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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公社体制时期
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推动下，农村相继出现"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紧接着建立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农村基本的管理制度，影响农村社会20多年。这是建国后江西农村和农业生产发展最为曲折和艰难的时期。
一、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全省农业大跃进运动
江西各行业的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大跃进首开其端的。大跃进是一场主观上期望在土改和农业合作化的生产关系变革之后，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运动。对于刚从土改与合作化中获得利益，并且急欲发展农业生产、改变贫穷面貌的农村干部群众而言，"大跃进"也是一个十分新鲜的字眼。它们构成了大跃进出现的最初基础。
2、全省人民公社化运动
就在浮夸风正猛之时，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冀、豫、鲁等农村、发出"人民公社好"的赞誉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当即遍及全国农村。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场不顾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超越现实地人为地急速改变所有制、改变生产关系，剥夺农民本来具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运动。运动及公社体制最为明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它在理论上以尽快消灭私有制为目标，在实际操作上以传统的一口气"均贫富"为手段，"大"由"拼"而形成，"公"由"平调"而聚集，大中出公，公中出共，大公相济，共产风盛。在拼"大"过程中，"原来小社所有的一切公共财产，应该全部转归公社所有，多的不退，少的不补，不得分散、隐瞒和浪费掉"
(4)，实行贫困社与富裕社"一气合成"，不论大社小社、不论财产多寡，贫富与共，贫富无异。这就抹煞了原高级社时期各社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差异，改变了各社一切公共财产的所有制，加之在急迫、粗糙运作中的无限扩大化，以致推到不允许私有、乃至消灭私有的极度，把原来允许社员保留一些的家畜、家禽和屋后房前的零星树木一类也列归公社所有，甚至把社员群众日常生活必需用品一类的锅盆碗盏、板凳桌椅，所谓"除了老婆和个人身上衣物外，其他一切都要归公"。"共产风"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侵犯了农民的个人利益，势必引起农民的恐慌，造成农村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领域的混乱。"共产风"、"浮夸风"和干部作风上简单粗暴的瞎指挥与强迫命令风等农村"五风"，加剧了"农业大跃进"形势的恶化和人民公社初期农村的混乱。
公社化后，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曾一度抑制了农村中恐慌与混乱的情绪，但同时又把"共产风"刮得更加持久。供给制集中体现在与农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并行的"生活集体化"上--建立"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的农村公共食堂。据1958年11月的统计，全省办起18万多个农村公共食堂，把占总户数93%的农户人口的吃饭安排进去，成为供给制的主要渠道。多少年来，农民一直为养家糊口的吃饭问题所累，如今一下子得到解决了，因此开办之初，贫苦农民大都持拥护态度，恐慌情绪暂时得到平息或抑制。但是，时隔不久，虚不抵实，建立在浮夸增产基础上的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了几个月就难以继续，寅吃卯粮的现象突出，各地农村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端暴露，不仅粮食浪费很大，农民生活很不便利，劳动生产积极性开始低落，公共食堂也迅速自行萎缩。1959年，江西农村公共食堂减至10.8万个，比上年减少近8万个。群众要求停办的呼声不断，引起省委领导重视。邵式平、刘俊秀等省领导亲自调查，决定停办。1961年8月，省委向中央要求全面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得到赞同。同年下半年，全省农村食堂尽数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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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江西农业
二、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江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从1961年至1965年，江西农村人民公社进入整顿与建立各项管理体制的阶段。这同样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江西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上下结合摸索与创制一种旨在能够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意愿，以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使农业生产得以较快恢复，人民公社从严重的经济困境中走出来，步入人民公社时期第一个、也是唯一较为稳定的较好发展阶段。
1、全省人民公社的规模与权限
与此同时，全省对公社内部各级的权限，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下放权力；三级核算，各负盈亏；劳动物资，等价交换；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8)。至此，公社体制大体定形。
2、小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
