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洛阳是中国建都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文物遗存十分丰富，是全国著名的四大文化片区之一。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域文化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和中华文化的重要根脉。开展洛阳学研究，既是弘扬和发展河洛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要举措。在洛阳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立并叫响洛阳学正当其时。
关键词：洛阳学；地方学；河洛文化；文明源头；包容文化
在国外，地方学被称作“地区学”（regionalscience），是20世纪60年代才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美国学者马纳斯・查特杰认为，地区学是“研究人与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形态以及人适应物质环境的方式和能力的学科”①。地区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该地区从古至今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国外的汉城学、伦敦学、罗马学等地方学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我国，敦煌学、徽州学等地方学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学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兴起，并迅速形成研究热潮。洛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有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而且在中原城市群建设和构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总结洛阳城市的发展演变规律还是推进洛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完全有必要开展洛阳学研究。
一、我国地方学研究的兴盛
从中国知网2015年年底以前的统计结果来看，出现在以“篇名”作为搜索项中的以城市名称冠名的地方学，有北京学、上海学、天津学、长安学（一名西安学）、重庆学、成都学、温州学、泉州学、潮州学、徽州学、吐鲁番学、敦煌学、邯郸学、武汉学、鄂尔多斯学、玉门学等十几种。
从文献基础来看，徽州学、吐鲁番学、敦煌学等地方学研究起步较早，且都以新发现的大批文献及其他研究资料作为学科基础。以徽学为例，徽学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学术基础是那些不少于40万件的徽州文书档案。徽州文书档案，被称为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五大发现”②。当然，徽州学的文献基础还有着大量的徽州典籍，它包括丰富的徽人著述，齐全的徽州府志县志；众多的徽州谱谍；众多的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和馆藏文物；以口述和演唱形式保留下来的徽州无形文化遗产。
除徽州学、吐鲁番学、敦煌学以外的多数地方学，大都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才逐渐出现。从这些城市的文化底蕴来看，也可细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古代文化较为兴盛，如西安学、邯郸学等；二是在近现代城市地位非常突出，如上海学、武汉学等；三是特色较为明显，如泉州学、潮州学等。此外，北京学因其古代文化的兴盛和现代化的高度发展可归为复合类。
1980年，上海历史所和上海史研究会举行了多次会议，征询各界人士对于上海研究的意见。7月份的会议上，上海学术界讨论成立上海史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约研究员江闻道先生提出上海学的问题，并从西语“学”的字源，称之为Shanghaiology。他认为，上海史研究是一门“上海学”（Shanghaiology），很值得下功夫把它搞好。③1986年，在唐培吉教授主持下，上海大学成立上海学研究所，并举行了“首届上海学研讨会”④。几十年来，上海史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如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特别是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5卷本《上海通史》，将上海学与上海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全书600多万字，是迄今海内外有关上海史的著述中规模最大者，涵盖考古资料、文献档案资料、政府文件、方志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1994年，北京研究学者陈平原提醒学界要注意“北京学”，并“预感到‘北京’作为学术课题的‘伟大意义’”。⑤1998年1月，北京联合大学成立北京学研究所，并在1998年6月3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2005年4月，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举行的揭牌仪式上，北京学研究所与北京学研究基地合为一体，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委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十几年来，该基地共开展了100多项研究课题，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清史》图录・北京及周边地区清代建筑遗址图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首都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国家级课题，以及“支撑北京郊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产业与环境战略研究”“北京宗教文化研究”“北京名人故居调研”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⑥
2000年春，在《人文杂志》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专家学者提出“长安学”的概念。2007年，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在“西安碑林与碑刻研究的历史与文化空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建立“长安学”的构想与期望。2008年11月，受教育部“211”重点学校工程重大项目委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设计和实施的“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课题，在西安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全国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就“长安学”“长安文化”的学术界定、内涵、外延、研究方法及发展前景等问题的讨论，标志着长安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⑦
以城市名称命名地方学往往是以省、市级行政区划作为研究坐标。因而从理论上讲，有多少个城市就可能有多少个地方学，而且其数量也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变化。然而，地方学研究的可持续性主要是以这些地方学研究能否持久开展作为重要参考指标，因而我们提出一种地方学，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其能不能持续地存在下去，而是对这种学问的研究能不能持续深入下去。否则，这种地方学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对这个城市的文化发展也很难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二、洛阳可以有“学”
