典》，清代修《四库全书》，这些大型文化工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承都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政府访书的所给的赏金过高，不仅激励了民间献书的热情，还引发不少人制造伪书。政府的这些活动，也推动了印刷术和制纸术的完善和发展，带动了民间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搜集整理图书外，政府还对民间诗歌、舞乐进行搜集整理。《诗经》就是政府搜集民歌的一项成果，汉代少府的乐府就是负责搜集民间乐舞的。
其三，通过各种仪式，既普及文化，也为民间提供了一定的娱乐活动。古代各种礼仪活动，包括了国家的各种祭祀、祈祷、民间的节庆等等，将伦理规范和政府提倡的精神，都寓于一定礼仪活动之中，使人民在参与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和教化。在这些活动中，经常也有一些文艺表演，寓教于乐。历代政府不仅重视一些重大的祭祀仪式，对农村的一些民俗活动也十分重视，如明代就特重乡饮酒礼，这些对推动农村文化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四，通过表彰引领文化发展方向。中国古代都十分重视对各种政府提倡的文化行为进行表彰奖励，树立各种典型，引导文化发展。如对节义孝亲、乐善好施、行医布药、修桥铺路、教育有成、科技发明等行为进行表彰，引导社会风习。为了鼓励民间向学风气，政府还对体制外的民间学者给予赐处士号等礼遇。这种表彰不仅是名义上的荣誉，而且伴随着一些财政的待遇，如赏赐良田、减免赋役、按月赐钱、给朝散大夫俸禄等。
其五，教化也是地方官员的重要责任。历代政府都把教化作为地方官的主要职责，纳入考核。《大唐六典》详细列明了地方官的教化项目。《大明会典》规定的地方官“到任须知”所列31个项目中，大多涉及教化。这些法律规定明确了地方官事权，对推广教化起到了督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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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再生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力也得益于其开放性。从古代的舞乐、绘画、雕塑等，我们都能清晰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洛阳龙门那顶着印度式发髻长着希腊鼻子的卢舍那大佛，微笑地展示着大国文化的自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政府的积极组织和财政的大力支持，使古代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搭建了中国和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通道。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又凭借海路拓宽海贸规模，建起“海上丝绸之路”，搭建了中国与东南亚，乃至西亚非洲的文化交流通道。两条丝绸之路铺就了二千多年的文化传奇，不仅吸收了大量外域文化的精华滋补了中华文化血脉，也大规模传播了中华文化，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政府表现了极大的自信和胸怀，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在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引进中，魏晋隋唐几代政府，都兴建了大规模的译场，翻译了全部经文，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壮举。
除了不断汲取外域文化的精华，中国历代政府还积极对外推广、传播中华文化。中国政府的各级学校，不仅广泛吸收周边游牧民族的子弟入学，还向朝鲜、日本等国人民开放，并为他们提供各种财政支持。在外交上，施行厚往薄来、怀柔远人的政策，不仅给予各种奇珍异宝，还给予文化典籍、医药经典、先进技术和技术人才。强盛深厚的中华文化以其巨大的感染力，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格局，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大中华文化圈，还以强大的辐射力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