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共和国；60年；文学创作；理想追求
论文摘要：共和国60年文学创作的理想追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后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学创作追求的是政治理想；新时期文学创作追求的是审美理想；90年代初到新世纪文学创作追求的是文化理想。促进人类共同走向繁荣、富强、文明、和谐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创作面向未来的重要理想追求。
共和国60年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风云变幻，波澜起伏，但始终有一定的理想追求贯穿其中，并由此而展现出文学创作丰富而又复杂的宏观画面。概而言之，共和国60年文学创作的理想追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后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学创作追求的是政治理想;新时期文学创作追求的是审美理想;90年代初到新世纪文学创作追求的是文化理想。
一
追求自由、平等和解放，让古老的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内心情结。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所采取的新社会制度，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历史夙愿。这样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历史转型时期频繁的社会活动，就激发了作家们高度的政治热情，他们关注政治运动，对新政权寄予热切的期望，投身并直接表现社会政治重大变革。作家们把文学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创作上服从政治路线，服务于政治需要，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随后又代之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文学创作普遍遵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以表现“重大主题”、表现现实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对英雄人物壮美性格的崇尚为基本内容。
因此，十七年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想追求，在作品中赞美新中国，并由赞美和憧憬而构筑新社会绚丽的理想生活画面。在小说创作方面，文学作品叙写与社会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的题材，具体表现为:在历史领域，描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创作的主导性题材;在现实领域，具体到每一个时期，从建国初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到随后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都有相应的文学作品及时出现。十七年小说创作普遍追求史诗性效果，表现工农兵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强调文学作品对光明面的直接歌颂，反映的生活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典型、更理想，注重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因为英雄人物是革命理想最集中的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从建国初期起，与作家对新政权的希冀和期待相联系，政治抒情诗的写作初见端倪，尤其是1955年郭小川的长诗《致青年公民》及1956年贺敬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5周年而作的长诗《放声歌唱》的出场，在当时影响甚大，为政治抒情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8年之后，革命理想主义极端盛行，使这种诗体大行其道，登峰造极，成为当时诗歌的主流。政治抒情诗直接表现诗人对时代、对社会斗争和重大社会问题的认识、评价，在艺术形式上讲究政论性和激情的结合，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寻找形象、诗意的外衣，为激越的政治豪情寻找一种与之相适宜的节奏，追求强烈的政治鼓动性和感染力。
这样十七年文学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缺乏文学应有的独立品格，有些作品甚至对现实进行歪曲和粉饰。但是十七年文学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和人民愿望、知识分子理想在一定情况下互相吻合的可能性。例如建国之初歌颂新中国的政治抒情诗、五六十年代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红岩》、《红旗谱》等，尽管是吻合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但也和一个久受压抑、久历动乱的民族发自内心渴望新生、向往英雄的心理是一致的。对于一个饱经沧桑和蹂箱的民族来说，建立一个独立、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人们的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所显示的朝气，人们有目共睹，所以这样的文学作品在精神特质上仍不失真诚。
然而，单一的政治视角，片面追求文学的政治理想，使文学观念越来越被政治观念所代替。文学创作主题往往是单一、集中、明晰的重大社会政治主题，文学创作题材愈益狭窄，主要是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农村的现实生活这两大题材比较繁荣，平凡的日常生活、个人的欲望、情感、精神状态等在文学创作中遭到了蔑视和压制。文学日益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文学创作必须为现实辩护，而质疑与抗议现实的功能被取消。“文革”之中，文学创作否定了写真实，更强调了理想性;否定了写普通人的形象，把英雄人物的塑造推到了极端远离现实的地步，由此出现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以及《金光大道》之类的追求“高、大、全”却背离真实、人物公式化的作品，这是文学创作追求政治理想极端化必然会出现的结果。由此，文学形象演化为抽象的、象征化的符号，成为与个人生命体验无关的政治象征，文学完全成为政治的演绎和工具，文学创作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政治行动。
可以说，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学创作的得失给了人们这样的启示:建国以来很多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创作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其根本原因是过于急切的政治功利欲遮蔽和妨碍了作家的审美眼光，忽视和缺乏艺术转化的功夫。所以作家在追求政治理想时，应该超越现实政治的阶层性、临时性、政策性，让文学创作作用于根本的政治理念而不是简单地图解现实政治的方针政策，支持政治理念所怀抱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对现实政治进行有效监督与批判，并使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成为经过充分艺术化的、完全消融在艺术中的政治，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文学的政治价值。
二