一是基本劳动日和个人底分制。其办法为：由全生产队劳动力共同参与民主评定每个劳动力每月的基本劳动日数量即出勤天数，同时给每个劳动力评定劳动日的底分，使每个劳动力"心中有数"出勤一天的价值；对基本劳动日完成与否，则实行奖超罚少，年终兑现。这种办法以后，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农民觉悟水平上的差异性，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一年一种劳动底分，就有可能出现挑轻怕重、出工不出力的不尽其能的行为，于是进一步改进为多种底分制，对同一劳动力的劳动日底分，根据其对不同农活的熟练程度和技术高低，评定多种底分，或按农活项目与季节性区别具有的劳动强度不同而调整底分，以避免重活、难活没人愿意干，轻活、易活争着抢着干的现象发生。当时把它叫做"底分活评"或"底分活记"。
二是生产作业组制度。具体做法是，在生产队内部将所有劳动力划分为几个作业小组，连同队里的田亩、耕牛、农具"固定"给小组，对作业组实行包工分、包产量与包成本，凡完成三包任务的予以奖励，未完成三包任务的，按所占比例赔减收入。这种"四固定三承包一奖赔"的作业组带有"小小生产队"或"队中队"的成份，几乎把生产队基本核算的主要成分都包括进去了。只有对上对外还是以生产队的统一名义，如卖余粮、送公粮、抽调义务工等。实施一段又从实际出发有所变动，如根据生产季节和对劳动力要求的不同，由生产队确定组成一种临时作业组，也叫季节性作业组，比如春插、夏种、秋收与冬种，特别是夏收夏种的"双抢"时节，由于时间紧、劳动强度大、季节条件差等因素，更需要有强壮、耐劳、肯干的劳动力，一般都以专业性作业组的形式，从各常年作业组调配劳动力组成，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生产作业任务。三是小段包工制度。主要是对某些不适合或者不需要集体操作的零星农活，采取划地分段，按其农活量多少与强弱预先确定需要的劳动时间与分工，包到农户或人，完成后记工，叫"小段包工"。
四是按件记工制度。主要在集体工副业的生产范围内采用，即按工副业某项生产项目的产量、质量与成本以及所获得的效益，记工计酬预定给生产者个人的办法。这就使农民个人有较大的自主性与自觉发挥能力的内驱力。一般地说，从工副业获得的报酬要比单纯地在农田里" 为集体干活的农民收入要高些，而劳动强度上也不尽相同，因此愿意搞工副业的人多，但大都安排一些稍有文化或稍多灵活性的农民去担当。
3、"三农"状况的改善
自1961年起，江西在实施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三农"中的突出问题，增强城乡各行各业对农业支援的力度，使"三农"状况较前期大有改善。
（1）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2）农民生活有所改善
（3）农村社会经济的某些起色
在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农民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时，江西农村社会经济出现某些起色，比较明显的有二：
农村集市贸易中商品交换恢复与逐步活跃，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拓宽了渠道。如农村各地"圩日"恢复成市后，农村商业活动增加。据1961年底统计，全省有农贸集市1863个，集贸总值达1.34亿元，是1958年的4倍多；以后各年又逐步增开了农贸集市，集贸总值也逐年增加，至1965年底止基本上恢复到大跃进前的水平。根据1961年10月，江西省委关于农村集市贸易试行管理办法的规定，生产队生产的农产品，除国家统购统销和定购的物资以外，准许其他物资进入集市出售，"农民家庭副业的手工业产品也可以在集市出售"。这些，虽然主旨在缓和当时物资供应紧张状况，但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商品率的上升，注入了新的因素。上述规定执行一段时间后又渐次放宽，社员在自留地、开荒地生产的粮食、油料等产品也在集贸市场出售，突破"统购统销"或"定购"的范围，即完成了购销任务后的多余部分也可以进入集贸市场。这样，反过来又为统购物资增加了渠道。原来完成统购统销后增加购销部分很难得手，现在集市交易得来利索，农副产品购进总值大增。据商业、供销部门的不完全统计，1965年全省农副产品购进总值比1960年增长63.7%。虽然这里主要是集体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结果，但也包含农民在集体之外所进行的农副产品生产量增加较多的因素。
4、困难年代对国家的贡献
尽管如此，江西仍是承担国家粮食调配任务的一个大省。在国家计划和中央领导人的要求下，省委、省政府面对本省十分严重的经济困难，一方面果断地采取各种紧急措施，带领全省人民，努力恢复与发展受到损害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指导思想，克服本省的实际困难，顾全大局，继续承担历来肩负调粮出省的重任。在那三年里，全省上下响应党政号召，坚持"瓜菜代"，"勒紧裤腰带"，节省粮食油料，满足调出之需，帮助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人民度过缺粮难关，支援城市建设。据统计，三年困难时期全省累计调出粮食43．5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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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调粮食居全国第二位，还调出食油、生猪以及大批量的家禽、鲜蛋等生活物资，供兄弟省市上市，为国家缓解粮食困境作出了重大贡献。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特别是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有数以千万计的、离乡背井来赣乞讨的灾民。省委、省政府怀着"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江西境内，一律要给他们饭吃"的深情大义，在省内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开设粥棚，先后帮助灾民数百万人次。
时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的赵发生，对江西给国家的粮食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在解放后国家粮食比较紧张的头30年中，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都为全国的粮食调拨作出过巨大贡献，其中以江西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江西"每年至少向国家调拨8-10亿斤粮食，包括在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三年里"，"1961年，江西人民克服困难，仍外调了15亿斤粮食"；"别的省粮食是有出有进，惟有江西是只出不进"，"只有江西是个'不倒翁'"。因此，他深情地指出，江西坚持调出粮食救助全国，"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是了不起的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江西人民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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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发生的论述，不仅说明了江西在我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年中，以赤子之心为国解困的基本事实，而且证明了在1980年前国家粮食长期紧张的30年中，江西不间断地调出粮食支援兄弟省市，在粮食上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
