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旧上海百年租界期间唯一的一起“官告民”诉讼，原告是公共租界当局工部局，被告是上海滩一个没有任何官衔的富绅。原告提起诉讼事由是“侮辱西人”，以租界洋人一贯强横霸道欺压华人的德行且手中有权的优势来说，这起诉讼应该是必胜无疑。
可是，这场官司的最后结局却是原告败诉……
杨大少抨击“洋势力”
本案的被告名叫杨子京，生于一个上海开埠后在较短时间内暴富起来的商人家庭。杨子京的父亲杨嗣业，原是英商洋行的跑街（推销员）。杨嗣业非常刻苦努力，加上运气不错，十年活儿干下来，自己开了家商行做起了老板。不过，他的暴富却是在1853年之后的十年间实现的。
1853年，小刀会起义在上海爆发。上海县城被起义军占领并控制后，越来越多的居民逃往英租界、美租界避难。杨嗣业在起义发生后的次日立刻果断地把商行抵押给银行，用获得的贷款在英、美租界租下几十处房子，之后抬高价钱出租给难民，从中赚取一倍至数倍的差价。当小刀会的势力达到高潮，连洋人都看好刘丽川时，杨嗣业却预料到小刀会必败，于是一面四处放风为小刀会鼓吹，一面却利用业主的恐慌心理以低价买下一套套房子。后来，太平天国的势力也发展到上海近郊，同样引起人们的普遍恐慌，杨嗣业故伎重演。就这样，十年间他便由一个商行小老板发迹为沪上大富豪。
杨嗣业发迹后，深恐树大招风，因此就把一部分财产划到了儿子杨子京的名下。杨大少爷于是坐享其成，年纪轻轻就做起了啃老族。不久，杨嗣业因积劳成疾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考虑到自己日后离世后的遗产处置问题，便每年都把财产划一部分给杨子京这个他最喜欢的儿子。杨子京的财富逐年增多，他不思钱生钱的持续发展，而是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举凡修桥补路、舍施粥药、赈灾救民的事儿他总是积极主动，名列前茅。1871年，公共租界（1863年由英美租界合并）的中外居民增加，商贸活动日益繁荣，副食品商业随之不断延伸和发展。杨子京在南京路盆汤弄建造了公共租界第一家公共室内菜场，免费供摊贩营业。
随着租界的扩张、旅沪洋人的增多，原本就自我感觉良好的洋人的劣根性膨胀，愈加飞扬跋扈。租界内负责维持秩序的巡捕对寻常华人居民极为凶狠，常常动不动就谩骂、殴打，稍有指责便视为反抗，将人逮进巡捕房去关押，甚至随便强加一个什么罪名将人判刑后送进监狱。杨子京的一个亲戚从外地来上海，不谙路况，向巡捕问路遭到白眼后嘴里嘟哝了一声，即被巡捕挥动警棍劈头盖脸砸下，幸好这人练过武术，身手灵活，闪过后随手把警棍夺下扔在地上。此举即被视为“对抗执勤”，巡捕房当即出动中外捕探多人前来杨府逮人，幸亏那亲戚从后门溜走了才未被拿进巡捕房。不过，杨府却被巡捕闯入搜查了一遍，据说还有财物损失。这使杨子京大为愤怒，于是就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投书控告，后者对此置之不理。
杨子京中过秀才，还通晓英语，平时偶尔还向沪上几家报纸投稿。这次有此遭遇，便撰文向报纸投稿，揭露并抨击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恶行。其时他因捐资建造公共租界第一家室内公共菜场而在社会上已经小有名气，现在摊上此事，颇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报社要求他继续写稿，于是他便又对另一当时刚被旅沪洋人中的有产阶级分子流行的现象发表文章进行评论。这种现象是这样的：租界的洋人富翁都备有马车，家里养着专用马车夫。不知是哪个洋富翁想出了一个旨在取笑侮辱清朝官员的法子，定做了与清朝官员相仿的缨帽箭衣作为马车夫的专用制服，只是没有顶珠。这个法子受到了其他洋富翁的热捧，大家纷纷仿效，弄得华人官员徒然愤愤却无话可说。现在，这个现象被杨子京撰文加以评论，指出这是洋人蔑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应该反对。