新时期以来，面对“文革”浩劫留下的恶果，文艺界在思想解放运动背景下进行“诗意启蒙”，认为凭借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才能使蒙昧的心灵获得解放;凭借文学作品的审美魅力，才能使中国人迅速抹平政治伤痕，看到崭新的美丽远景。由此产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对于审美理想的追求。文学创作企望摆脱现实政治、商业和实际生活的缠绕而追求一种理想的、精神的、圣洁的和高雅的人类生活，强调文学艺术应该是至高无上的精神产品，它是崇高的、充满诗意的，应该引导人们向往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由此构建了审美乌托邦，代表了新时期人们的个性解放与个体意识的觉醒，倡导人们发扬主体性和人的自由解放，为中国当代社会摆脱精神禁锢注人强大的思想力量，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动力。"
文艺界在此基础上更新文学观念，认为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受政治摆布的简单工具，文学的特性是审美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简单传声筒，文学创作突破了单一的创作方法的约束，为艺术思维敞开了广阔的大门，作家追求审美效果，追求表现方法的变化、新颖。首先是新时期作家的语言意识强化，对语言的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认为文学的审美价值是凭借语言而得以实现的，谋求富有个性的语言系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文体。同时心理小说崛起，客观现实生活心灵化，圆形人物形象大量出现，性格因素的单一结构向着性格因素的多重结构演变，传统的线性叙事向复线、多头、放射、网状、块状、立体交叉的现代叙事转变。这一切与作家审美意识的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作家改变图解政治概念的创作方式而转向文学创作活动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强烈诉求。
因此，新时期文学创作对审美理想的追求，一方面使文学由长期存在的单一政治视角转向开阔的社会视角，使文学重新回到对人的精神苦难以及生存境域的关怀之中，对人之为人的尊严、道义、世俗情感以及自然欲求给予了积极主动的吁请;另一方面则推动了文学创作从注重“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学剥离了以往的阶级性、革命性、模式化等表达传统，完全打破了文学载道与教化的单一逻辑，使文学转向多样的审美功能，通过虚构、想象而创造一个艺术的真实世界。例如“朦胧诗”的崛起被理解为中国诗人强调诗的艺术本体，第一次以个人声音表达思想与情感;作为知青作家，史铁生一直对美好的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张承志的一系列小说则以昂扬的激情倾诉新时期青年人不可遏止的历史愿望，洋溢着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新潮小说作家马原、洪峰等特别强调作家的主体性和他们创造文本、支配文本的绝对自由，以丰富的想象和出神人化的语言改写了现实生活的本真形态，并很好地制造和保持了文学与现实的必要距离，文学的愉悦性、审美性、个体性、主体性、创造性都得以在一种洒脱的境界中自由地呈现。
但是如果全面审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审美理想追求，把文学视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本体的矫枉过正的极端化倾向又造成了形式游戏的泛滥。许多作家陷入“唯形式主义”的泥淖，过于强调文本形式的修筑意味和叙事技术的自娱倾向，沉溺于语词的游戏和文本的狂欢，在超越世俗、远离现实的同时彻底丧失了人文精神的追求，越来越无法对现实“发言”，使文学成为一种多余的点缀甚至成为对现实的蒙蔽。例如新潮小说作家往往沉醉于文本游戏之中，在语言方面既高度自律化又高度能指化，给人带来很美的语感，但语言的狂欢既淹没了文本的意义、故事、人物，也淹没了文本和小说自身。这一切启示我们，审美理想只有建立在维护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和承担的前提上，才有切实意义。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也在加速进行。主流文化、大众消费型文化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分离状态开始取代过去的一体化文化结构。文学已不再被视为可以超越于其他文化形态之上、并回过头来引导它们的纯审美模式，而是与它们交互渗透在一起，成为普通文化的一部分。由此文学创作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大种类:主旋律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
主旋律文学具有明确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教化公众，追求社会整合、秩序安定的政治文化理想。精英文学追求精神家园，强调文学的重要职责是维护人类生存的丰富向度，因而精英文学比较富于批判精神，比较关注人类和个体的生存困境，关注人性的美好、丑陋和复杂;大众文学则是迎合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注重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大众文学在赢得文艺商业价值的同时，往往以其市场本性和效益原则驱使整个文化趋向世俗，成为一种贬低或放弃人的精神向度而以盈利和消费为目的的消遣文化、商业文化。这种大众文学无情地解构着一元文化时期的意识形态中心，冲毁着精英文学的文化价值理想。
可以说主旋律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理想追求，这三种文学的互动、矛盾、融合及发展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杂语喧哗、多元发展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应看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依照现代化秩序加速了进人全球化世界体系的步伐。作为一种自我制衡，中国急需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轴心去整合全民的精神信念，同时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精神文化的引导。因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对整个社会生活全面渗透的过程中，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相互渗透，彼此整合，逐步重新统一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呈现着民族文化本位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和谐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之中。这样重新整合民族的精神信念，实现文化认同，亦即对个人、集体、民族和国家身份的确认成为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共同理想追求。
经过60年的风雨历程，共和国实现了大国崛起，走向了民族复兴，文学创作的理想追求也经历了政治理想、审美理想和文化理想的变迁，有了各自的得与失。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目标是能够向世界输送价值观，输送新生活。这种输送不仅附加值最高，而且最有品格，最受尊重，最有尊严。同时也应该指出，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更需要与自然和谐共存，更需要人文理想和深度的精神文化的关怀。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反映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表现对人类的精神关怀，揭示人类历史的丰富内涵，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整体发展。提升经济发展的人文气质，提高公民素质，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类共同走向繁荣、富强、文明、和谐是中国文学创作面向未来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