1.洛阳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也就是说，从《史记》所称的黄帝时代，中国就进入了文明社会。黄帝时代包括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前期。而仰韶文化则是位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文化，因1921年首先发现于古洛阳辖域内渑池县的仰韶村而得名，它由裴李岗等文化发展而来。仰韶文化已经是一种定居的农业文化，其时已处于父系氏族社会。仰韶文化历时2000年之久，被视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对后来的华夏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沿洛水之北自东向西30公里内，现存城址有夏都斟二里头遗址、商都西亳偃师商城遗址、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及隋唐洛阳城遗址，人称“五都荟洛”。⑧都城遗址分布之密集，联系之密切，时间跨度之大，均为世上所罕见。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夏文化，而夏代是中国国家的开端。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洛阳是中国文化的多重根脉
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是河图洛书，而河图洛书出现于洛阳。伏羲依据河图画八卦，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河洛文化的滥觞。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绎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源头。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周易》和《洪范》两书，在汉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在民间流布广泛的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学，皆可追源至此。
“中国”一词的出现与洛阳城的营建密切相关。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早期成王时的青铜器何尊。其内底铸铭文记载了成王在其亲政五年时，于新建成的东都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的训诰，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于洛邑，即“余其宅兹中国，自之V民”⑨，与《尚书・周书・梓材》《逸周书・度邑》《诗・大雅・民劳》等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记载相互印证，起到了证实补史的作用，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⑩同时，“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出现，意义重大。
周公制礼作乐，是在洛阳完成的，这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后来孔子不远千里，从鲁国到洛阳“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B11，并在老子及其弟子的接待和陪同下，参观了东周图书馆，参观了王城的王宫殿堂，对老子产生了深深的崇敬，赞美老子的学问像龙一样高深莫测。《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论礼之语，其中有四处皆说闻诸老聃。不言而喻，孔子在周公思想的基础了发展的儒家学说，受到了老子思想的重大影响。
佛家学说首传于洛阳。东汉永平七年（64），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梦见金人，遂派大臣蔡音、秦景等10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于永平十年（67），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还洛阳”。B12次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白马寺也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中国第一古刹”。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开始开凿龙门石窟，并大建寺院。北魏太和二十年（496），西域沙门跋陀首创少林寺。神龟元年（518），“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B13。这些佛教建筑雄伟华丽，诚如《洛阳伽蓝记》序中所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都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争写天上水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永初年，洛阳佛寺达到1367所，其中最为壮观者为永宁寺。永末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迁都邺城，洛阳的寺院虽有不少迁往邺城，但洛阳在战祸之余仍有寺院421所。B14
道家学说诞生于洛阳，纵横学家的代表人物苏秦是洛阳人，魏晋玄学兴盛于洛阳，宋明理学初创于洛阳，等等，这些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再赘述。
3.洛阳是中国早期对外交流的核心地区
东汉时洛阳广阳门外有胡桃宫，另有蛮夷“置邸以居”的“蛮夷邸”，B15中外交流十分频繁。北魏时，又在城南地区新辟四夷馆、四夷里，以接待四方来客：“永桥以南，圜邱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B16
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其时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由于受到东汉的强烈影响，这几个国家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东汉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早在西汉时，居住在日本岛上的倭人就通过朝鲜半岛与汉朝有了交往。东汉时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刘秀遂以“汉委奴国王”金印相赠。B17这颗于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崎村出土的金印，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后汉书・安帝记》载：“（永初元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永初元年即公元107年，这是倭国使者第二次进入洛阳。后倭国发生内乱。大约至二世纪末，卑弥呼为王，又称为“大倭王”。曹魏统治时期，卑弥呼于景初三年（239）六月遣使入洛，魏王朝十分重视，特发诏书，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授予倭国使者官职，赐予他们厚礼。并在倭国使者回国时，由带方郡太守遣建中校尉梯y回访倭国。这是史载中国使者第一次访问日本。《晋书・惠帝纪》记载“东夷十七国、南夷二十四部并诣校尉内附”，可知日本许多小国都曾到洛阳朝贡。隋唐时期，日本使者亦多次入洛，其中大业三年（607）日本著名使者小野妹子“入洛”，在其所呈倭王致隋炀帝的国书开头即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B18，这表明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又开新篇章。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欧洲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东汉时，联系更为密切。西域诸国于“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于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B19。明帝时，以征伐北匈奴，始置西域都护。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平定西域，并于永元九年（97），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穷临西海而还”B20，即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甘英这次出使，虽然没有直接开辟与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出东汉要与欧洲建立关系的愿望。延熹九年（166），大秦商人来到中国，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据记载，和帝永元六年（94），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译献犀牛、大象”B21。永元九年（97），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回赠以金印。安帝永初元年（120），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B22，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4.洛阳在中国民族史和移民史上地位独特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的永嘉之乱，五胡进入中原，晋室南迁。中州士民随之南下者甚众。《晋书・王导传》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B23其后，唐代安史之乱、唐末与五代乱世、宋室南迁之时，黄河流域都有大批汉人南迁，并与南方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汉民族的一支特殊民系――客家民系。今天，客家人仍自称为“河洛郎”，从福建迁往台湾的闽南人称自己所说的方言为“河洛话”。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穿汉服，改用汉姓，使洛阳所在的河南郡成为中国多个姓氏的著名郡望。这在中国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中意义重大，在中国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5.洛阳文化具有鲜明的包容性特征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B24。夏商周三代，洛阳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三代的都城也多次设在洛阳及其附近。