杨子京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引起了社会的热议。租界当局唯恐引发骚乱，就想制止。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工董局分别向杨子京寄发了约谈函。杨子京收到约谈函后，随即又发表了第三篇文章，那是一篇短文，抄录了租界两封约谈函的文字后，写了一段话，既是评论也是通知，约请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派人于后天下午三点前往他的寓所谈话。
文章刊出后，法租界没有理睬，也没有再寄约谈函；公共租界倒是做出了反应，派了一名官员带着翻译拜访杨子京，要求他不要再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西人。杨子京说这可以考虑，不过我也要求你们西人对华人客气点。双方最后谈得不欢而散。
连出怪招回击洋人
杨子京继续写文章抨击洋人欺压华人，这时发生了对于杨家来说非常重要的大事：他的父亲杨嗣业患了重病。于是，杨子京只好放下一切事务，四处奔走为父亲找中西医治疗，还到处打听家传秘方。治了一阵，杨嗣业的疾病有点儿转机，继续休养的时候，老头子又忙开了：他想盘下四马路上的胡家宅。
父亲死后，杨子京继承了胡家宅产业，他搬迁过去后，决定给租界洋人一个下马威。一日，杨子京唤来一直给他做衣服的汪姓裁缝，说要做一件长衫。汪裁缝便要给他量尺寸，他说不必量，尺寸是现成的，长一丈八尺，宽一尺四寸，照此制作，完工有赏。汪裁缝听了大吃一惊：世上哪有人穿一丈八尺长的衣服的。穿了怎么走路啊？于是便问：杨先生您这件长衫没法穿的呀！杨子京打断道：“你别管那么多，照着我报的尺寸做就是！”汪裁缝知道杨大少爷的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便不敢吭声，按照他所说的尺寸做就是了。 没几天，这件世上独一无二的长衫完工了，汪裁缝拿到杨公馆交货。杨子京也不试穿，只是量了尺寸，表示满意，遂支付了双倍工钱。长衫做好了，杨子京开始下一步，命管家去《字林西报》刊登一则广告，“招聘西仆英、美、法、德各一人，年龄宜四十岁以下，须体格强健，面目狰狞”，言明月薪50两银子，吃住穿费用均由东家负责承担。广告刊出后，前来应聘的洋人络绎不绝。因为杨子京开出的待遇已经超出了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西捕平均月薪（44两），况且当仆人的活儿肯定比当巡捕轻松且无可能与大盗枪战打斗的生命危险。杨子京亲自面试，最后选定了四人。
汪裁缝再次出场，这回是给四个洋仆制作制服，都是西式仆人服装，背部印有跟清朝士兵服上所印的“勇”字一式一样字体和大小的国籍字样，曰：英、美、法、德。杨子京又让管家去“盛德福”买来四顶西方绅士戴的铜盆帽，给四个洋仆一人一顶戴上。这副中西式样、贵贱装束的混合组装制服，给四个金发碧眼、面目狰狞的洋恶汉穿戴上，别说做事儿，光站在面前就令人忍俊不禁，杨公馆上下无不捧腹大笑。
然后，杨子京就正式登场了。他穿上那件一丈八尺的长衫，可想而知，那衣衫的下摆会长出多少，这怎么走路呢？杨子京却有主意，他让四个洋仆每人扯住一个衣角，前后左右站好后，说声“出行”便迈步，四个洋仆随着他的步履幅度随行。就这样，亦步亦趋走出了杨公馆大门，在四马路上走了一段距离后，来到教堂街（今河南路）拐弯，前往南京路。在南京路上转了一圈，顺着原路返回四马路杨公馆。杨子京这趟出行成为上海滩的一桩新闻，所过之处，不论洋人华人，官员百姓，中外捕探都大为惊奇，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人们知道这是杨子京有意作弄洋人，纷纷起哄，拍手叫好。
次日，杨子京又带了四个洋仆前往城隍庙游览。到了豫园门前，穿上这件长衫，还是吩咐洋仆牵了衣角，亦步亦趋前行，进豫园逛了一圈后又转了转城隍庙，这才脱下衣服回家。第三天，杨子京又照样穿着去法租界转了一圈。三天下来，公共租界、法租界的那些洋人大受刺激，纷纷向巡捕房和租界当局提出抗议，说杨子京此举是“对外国侨民的严重侮辱”，要求当局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租界当局还没回过神来，杨子京又想出了新把戏。杨公馆原是有轿子供杨子京出行时坐的，养着两个华人轿夫。现在，杨子京让管家找了个木匠来把轿杠改成四人抬的，出门时让那四个洋仆抬，原先两个轿夫则改穿从戏行买来的戏台上黄天霸之类的角色所穿的黑色戏服，手持藤条，出行时一左一右在轿子两侧随行，貌似专门监督洋仆的差役。须知抬轿子是有讲究的，轿夫必须步履一致，那四个洋仆从未抬过轿子，杨子京也没让轿夫教他们，就这么抬着上街了。洋仆各迈各的步，把轿子抬得如同颠簸在波浪上的一叶扁舟，大出洋相。杨子京在里面颠得受不了时，就让轿夫代替自己坐轿，他则步行相随。
