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要饭的姑娘模样长得漂亮，衣服穿得当然说不上体面，可破损的地方补的补丁却是有板有眼。俺家那时候没有电熨斗，姐姐熨裤缝就将裤缝处用嘴含水喷洒上，再铺上湿毛巾，然后用木板在上面刮来刮去，裤缝就出来了。姐姐经常将这一经验介绍给那些和她同样买不起电熨斗的人们。当时，我看到长得俊俏的要饭姑娘穿的裤子裤缝也笔挺笔挺的，我就想，这技术活说不定也是跟我姐姐学的。我不便问，就把要饭姑娘当成了我姐姐的好朋友。
那时候俺这里能让她看上并来此要饭，说明生活条件还算可以吧。每当江苏邳县口音在谁家门口响起，就知道是要饭姑娘来了，有稀饭的给她满上一碗，有干饭也会给她盛上两勺。时间久了，村里人都知道要饭姑娘是靠近郯城和苍山两个县的江苏省邳县人。
“婶子大娘，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俺是要饭的！”说话干脆没有羞答答的遮掩，随后便是充满哀怨的“要饭腔”，有学问的人还称“拉魂腔”。假如这家的主人在屋里忙事情，她会非常耐心地唱将下去，仿佛只有让人家听足了才会施舍给她一粥一饭。有的人家知道姑娘这样后，一听说话便立马答应再给她找吃的，也有的人家给她东西后才要求她唱上一曲拿手的柳琴段子。有几次，她站在人家的大门口唱了好长时间才知道白唱了，家中无人，遇到这种事情她只是低头笑笑。时间长了，俺这里就有人动了恻隐之心，不想让她要饭了，还说要饭怪丢人的，就想给她找一个管饭的地方。说白了，是有人想给她在我们这里安一个婆家。
每当有人提起这样的话题，她总是默不作声，也许她讲究的是默声大发财吧。到这份上，人们便不好说什么了。
不说话不证明要饭姑娘不想在我们这里找婆家，不说话也不会把人们给她找一个管饭的地方的事就忘了。不便问她，村里人就时时刻刻地注意着她。看她有没有和男的一起，和什么样的男的一起。
要饭姑娘隔三差五回家，临走前，她总是将平时要来的瓜干整理得干干净净，将瓜干上曾经长过的绿毛都用长长的手指甲刮去。黑乎乎的地瓜干经过她的手修整就变得漂漂亮亮的。看她那认真样，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跟着姐姐在秋收过的地里收地瓜的情景。为了拣拾遗漏的地瓜，我会和姐姐把每一条地瓜垄用铁锨翻遍，那认真劲绝不逊于要饭姑娘收拾地瓜干。
称那姑娘为要饭的有些不恭，可我想来想去没有想出一个恰当的称呼。后来她住在了俺庄上，成了俺们村的街坊;再后来她领来了一个和她不相上下的青年人，和她同出同进的，令村里关心姑娘的人们伸长了脖子，瞪圆了眼睛。村里的姑娘媳妇们有自己的办法，他们从饭锅中盛上一碗白米稀饭，或从自家盛煎饼的大盆中叠上三两张煎饼前去。他们不是同时去的，得到的回答却是一样的，姑娘说青年人是她的弟弟，是来劝她回家的。她说她不想回家，她一回家就得和她的表哥结婚。
人们就不约而同地叹口气，又不约而同地说那青年和姑娘一个脸面。
姑娘不想回家，可家里使了表哥家好多的钱，她找不到挣钱的地方，因为全国上下割资本主义尾巴正紧，没有挣钱的路，就是外出要饭也是不允许的。但当地政府怕饿死人，就无可奈何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村里有人在外要饭在家里盖起了漂亮的房子;于是，姑娘决定也到外面去要饭。那时候要饭就是要饭，要饭人绝对是不敢奢望能要到钱的，即使逢上村里有结婚的人家也不会要到钱，能比平时多要一点东西就不错了。
起初，那姑娘就没有要到钱，她一筹莫展地将要到的瓜干等东西送回家，也就是想让父母在家里有一点吃的。她不想让村人们说生养个闺女是赔钱的。
其实，能让大多数人接受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姑娘会唱“拉魂腔”――柳琴。这种腔调发源于我们这里的苍山、郯城以及江苏省的邳州等县，这三个地方人特有的说话发音方式，就是走到全国各地，只要曾经听过一次都会记住。这里的一部分人都有农闲时节外出要饭的习惯，特别是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哪里有外出要饭的人，被当地领导知道是不得了的，先行扣押，再带回原籍监督劳动。可干一天挣不到五分钱的地方有的是，当地干部的心也不是铁石一样，不几天，被带回的人就又在曾经要过饭的村庄里出现了。这次他们也长了个心眼，不管谁问是什么地方都不会告诉了。
在我听来，“拉魂腔”之所以能够拉魂，重要的是演唱者发出的声音能勾住听其演唱人的魂魄，让人痛苦着他的痛苦，快乐着他的快乐。那种腔调像一根无形的细绳，喜怒哀乐全由它松松紧紧抑扬顿挫地操纵着。操纵着人们的心情，也就操纵着人们的魂魄。