西汉文帝时始建太学，汉武帝时大兴太学，但直到王莽执政时，始“为学者筑舍万区”B25。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太学生出身，深知太学的重要性，所以在天下干戈未休、宫室未饰之时，便先建太学，置博士祭酒等职，并经常亲临太学，使太学成为有校舍有组织有教师有领导的教育机构。太学所学经学，西汉武帝时只设有五经博士，到东汉时则立有十四博士。因而清代学者皮锡瑞称东汉为“经学的极盛时代”。B26
东汉以后，佛教进入中原，西域商人纷至沓来，洛阳成为商业兴盛之地。洛阳的胡人聚落亦所在多有。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人口迅速增加。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到北魏进入中原的西域商贩：“自葱蛞盐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B27仅洛阳的胡商即有3000余家。
洛阳文化的先进性促成了洛阳文化的包容性。《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了南朝萧梁使者陈庆之出使北魏回国后的感受：“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复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从中可知，在西域佛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等的相互激荡下，各色人等在洛阳交错而居，呈现出一派和谐共处的局面。
三、叫响“洛阳学”正当其时
洛阳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巩固提升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地位，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洛阳的知名度，而叫响“洛阳学”就是一项重要举措。
“中华圣地，千年帝都，丝路起点，牡丹花城”是对洛阳历史文化特色的高度概括，而“中华圣地”则是对洛阳最本质、最核心的定位。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而河洛文化又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因此，中华文化的复兴，首先是河洛文化的复兴，而开展洛阳学研究，无疑是传承弘扬河洛文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多元文化矛盾和冲突的背景下，需要各参与方的包容，要达到和谐共赢，洛阳的包容文化可资借鉴。从包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这个意义上来说，迫切需要倡导和建立“洛阳学”。
近些年来，洛阳市有关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都非常重视并积极推动洛阳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在洛阳市有关部门的筹划下，多次商讨成立洛阳学筹备会。与此同时，基于洛阳在河洛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在洛阳召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洛阳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洛阳师范学院、河南理工学院、河南科技大学等研究单位和高校都有一批研究洛阳的学者，为洛阳学的筹建和洛阳学相关机构的成立提供了人才基础。前几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洛阳市的有关研究人员，一并对洛阳的相关研究资料进行了整理，为洛阳学的筹建准备了丰厚的学术基础。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洛阳，在建设“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开展“洛阳学”研究，可以说是适逢其时。
注释
①张广照、吴其同：《当代西方新兴学科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58页。
②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上海文化界人士谈上海史研究（发言摘要）》，《上海史研究通讯》1980年第1辑。
④曾军：《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学术界》2011年第12期。
⑤陈平原：《蓄意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⑥张妙弟：《北京学研究十年回顾与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⑦李强：《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与长安学》，《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⑧安锋：《中原“帝都之根”文化体系的重构――以洛阳为例》，《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⑨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⑩如：《尚书・周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B11《孔子家语》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2《郝氏续后汉书》卷八十三（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3《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9页。
B14杨f之：《洛阳伽蓝记》序，见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B15《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928页。
B16《钦定历代职官表》卷十七，《洛阳伽蓝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7后藤守一：《古坟文化》，《日本考古史讲座》第5卷，河出书坊，1955年，第8页。
B18《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倭国传》，中华书局，2010年，第1226页。
B19《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910页。
B20《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910页。
B21《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传送京师，县蛮夷邸。”李贤注：“蛮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鸿胪寺也。”中华书局，2006年，第2851页。
B22《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851页。
B23《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1746页。
B24《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1371页。
B25《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4069页。
B26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页。
B27《钦定历代职官表》卷十七，《洛阳伽蓝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