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母亲已经85岁了，还对我说‘你好好表现，我等你出来’。”出现在忏悔视频中的张引，全然没有了担任徐州市政协副主席时的官气，谈及自己的母亲时，几度哽咽流泪，无法说话。
今年初，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大型专题栏目“忏悔录”，由落马官员及其家属“现身说法”。此外，全国各地纪检机关也开设了多种形式的“忏悔专栏”。
“对于落马官员的忏悔，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观表象、看热闹上，还应当深入思考其堕落的根源在哪，为什么没能避免？对于我们完善惩防体系，防范更多的官员贪腐有哪些启示？”北京市反腐倡廉法制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调研员徐苏林说。
腐败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
“回家后我不敢正视那笔钱，感觉那是一颗定时炸弹……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既紧张又矛盾，说实话，那种精神上的压力让我非常痛苦。”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凌凤鸣在回忆第一次收受贿赂时说。
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也是如此：“当我收到第一笔大额贿赂时，心跳加剧，头脑中有瞬间的空白，心里特别紧张，既有着强烈的震撼，又有着加倍的恐惧。”
大量的“忏悔录”中，大部分官员都会提到第一次收受贿赂时的心理状态。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说：“其实很多贪官刚掌握权力时，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状态，他们那时也不想腐败，想干出一番事业。‘第一次’之后，发现没什么事，没有纪委监察部门的人找他，上级部门也没人找他，这就放松了警惕，就有了侥幸的心理。从心存侥幸到心安理得，直到产生不受贿、不腐败就难受的心理，这时，他已经把腐败当成了常态。”
从恶如崩，腐败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伴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增大，一些官员腐败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进行权钱交易时也越来越坦然。
雅安市原副市长谭向红1983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农科院植保所从事科研工作，为了争取项目资金，他先后给一些人送钱送物，逢年过节还给他们拜年。那时，谭向红是给人送钱送物的角色。
1995年，谭向红调到四川省科技厅农村处任副处长。手中有了一些权力后，角色发生了转变。刚到科技厅不久，谭向红就第一次收受了别人送的一箱水果和500元钱。谭向红称：“我的心情虽然十分复杂，但感觉良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谭向红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还私下注册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收钱。2000年，谭向红调任雅安市副市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欲望也更大了，认为“逢年过节收受分管部门、开发商、建筑商的钱财是很自然的事情”。
“贪官都有侥幸心理，这伴随着他们每一起职务犯罪的始终。”徐苏林说。
山西省国土厅原副巡视员王有明在“忏悔录”中详细讲述了自己贪腐过程的心理：“我犯错误的另一个根源是自己长期存在的侥幸心理。警示教育的案例一个又一个，可就是觉得那是他们不会工作不会捞才出了事。我工作这么出色，各级领导都支持我的工作，谁会去告？谁会来查？”
在庄德水看来，贪腐官员的侥幸心理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为，看别人在贪，自己也贪，查处的时候法不责众，不会查到自己;另一种表现为，认为送钱的人是自己的好朋友，不会出卖自己。其实，事实证明，往往是这些人把他们“供”出来的。
自感升迁无望遂疯狂收受贿赂补偿
“我在副省长任上的前两年工作还是很积极的，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央视日前播出的中央纪委专题纪录片《正风肃纪》中，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在悔过书中说。
与倪发科有类似心态的贪腐官员还有不少。例如同在安徽副省级干部任上落马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则是认为自己埋头干工作“太傻”。
“我在阜阳工作了四年，从第四年开始，我的思想就起了变化，面对花花世界的诱惑，面对金钱名利的刺激，心里想，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一点实惠都没有，认为自己‘太吃亏’‘太傻’了。也有人对我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王昭耀在“忏悔录”中说。
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曾任四川达县县委书记，由于是交流干部，“虽然政绩不错，群众基础也好，但到了提拔的关键时刻，和当地干部比起来始终处于劣势”，在2007年以前的几次干部推荐中，陈光礼都没有入围。
2007年换届时，陈光礼感觉自己提拔无望，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苦干了几年，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是该考虑一下自己今后的路了。”在2007年年初换届后，陈光礼对于朋友送钱、送物不再拒绝。
心理干预是预防腐败的重要课题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其“忏悔录”中称，看到周边的一些企业家住豪宅、坐豪车，财富积累享用不尽，产生了羡慕心理，“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
类似的心理描述在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忏悔录”中也有体现。曾锦春称，自己曾参加了一家深圳高科技产品公司董事长的宴请，吃的是鲍鱼、龙虾等海鲜，喝的是路易十三，饭后夜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听说仅招待费一项就花费了三万多元。
“我当时想，自己虽是个厅级干部，一年的工资也许不够他们一晚的开销，要过上他们那样的日子，除非有大把的钱。现在在位还有人请客，一旦退下来就只有当看客的份儿了。要搞钱只有在退位之前搞，自己再过几年时间就退了，若再不搞点钱，今后就没机会了。”曾锦春在“忏悔录”中写道。
谭向红称，除了“贪图享乐，满足自己的私欲”外，“为孩子的出路考虑”，也是其大肆收受钱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庄德水认为，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都是有动因的，有些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有人在仕途上升迁不利，去寻找经济上的补偿等，也有些是和私企老板进行攀比导致的。这些心理上的不平衡得不到干预，就会走向畸形，产生腐败。如果能提前发现他们这些不健康的心理苗头，对他们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进行引导，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腐败行为的发生。
“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对领导干部硬性的政治要求比较多，缺少人文的关怀。通过心理干预，让其能珍惜手中的权力，树立一定的职业荣誉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庄德水说。
“忏悔书”雷同因没有对腐败深刻反思
研究“忏悔录”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注意到，很多官员的“忏悔书”在写作模式甚至遣词造句上多有雷同，“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例如，很多“忏悔录”的第一条都是“没有注意自己的思想”“理论学习不够”“思想信念发生了动摇”。
“所谓‘思想认识不清’只是个幌子，说明他们没有对腐败进行深刻的反思，本质是对权力的公共性缺少敬畏感。”竹立家说。
此外，还有很多“忏悔录”提到“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
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称，到看守所学习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才知道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挪用公款最高也可判处无期徒刑。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和多次党校培训，应该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为什么还会这么说呢？”庄德水认为，这与很多领导干部没有对法律充满敬畏感有关，“他们眼里看到的，都是手中的权力，而不是法律，还是权力至上，还是官本位的观点，这是最大的问题”。
“不能仅从道德角度来检讨，不要一忏悔就想到自己贫苦的出身和年迈的老母亲。官员忏悔也应提高政治性，要从灵魂深处意识到，腐败不单是一种羞耻，更是一种犯罪。”竹立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