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希望克服唯 GDP 论，以更平常的心态看待经济增长的下滑。决不可片面追求高经济增长，而置资源与环境于不顾。但如果经济一直持续下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难以忽视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且城镇化进程正快速推进。这些都需要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速为新增劳动力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如何?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是资源浪费的表现，对中国这样一个亟需改善民众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仍低于其潜在的能力，那么如何把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分析人均收入与经济增长率上限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当下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所对应的可能的增长率上限。分析中国自 1992 年以来人均收入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试图对中国近期的增长率提出一种预测参考。分析经济基数与增长率的关系，试图纠正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经济基数大了增长率就必然会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市场分析，侧重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最后，对经济增长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较低时，存在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至少表现在五方面：一是市场潜力巨大，低收入国家的民众有很多高收入国家已满足的需求尚未满足;二是技术可通过从发达国家引入和模仿来获得，从而可避免自主开发所要承担的巨大成本、风险以及所需要的时间;三是生产要素的价格普遍较低，尤其是缺少国际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及一些自然资源等;四是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而城镇化可带来大量需求，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五是受资源环境的约束较小，因为这时民众的环保意识通常较弱。这里不是肯定发展中国家忽视资源环境追求经济增长，而是解释这是一个可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这些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可使得这些低人均收入国家具有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从而保持较长期的快速经济增长，如中国的经验。
但低人均收入国家往往也是问题国家，可能国内政治腐败，各种社会问题错综复杂，民族宗教冲突严重，民众受教育水平低，资本积累不足，基础设施严重欠缺，科学技术落后，等等。因此，低人均收入国家获得快速增长只是一种可能，实际的经济状况可能相当糟糕。由此我们判断，经济增长率在低人均收入国家中会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从统计上来说，低人均收入国家群组增长率的方差会比较大。相反，人均收入高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上存在内在的劣势，有五方面原因：一是国内市场有限，以现有技术所生产的产品已比较充分地满足了市场需求;二是需要重大创新才能大幅拉动经济增长，而重大的创新并不可能总在发生，而在创新相对停滞的时期经济则缺少热点;三是生产要素成本高，尤其是劳动成本;四是城镇化水平普遍较高，城镇化已难于带动经济增长;五是不可能以高资源环境代价实现高经济增长，因为高收入国家的居民对资源环境的要求愈发苛刻。
因此，一般来说，人均收入高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只有在出现重大创新时才比较容易出现较快的经济增长，比如美国上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以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带动的经济增长，但增长率也还是有限的，不能和同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相提并论。从统计上来说，高人均收入国家群组增长率的方差会比较小。中等人均收入的国家群组增长率的方差自然介于高和低人均收入国家群组之间。中国的地方政府一直存在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冲动，这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利益相一致。发展地方经济同样需要资本和劳动。在中国，资本更为稀缺，而劳动更为过剩，尤其是体力劳动。就广大劳工大众来说，并无实际的民主选举权，工会在维护工人利益上实际作用也相当有限。
这样，劳工大众既难以通过民主选举约束地方政府并通过地方政府有效约束资本，也难以通过工会力量直接约束资本。如此，就成为经济上和政治上双重弱势群体。相反，资本可通过投资从而 GDP 约束地方政府，通过雇佣权直接约束劳动，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双重强势地位。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上的对比使得地方政府有意或无意更多地和资本结盟，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劳动阶层的利益，是导致中国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重要的政治原因。本来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难以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从而难以长期维持。但中国是一个特例，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高投资和政府支持下的高出口解决了过量生产的市场问题，结果难免是政府巨量的低效率投资和巨量未用于消费的外汇存款。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过去长期的高增长有并没有充分惠及普通民众，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近年来，中国一直试图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增长，而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但效果一直不彰。根据以上分析，必须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以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其要点就是增强广大劳工大众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包括给民众更多更实际的选举权和提高工会的独立性从而可更有效地维护工人的利益，由此可通过其自身的力量更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和资本，使得政府更多地在利益冲突的劳资之间采取平衡的立场，由此推动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从而提高劳动的工资收入，由此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