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生活写作是一种突破传统文体界限的关于个人经历的写作方式或文体。二战后，社会的进步给予了澳女性作家前所未有的创作空间，她们渴望更自由、更真实地言说自我，生活写作逐渐成为澳女性文学的一大主流。研究二战后澳女性作家生活写作对研究澳女性文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生活写作 叙事 主题 身份 形象
生活写作（Life Writing）是一种关于“自我”或“个人”的写作，基于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却不等同于自传，因为它突破了自传、他传、虚构小说、甚至还有其它文体的界限。有人把它理解成一种文体，也有人把它看作一种写作方式。
二战后，澳大利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进步带动了精神领域的发展，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运动的浪潮也蔓延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女性的生活和思想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女性文学迅速发展，涌现出大量的名篇佳作。潘・吉尔伯特认为：六七十年代之交是个分界线，是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与女权主义的“公元前与公元后”。[1]澳大利亚女性作家不再满足于传统文学的主题和叙事方式，也不赞同传统文学对女性身份和形象的构建，她们渴望通过写作更好地言说自我、反思自我和定义自我，生活写作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因而在澳大利亚女性作家中间广泛流行。斯内亚・古纽甚至激进地认为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的女性写作就是第一人称的自白小说。[2]那么澳大利亚二战后女性生活写作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一.叙事特点
叙事是对一件事或一系列事件有组织，有顺序的呈现。叙事既是表现意义的手段，也是创造意义的途径。
从叙事手法来看，澳大利亚女性生活写作大多采用传统的叙事手法，即按照自然时间发展来安排情节和人物，如《光中之屋》、《在珊瑚上跳舞》、《丘比特娃娃》、《斯拉德布罗克梦幻时光》等等。然而这种传统的手法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经历的一一罗列，其中存在着取舍、排序和详略处理，进而影响到文本中事件之间的轻重关系和因果关系。也有少数女性作家为追求小说叙事的新颖性，摒弃了传统的叙事结构，而采用各种后现代主义叙事手法，构造出立体的多层次的文本结构、扭曲的错乱的时间空间和近乎畸形的人物形象，这种现实与超现实结合的叙事使她们笔下的过去呈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面貌，例如伊丽莎白・乔利著名的生活写作三部曲《我父亲的月亮》、《幽居烦躁症》、《乔治一家的妻子》。
从叙事真实性来看，凭借语言所认识的“过去”仅仅是语言构建的过去，并不等同于过去。“‘故事’一词本身就在提醒读者一个事实，即无论叙事多么吻合事实，小说化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3]从内在看，“那一刻的身体已不可触及。不仅仅是因为它已在我们内心被遗忘……而是因为对它本身的理解已经改变了”。[4]从外在看，叙事者所处的环境已经改变，而“我们的社会文化语境极大地决定了我们如何将‘原始经历’改造成叙事”。[5]因此，尽管事实不容改变，在后现代主义感性认识中，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其它形式的记忆都是可再生的和可修改的，因此也是可塑的、可锻的、零碎的、容易出错的。
从叙事角度来看，澳大利亚女性作家在进行生活写作时常常通过巧妙地切换叙事视角，或通过有意识地变换叙事人称，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剖析人物内心世界。作者、文本中的说话人和文本中的角色可能重合，也可能剥离，或者时分时合。作者总是通过叙事角度、焦点和方式的变化，控制着对情景和事物面貌的展现。例如《光中之屋》中，作者不断在贝儿、索非亚太太、瓦娅、索妮亚、邻居等人之间切换叙事角度，从而揭露人物的心理历程和人物之间的矛盾斗争，展现事物的不同面貌。
澳大利亚女性生活写作叙事往往还呈现出一种流动性和无条理性。生活本身就不是有条理的，它日复一日琐碎地发生，无声地影响着我们，经年之后才会被不同的人品味出不同的意义，它的意义并非是在某个高潮时刻突然爆发。在澳大利亚女性生活写作中，“父性的声音”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母性的声音”，即一种“对话式的、罗列一切的，故事性的、不准确的、不清楚的、不精细的、有限的语言”。[2]女性作家用一种新的声音去展现她们所看到的日常的、琐碎的、不引人注意的存在，将一块块碎片摆拼在一起，组成她们眼中的生活。
二.主题特点
正如斯彭德所说：一旦女性写作形式开始出现，她们毫无疑问地就会对很多女性关注的问题产生兴趣。[6]女性特有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体验决定了女性一般更加关注家庭和个人事件、关注细节、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活跃于二战后澳大利亚文坛的女性作家凯特・格雷维尔声称“我从事创作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想写我自己的经历，也就是我们这一代女性的经历……彷徨和不确定……愤怒……”[7]
