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已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由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作词的浙江大学校歌文辞古奥，含义深幽，带着浓重儒学文化色彩的歌词分章论述了国立大学的精神、国立浙江大学的精神、浙大的使命。大学之胸襟，教育之根本，治学之真谛，求学之目的都在这一篇典雅之词中得到阐述。然而作于1938年的这首校歌，通篇不曾提及当时已全面铺开的抗战形势，也只字未写浙大西迁时的筚路蓝缕与颠沛流离。与绝大部分产生于这一时期的高校校歌相比，不忧国运、不抒悲愤的写法可谓特立独行，而抛开局势、目光深远的做法更是凤毛麟角。
1 同时期相关校歌综述
任何事物都会受制于所处的环境，世间万物总与特定的背景息息相关。但凡产生于抗战期间的校歌无不弥漫着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心。例如，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时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其校歌既抒写了流亡的艰辛与悲愤，更表达了驱逐敌寇、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决心和信念，表达了一代学人担当国运的精神，歌词如下：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便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1940年，在抗战烽火中诞生了河南大学校歌：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四郊多垒，国仇难忘，民主是式，科学允张，猗欤吾校永无疆。于救亡语境中仍不忘民主与科学，有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主题。而广西大学校歌则分明是战火硝烟中一代学子报国的呐喊：保卫中华，发达广西，是我们立校本意。为国牺牲，为民工作，是我们求学目的。
２ 观念剖析
对于浙大一些教授希望在校歌中表现抗战复兴的观点，马先生坚持己见：他日平定后还浙，长用此歌于义无失。又抗战乃一时事变，恢复为理所固然，学校不摄兵戎，乐章当垂久远，时人或以勾践沼吴为美谈，形之歌咏以寓复兴之志，亦是隐喻失义。若淮夷率服在泮献功，自系将来之事，故抗战情绪，不宜羼入歌词。在他看来，浙大的校歌是用来千古传唱的，而日寇的铁蹄只不过是风云过隙，抗战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只会是短暂的一瞬，根本不值一提。这样的抗战观，绝不是盲目自信，不正视现实，而是深邃的睿智和宽广的胸襟支撑起的民族自豪感和必胜心。这样的抗战观，与他毕生信守的六艺统摄一切的儒学观点如出一辙，在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地位时认为：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自愚而可哀！他希望人们不致自鄙和盲目崇洋。他那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长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的惊人之语，更是中国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包围逼迫中，由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本土文化统摄一切学术的恢宏气度发出的最强音。作为我国最早研读马克思《资本论》的人之一，马一浮对外强侵略必败、中华不可颠覆的信念正是来自于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识和放眼全球的广阔视野，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意图。
对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思想在马一浮的诗中也多有体现，如他在1937年所做的那首《避乱郊居述怀兼答 诸友见问》中就曾写道：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避地将焉归，藏身亦已绰。尚闻战伐悲，宁敢餍藜藿。蠢彼蜂蚁伦，岂识天地博。定乱由人兴，森然具冲漠。麟凤在胸中，豺虎宜远却。风来晴雪异，时亨鱼鸟若。亲交不我遗，持用慰离索。
3 实践佐证
抗战的爆发也激起了马一浮的爱国热情和报国实践。1938年夏，马先生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放弃了一直以来的潜心修学的生活，在南下避难途中，第一次应竺可桢校长聘请，主持西迁途中浙大的国学课程，往教于泰和、宜山。马先生此举足显儒宗之大气魄。关于讲座，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于国家危难之际，他以中国人传统的理想人格与处事境界激励学生做一个有民族责任心，敢为敢当的堂堂之人，告诫学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求大家竖起脊梁，猛着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在他的讲座中，贯穿着对学生的爱国教育。1938年6月6日，浙大举行 毕业生典礼，由竺可桢校长和马一浮先生进行训话，马先生在《赠浙江大学毕业诸生序》中，一再希望学生毕业后能行其所学，对于国家社会能尽其在己之责任。在水深火热之时，儒学济世救民的传统价值和凝聚人心的积极意义得到广泛认可。
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学者认为马先生虽有抗战必胜的信心，但却鲜有积极的行动，而是秉持他那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家风范，但依笔者看来，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看是较为固守成规，但他当时之所以要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是因为希望以此提高人们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就这方面而言，在当时抗战的环境下，也不能说毫无意义。他从这种文化观出发，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了坚强的信心，认为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只有具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反求自心之义理，才能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先圣，而这正是夷狄所不能侵，患难所不能入的根本所在。在他讲六艺要旨时，亦认为谓立国致用，当以立身行已着手。虽然他把文化的社会历史作用夸大到极致是一种谬误，但他以此作为个人品德和修养的信条，一生坚定不移地讲论和践行，其精神确实令人钦佩。而他对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坚守，以及希望提高人们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并大力弘扬本土文化的良苦用心，则更为世人所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