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领属结构中“的”字的隐现规律很多专家学者都做了相关的论述，Haiman提出：领属关系从不可渡让到可渡让是一个连续统.，朱德熙从句法方面进行了解释，崔西亮试图从偏项和正项之间的领属关系是否可以改变来解释，张敏用距离相似性原则来解释。但是他们的观点并未完全消除笔者心中的疑惑，因此试图在先贤研究的基础上从句法、语义、认知、文化、社会学等五个方面对“P+的+N”结构中“的”字隐现现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P+的+N” “的”字隐现 句法 语义 认知 文化 社会学
作者简介：杨晓宇，女，出生年月：1986年出生，民族：汉，籍贯：黑龙江省铁力市人，学历：硕士学历。工作单位：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第二语言教学。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一、“P+的+N”结构的界定
客观世界中存在物与物之间领有或隶属的关系，如“鼻子”可以被人具有也可以被牛、马具有。也就是说，具有或拥有“鼻子”的人、动物处于领有地位，而“鼻子”处于隶属地位。这种客观的物与物之间的领属关系反映到语言中，就形成了表领属关系的语法结构。本文主要探讨的“P+的+N”结构属于代词性领属结构。
二、“P+的+N”结构的组成成分
“P+的+N”结构由两个语义成分领事和属事组成。领事是领有者;属事是被领有者。如“她的手”中，“她”是领事，“手”是属事。本文把领事标记为P，属事标记为N。代词性领属结构的语义蕴涵式可记作：P领有N或N隶属于P。
三、代词性领属结构的句法形式
汉语中代词性领属结构的句法形式主要有下面几种格式
（3）N+属于+P （4）N+是+P+的
（5）N+为+P+所有
四、“P+的+N”结构违背相似性原则的分析
Haiman曾经指出：领属关系从不可渡让到可渡让是一个连续统。[1]不可渡让性从大到小的排序是：身体部位>亲属关系>拥有关系，世界上其他语言似乎都在遵循这个规律，而汉语似有违背。如：
（1）我的眼睛（√）我眼睛（×）
（2）我的爸爸（√）我爸爸（√）
从不可渡让的程度来说，身体部位应该比亲属关系更具有不可渡让性，那么为什么（2）中可以省略“的”而（1）中不可以呢？王姝在《汉语领属构造的可让渡梯度》一文中，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证实可否让渡是影响汉语领属构造的一个因素，但它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强制性编码原则，领属构造的次类之间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异。那么究竟都有哪些因素影响“P+的+N”结构中“的”的隐现，本文将试着予以探讨。
五、“P+的+N”结构中“的”字隐现现象及其原因的探讨
（一）句法方面
朱德熙指出：人称代词做领属性定语，如果中心语是表示亲属称谓的名词，通常不用“的”字，例如“我哥哥”，“他父亲”。如果中心语是一般名词，单说的时候要用“的”字。[2]但是“老板”是一般名词，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老板”，也可以说“我们老板”，因此从句法方面并不能完全解释“P+的+N”结构中“的”字隐现现象。
（二）语义方面
崔西亮认为人称代词做定语的结构中“的”字的隐现，取决于偏项和正项之间的领属关系是否可以改变，不可改变的，其中的“的”字可以隐去，反之则不能隐去。如：“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可以说“我父亲”。“我”和“书”的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不可以说“我书”。但是张敏指出“我”和“手”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但是独立指称时我们却不能说“我手”。
（三）认知方面
沈阳、陆俭明用典型性原则来解释“P+的+N”结构中“的”字隐现现象：既可以说“他的父亲”，也可以说“他父亲”，原因就在于“他”和“父亲”的领属关系比较典型或比较紧密。反之就只能说“他的衣服”，不大能说“他衣服”，原因也就在于“他”和“衣服”的领属关系不太典型或不够紧密。[3]
（四）社会学方面
从社会学方面来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相对于身体部位和一般物品来说，中国人似乎对人际关系倾注更多的心力。这种心理认知从某种层面上也反映在了语言中，那么“我爸爸”比“我眼睛”、“我书”更具有独立指称性的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
六、结语
“P+的+N”结构中“的”字隐现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着重从句法、语义、认知、文化、社会学五个方面对“P+的+N”结构中“的”字隐现现象给予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情况下它们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 Haiman， 1985b. Diagrammatic iconicity in stem- inflection relations. 11- 47.
[3] 沈阳，陆俭明：《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