1.对私人生活和细节的关注。传统的社会分工和传统的女性角色定义，以及两性本身的生理差异造就了两性之间的心理差异，这种心理差异必然投射在写作中，即女性更多地关注的是非政治性的家庭和个人事件。二战后，尽管大多数的澳大利亚女性都迈入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场所，但小说中的她们却似乎仍然停留在家庭生活中。女性作家往往并不关心统一的、公共的历史进程，而更愿意写作某个地方的个人历史，她们注重生活中的细微情感和体验，热衷于细节的展现。在《桉树的芳香》、《丘比特娃娃》、《在珊瑚上跳舞》以及其它许多女性生活写作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对颜色、声音、味道、形状、感觉等方面的不厌其烦、细致入微的描写。
2.对隐私和禁忌话题的关注。相较于男性，女性作家似乎表现出更为强烈的自我言说的冲动，二战后女权主义的兴起给予了女性作家说话的权利，她们试图通过探讨女性的身体、欲望等隐私和禁忌话题来对抗传统父权文化，摆脱身上的桎梏，她们肆无忌惮地谈论过去不敢触及的话题，如性、吸毒、同性恋、扭曲的心理等等。例如，《那一切虚假的教诲》、《银鬃马》和《孤独》这三部澳大利亚著名的描写女同性恋的作品都在这一时期得以出版。而在《银鬃马》出版之前，“澳大利亚小说几乎从不触及女人之间的强烈情欲和情感”。[8] 三.对女性身份和形象的重新建构
澳大利亚的历史始于殖民和入侵，这也造就了对男性气概、对丛林冒险、对民族主义神话的崇拜，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主流文学都带有极端的男性化的色彩，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澳大利亚文坛一直都是男性的天下，女性作家处于边缘地带，不得不按照男性设定的规则和范围进行写作，被迫表现“正常的”或“理想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本质上不是独立思考的主体，而仅仅供男性观赏和评判的客体。男性对女性的观察和兴趣始终停留在其外部，对女性内心世界往往只有一些主观的、肤浅的、片面的理解。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9]
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澳大利亚女性作家努力摆脱父权文化对于女性形象和身份的规定，渴望不受束缚地展现真实的自我。生活写作恰恰给予了她们这种自由，女性作家通过写作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将女性从无声的客体转变成说话的主体。为了重新构建一个对女性身份和形象的非父权化的表达，女性作家纷纷公开谈论曾经被父权文化漠视、否认、厌恶或禁止的话题，表现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女性不再是供男性欣赏或评判的“第二性”，女性作家打破了父权文化勾勒的女性轮廓线，深入到轮廓里面的世界。女性生活写作更多关注的是表象下面的真相――那些曾经被父权文化视而不见或者扭曲的真相。她们甚至好像有意将目光投向“丑陋”的那部分现实，企图以此作为武器，来破坏旧规则，为新规则的建立开拓空间。在澳大利亚女性作家的生活写作中，没有了被简化为“天使”或“魔鬼”的女性，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现实生活中有着这样或那样缺陷的平凡的女性，正是这些女性和男性一道创造了人类的历史。
四.结语
二战后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进步使澳大利亚女性作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肯定，通过生活写作，她们以女性独有的视角和叙事手法展示自己的世界，塑造新的女性身份和形象。研究二战后澳大利亚女性作家生活写作对研究澳大利亚女性文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都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正发.“她们自己的文学”――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小说发展述评[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87-91.
[2]Whitlock， Gillian. Graftworks： Australian Women’s Writing 1970-90[A].Ferrier， Carole （ed.）. Gender， Politics And Fiction （2nd edition）[C].Queensland：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2.238，243.
[3]Chatwin， Bruce. What am I Doing Here[M].London：Jonathan Cape，1989.xi.
[4]Malouf，David.12Edmonstone Stree[M].Harmondsworth：Penguin， 1986.64.
[5]Singer，Jefferson A. Narrative Identity and Meaning Making Across the Adult Lifespan：An Introduc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2004，（7）：442-443.
[6]Spender，Dale.Writing A New World：Two Centuries of Australian Women Writers[M].London： Pandora，1988.3.
[7]Grenville，Kate.Bearded Ladies [Z].Brisbane：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84：7.
[8]梁中贤.伊丽莎白乔利小说的符号意义解读[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63.
[9]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 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