三、"文革"期间农业的曲折发展
1、"左"倾错误政策的严重影响
1968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农村混乱的社会秩序有所改变，农业生产基本上得到维持。但错误地批判1960年代初期对农村政策的正确调整，改变农村生产关系，"一平二调"，在农业生产和村镇建设上不切实际地搞"一刀切"等做法，为害不小。
2、农业政策的微弱调整
再次，对农村分配政策有所调整。提出从积累、口粮分配、劳动管理等方面，注意解决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超支户多、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 义等问题。提出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多种经营、林业生产、农林垦殖场、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政策调整。
3、农业生产的缓慢发展
四、人民公社体制的取消
1、农村管理体制的变更
1978年5月，省委注意到人民公社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13日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草案）》（简称十八条）中，省委要求各地继续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认真搞好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
实行集体生产、集体分配的人民公社体制，与现实的落后生产工具、生产条件，其实形成的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引发的是一些难以解决的弊端。刘俊秀1981年
5、6月间对江西农村实际情况的调查，对公社体制引发的一些弊端有所陈述：一是农村贫困落后面比较大，集体经济薄弱，群众温饱问题未能解决，还倒欠一身债，对依靠集体丧失了信心。二是不少生产队经营管理紊乱，问题较多。劳动大呼隆，分配一拉平，投资不计效果，多劳不能多得，分配不能兑现，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三是社员负担重，再加上某些干部多吃多占、贪污挪用和强迫命令等不正之风，严重地损害了群众的经济利益，影响了干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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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虽然他的调查着重说明的是农民要求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原因，事实上涉及的是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问题。
2、公社体制的历史影响
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在我国农村存在了20多年，是持续时间长、影响大的一种农村社会经济制度。
公社制度的影响由其基本特征所决定。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第一，集体（公社、大队或生产队）占有农村所有生产资料，农工商学兵统于一体，"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农业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经济组织，又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第二，实行高度集中的集体统一经营制度和劳动管理制度，一切农业工作，由生产队、大队或公社集体统一组织、经营，所有乡村劳动力也是实行统一管理、调配。第三，实行单纯的计划管理体制。在生产上，包括农产品种类的种植、地点、时间、数量，国家实行指令性计划，各级干部的主要任务是落实计划，催种催收。在产品流通上，实行完全的统购统销制度，几乎所有的农、副、林、畜产品都需要按指令性计划由国营部门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第四，实行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生产经营。第五，实行过度平均化的"大锅饭"分配制度。其分配形式是"工分制"，不按劳动成果大小进行收入核算，而是平均分配，基本上以差别不大的工分制决定劳动报酬，以人口数平均分配基本口粮。具有上述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其影响是双重的。
注释：
(6)《当代江西五十年》，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7)参见《江西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8页：《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变动表》
(10)参阅《江西农村统计年鉴》1989年，第22页、第165页。
(1
2)参阅《江西省情汇要》2-24页：《历年农业劳动力数》表。
(1
4)杨佩瑾著：《杨尚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420页）记载，江西外调粮食1959年13亿斤，1960年15．5亿斤，1961年15亿斤，三年总数为43．5亿斤。杨尚奎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当代江西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所记24．37亿公斤，似为1961-1963年数字。
(1
6)即以思想革命化（一化）带动社社队队公路化、耕地园田化、灌溉水利化、良种矮杆化、养猪糖化饲料化、运输车子化、村边路旁绿化（七化）。
(1
7)参见《当代江西五十年》中的文革部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