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春，以“名花、名人、名园”闻名的昆明市昙花寺又一“名园”―袁嘉谷纪念园启动建设，成为喜欢游园踏青的春城市民很感兴趣的话题。
袁嘉谷何许人也？不了解历史的人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学界和书法界，袁嘉谷却是一位耳熟能详的大家。他是一千三百年科举制度下云南惟一一位状元，他从旧科举制度下的状元，做到现代高校的知名教授，不仅是历史上的第一人，放眼世界，也是独一无二。而袁嘉谷的传奇人生，亦如教科书般，堪称经典。
滇南状元郎
地处滇南红河州的石屏县，在清代即有“文献名邦”之称，历代有重教兴文的传统。史载，明清以来，石屏先后出文武进士77人，文武举人638人，贡生760人，在云南仅次于昆明、大理而居第三，前人曾有诗赞曰：“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受故乡重教风气影响，袁嘉谷自小即接受启蒙教育，后习诗书，聪明过人。
五年后，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一改过去常科取士的办法，开经济特科，袁嘉谷由云贵总督魏光焘保荐应试，结果在应试的306人中名列一等第一名，成为“经济特元”，人们仍按常科称之为“状元”。这样，袁嘉谷便成为科举制度以来云南的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状元。
其实，袁嘉谷这个状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科举制度下，状元一般三年考一次，而特元一二百年未必能遇到一次。云南学者杨知秋认为，经济特科的“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意思。清廷开经济特科目的是选拔具有治国安民之才者。史料显示，在中国科举史上，清代先后开博学鸿词特科二次，但开经济特科考试，仅此一次。杨知秋指出，开经济特科是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特设的一种科举考试科目， 这本来是戊戌变法期间贵州学政严修请设，后因政变未及实行，至光绪二十九年方付诸实行。
《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庚子，京师构乱，乘舆播迁。两宫怵于时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二十七年，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事者，悉心延揽。”光绪二十九年初正式考试时，取列一等九人，二等十八人。袁嘉谷初列二等七名，复试列一等一名。
据杨知秋介绍，此次经济特科分两次考试，先考策论时事，重在选拔学以致用之才，与常科八股取士有天渊之别。袁嘉谷将自己平生所学铺陈为文，写了一篇《防民犹防川论》，全文五千余字，见解精辟，文理流畅，又写得一手好字，深得考官赏识。特别是，此次应考者中还有已经获得状元身份的人。据此，杨知秋认为经济特元的地位，应高于普通的状元，“称袁嘉谷为状元，却丝毫没有提高他的名誉地位，而是一种贬损”。
冒犯老慈禧
袁嘉谷的学生、已故云南著名作家李乔曾回忆说，民国以前，他的家乡有一句谚语：“云南不点状元，陕西不招驸马。”袁嘉谷一下子中了个比状元还稀罕的“经济特元”，真正是“十载寒窗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云南人为此特意在昆明拓东路修建了一座聚魁楼，时任云贵总督魏光焘手书一匾“大魁天下”高悬楼上，当地百姓称之为“状元楼”。据说，袁嘉谷回云南登此楼时，电影在中国刚刚兴起，云南还专门拍了一个纪录片作为纪念。
袁嘉谷中状元之后，先任京官，入翰林院任编修、协修等，很快就显示出了他过人的学养与胆识。
1904年8月3日，是满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诞辰，尽管当时的大清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慈禧仍穷奢极欲，除将庞大的海军军费移作重建颐和园用外，还执意要大办寿诞。朝廷内外官员都挖空心思，想尽办法讨好喜欢奉承的‘老佛爷’。朝廷内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尚书纷纷奏请捐出自己的“养廉银”，聘请能工巧匠将紫禁城内各宫殿修缮、彩绘，务使金碧辉煌，焕然一新。有几个省的封疆大吏准备向“老佛爷”贡献巨金，以作寿宴“点景费”。袁嘉谷听到这些消息后，忧心如焚，彻夜难眠。当时全国许多地方灾害频繁，哀鸿遍野，袁嘉谷再三考虑，终于写出一篇《拟诗将庆贺华诞点景之费用以赈济灾民疏》，上朝时递呈太后。
没几天，一道懿旨传到翰林院，要袁嘉谷到颐和园见驾。袁嘉谷镇静自若。至颐和园仁寿殿，慈禧隔着珠帘，问袁嘉谷所奏是否属实？袁嘉谷将所见所闻，陕、甘、湖、广、滇等省频年大旱，农民卖儿卖女，逃亡他乡，饿死路旁的灾情作了一番回答。慈禧默然不语，后派人前往各省调查，果然属实。于是，慈禧不得不下旨将“点景费”作为赈灾之用，并取消庆祝七十华诞。
这件事很快在朝廷传开，袁嘉谷并不知道，翰林院学士孙家鼐及众翰林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认为太后召见凶多吉少，若有半点差错，必受严惩。朝廷上下都知道，太后不喜欢有人冒犯自己，即便是那些一品大员、封疆大吏，面见太后亦无不诚恐诚惶谨慎小心，而当时袁嘉谷只不过是个年仅31岁的新科状元而已。
同年，袁嘉谷被清廷派往日本考察学政，并兼任云南留学生监督。次年8月回国后，任国史馆协修，并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专管教科书事（局长）。任编译图书局局长期间，他聘请了包括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内的一批有学识的人在局中工作。据云南当地媒体介绍，袁嘉谷是中国教育史上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乐歌”等名词，都是当时由袁嘉谷新定的。
史书记载，袁嘉谷在学部任职时，有日本的翻译和文书人员认为，清廷翻译印刷日文教科书妨碍了他们的版权，因而提出异议。袁当场驳斥道：“中华文献在你国传诵千余年，从未听说华人向你们索取版权，你们区区教科书岂能与我国典籍可比？”日本人被驳得无言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