“侮辱西人”被判驳回
杨子京连出怪招，使租界洋人大为不爽。他们向巡捕房投诉，要求制止这种蔑视西人的行为，巡捕房也想采取措施。他们试图找类似“治安处罚条例”之类的章程中的相关条款来制止，却并未制定过，只好上报工部局、工董局。这两个租界最高机构不想自己先出头，互相观望。过了数日，法租界工董局行文公共租界工部局，干脆挑明：杨子京系居住在公共租界的居民，该由公共租界出面处置为妥。而公共租界这边因杨子京选择的出洋相地段以本租界居多，洋人投诉、华人喝彩的也多，真的不能容忍了，于是决定行动。
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律顾问天明律师受命代表公共租界全权处置此事，天明早在1863年6月就已受聘担任公共租界法律顾问，每年的酬金是700两银子。他认为公共租界跟杨子京的纠纷虽是小案子，不过，由于杨子京是上海滩富绅中的怪人，而且又捐资建造了公共租界首家室内公共菜场，本人还会撰文评论抨击社会现象，所以还是需要引起重视。天明律师于是决定此事如果能够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话，还是悄悄解决为好。他把这个意见端给公共租界总办韬朋，后者深以为然。
于是，天明律师就请对胡家宅有管辖权的中央捕房出面，以办理护照延长手续为名把杨子京的四个洋仆约至捕房谈话，问了问情况，觉得从租界现行治安章程来看，杨子京的行为跟违反章程一丁点儿都沾不上边，这官司如果真的开打，会审官还真没有判杨子京败诉的理由。于是，他就采取了“挖墙脚”的策略，对四洋仆说可以由租界出面给他们介绍一份新的工作，月薪不会低于杨子京给他们的每月50两银子，让他们辞去杨公馆的差使。这四位都是杨子京特地从洋人中挑选出来的恶棍，其中有两个是老兵油子，两个当过海盗，在印度服满了刑期释放后直接到上海滩来混日子的，信奉的是“有奶就是娘”的人生准则，讲究实际，要求先签约再辞杨公馆的差使。天明律师立刻给工部局打电话，韬朋总办说工部局的每一文开支都是纳税人的，招聘人员也是这样，没有董事会议通过，谁也做不了主。而这种情况下董事会议肯定不会同意安置这四人并且给予600两银子作为年薪，须知你这个工部局法律顾问年薪也不过只有700两啊！
于是，天明律师的这个想法只好作罢。次日，他又去拜访杨子京，想劝这位华人富绅停止之前的做法，说杨先生我拜读过您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佩服得很，您以后还是以写文章抨击来宣泄自己的不满吧。杨子京说那么工部局也可以通过文章来宣泄对我杨某人的不满呀！谈不拢，那就只好开打官司了。
之前，杨子京对洋人的戏弄行为，不但对旅沪洋人产生影响，而且已经引起了上海滩广大华人包括清朝政府的大小官员在内的清一色的热议，几乎都是赞赏和支持杨子京的。这对于这次公共租界工部局对杨子京的“官告民”诉讼，显然是不利的。因为会审公廨的相当于法院院长、副院长职务的最高长官会审官、副会审官全部是清朝官员，他们对这起官司的胜负走向显然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884年3月3日，会审公廨开庭审理该案。公共租界的法律顾问天明律师预料这场诉讼的结果会于原告不利，以患病为由委托其弟子李达利律师出庭。公共租界工部局韬朋总办到场旁听，黄承乙闻讯后临时决定自己亲自出场担任审判长，以控制现场局势。一应程序走下来，最后由五名洋陪审官决定被告是否违反了中国法律或者租界章程，之前被告的一中一英二位律师已经申明过，要求陪审官在作最后决定时如若认为被告是违反法律或者章程的，必须表明被告违反的是哪一条法律或者章程。而他们的观点得到了会审官黄承乙的当庭认同，这就等于把陪审官逼进了死胡同，你如果说不出被告违反了哪条，那就无法支持原告。这样，五名陪审官只有一个选择：不支持原告的诉求。于是，会审官黄承乙当场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请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