在我们这里，要饭不“丢人”，“丢人”的是那些“二流子”，他们既没得吃，又不干活，成天在四乡八村地乱逛游。重要的是，他们还趁着村人一不留神的时候偷鸡摸狗拔蒜苗，这就成了村里的“祸害”了。
要饭姑娘和我姐关系较好，要饭回来还经常到我家找我姐玩。有时候还帮着我家干活呢。每当此时，我姐说你别干了，你就给我们唱歌鼓劲吧？她就给我们唱“柳琴”。我不知道她唱的什么内容，听不懂，我就觉得她唱的不好。后来发展到一听到我家屋门上方小广播喇叭里有人唱“柳琴”我就难受，好象这种腔调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才能唱得出来。
我不是说唱柳琴的那要饭姑娘就一定是受苦受难之人。可她唱起来那悲悲切切的情感夹杂着对人生的愁苦之心，却深深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烙印。我那时还体会不出人生悲苦，世态炎凉，感觉到我们全村人对要饭姑娘很好就足够了，她哪里有那么多的苦水要往外倾诉呢。
这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看待事物的眼光，情感上有许多的迷惘和脆弱，从来没有是非界限，全凭自己的好恶。我对要饭姑娘为人处事和抗婚的好感，仿佛因了她唱柳琴这一“拉魂腔”折抵了大半。
这一观点纯粹是小孩见识。及至我上五年级，以一曲《红星照我去战斗》被选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时，我又与柳琴不期而遇。剧团每天由功夫演员给我们这些新来的毛孩子练功：压腿、劈叉、砸踺子、翻小翻、前后空翻。也许是年长了二三岁的缘故，再听起柳琴腔来却是非常的顺耳，以至于我后来唱起柳琴戏也是字正腔圆有板有眼。 一次我问姐姐，要是让要饭的姑娘去柳琴剧团唱戏肯定孬不了。姐姐说她不是咱们这里的人没有人要她。我就试图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教我们的老师，那怕就让她来柳琴剧团试一试呢，十分的希望应该有九分。可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确切地说是我没有这个胆量请求老师，我怕老师问我她是谁我讲不清楚。难道我就说她是一个要饭的？要饭的如果与我没有瓜葛我会这么殷勤？
后来我上学一直在城里，要饭的姑娘后来挪到了俺的邻村赵庄。赵庄好啊，赵庄有一个外来的柴老嬷嬷唱戏很好，听说她丈夫还是一个国民党的大军官。遗憾的是柴老嬷嬷不能生养，她就收了一个养子。不知为何，柴老嬷嬷来到了靠近p河河湾的赵庄村颐养天年，她的男人在台湾来不了，可她的养子却始终未见来过。听说养子就在城里的一个剧团工作，据说还是编剧导演什么的。人们就对她非常尊敬，从来没有人当着她的面叫她柴老嬷嬷，还学着用城里人的称谓来称呼她为柴姨或阿姨，谁若不习惯或不好意思，她还会耐心细致地做你的思想工作且不厌其烦。我就曾经被她谆谆教导过，我和赵庄的同学去赵庄时她认为我也是赵庄人，所以我便也享受了与赵庄人同样的待遇。要饭姑娘到了赵庄住，我想说不定会被她发现后推荐给她儿子。可十几年后我见到柴老嬷嬷的儿子时，他带着的媳妇粗老笨壮的，怎么也看不出有要饭姑娘的面容。
1977年恢复高考，我正上初中。我也想着蹬蹬高校的大门槛，便不想再学柳琴了。其实，我有这个想法还有另一原因，一次在舞台上表演前后空翻动作时摔伤了胳膊，肿得像碗口粗，一个多月才消肿。父母说我个子太高，高腿亮脚地动作笨拙，不是演戏的材料，更不是舞生的角。于是，我就与柳琴告别了。
今天，柳琴剧团在夹缝中生存，有好多的名演员改了行。教我练功夫的老师到一个医院当了门卫，另一个女演员到艺术学校当了教师，每次见了他们从不敢提及当年的事情。想当年，城市乡村谁不知道柳琴剧团的两个名角李春生、张金兰，曾经有这样两句话夸赞他俩：看戏没看李春生枉跑一通，看戏不看张金兰白花两角钱。
其实，我们附近几个村庄的人们接纳那个要饭姑娘，还是因为柳琴剧深入人心且大兴其道的缘故，人们在喜爱柳琴的同时才喜欢了要饭姑娘以及她甜润的唱腔。
20年后的一天我回老家，站在村街上看到一个个的孩子从眼前过很少认得。大家指着一个近五十的妇女问我认识吗？我只好歉意地摇摇头。一个本家兄弟告诉我：“那是村东头凤举叔家的新婶子呢。”
年近半百还是新媳妇？我心里想着。看我疑疑惑惑地瞅大家，便有人给我解释：“凤举叔前一个媳妇有病死了又娶的她，你应该认得的，她就是那个唱柳琴的姑娘。”怕我还听不明白，末了又俯在我的耳朵上补充了一句：“就是那个唱柳琴的要饭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