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说到《尚书》中“天命”既是不可抗拒的规则，又是仁厚的道德。但天命不是人人皆能把握的。《咸有一德》说：“天难谌。”《君]》也说：“天命不易，天难谌。”《说命》说：“惟天聪明，惟圣时宪。”只有圣智之人方能认识天命，领导生民遵天命。此等人即应为万民之统领。因此，在先民朴素的政治观中，统治仅是为了带领人民顺从天命，所谓“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洛诰》）。不能不说，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民本主义思想。因此，《尚书》虽然言辞古奥、佶屈聱牙，但是它所蕴含的思想却是历久弥新的。它代表了从政治出现那天起到现在这漫长历史进程中所有人民对一个国家的统治所保有的最美好的理想。
民为国本
《泰誓》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说命》说：“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人民才是天命所在！人民是目的，君主只是手段。正因如此，《尚书》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很多现代人都会惊叹这句话的民主精神，但这种惊叹本身表明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民本精神缺乏理解）。
统治者处于上天与下民之间，而天命又在于孚佑下民，天命实在人民身上，履行天命的优劣要通过人民的赞成和反对来表现，所以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所以人民是聪明的，可畏的，所以《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那这岂不和“惟天聪明，惟圣时宪”（大意：只有圣人才能认识和遵循天命），互相矛盾？这一贯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难题。其实，天恰恰与人民有着极其深刻的相似性。
天的运行是国家社会存在的基础，人民的生产生息也是国家社会存在的基础。天是广阔的，人民同样是广阔的。天是沉默的，却有强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人民也往往是沉默的，默默地劳作和生活，但是总体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
圣者为君
正因天与民都是广阔、沉默的而又强大的，才令执政者难以把握，《尚书》的主角们常感叹：“天难谌”，“小民难保”（《康诰》）！于是上天和人民就被赋予了聪明和意志。其真实意思是，统治者的聪明还不能够完全把握上天和人民的力量，这种力量令统治者由衷敬畏，所以才可以说，上天和人民都比统治者“聪明”。进一步说，人民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主体，其利益立场有着天然的政治正确性，这种天然的“正确性”就是人民的“聪明”，而统治者的一切聪明才智都仅仅是为了达成这个“正确性”，服从人民的利益立场。人民的这种基于切身利益的“正确性”不需要任何“聪明”即能达到，在此人民也没有什么“不聪明”，这正好是不可企及的“大聪明”，“弃圣绝智”方可达之。而统治者的“聪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必须想方设法达成人民的利益才能算作聪明。那些能够深察天道和民心的统治者的确是智慧绝伦的圣人，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因为他能够“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毕命》）。所以尽管“天聪明，自我民聪明”，但天下仍然需要圣人，人民期待之，天命眷求之。
民为君天
从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尚书》一方面是浓厚的民本主义，另一方面又是强烈的圣人精英主义，这两者的结合点正是其精义之所在。《尚书》认为圣人就是能够实现人民利益的人，他的一切明德与智慧都归宿于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是圣人的真正的道德之天。
《尚书》的这种民本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结合，其实是一种国家主义。所谓“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V”，“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等，实质也是一种国家起源论，在“天视自我民视”的民本主义基础上，《尚书》认定人民需要一个统治者的管理，“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所谓“主”和“后”就是统治者，而“V”和“匡”则是管理，这就肯定了国家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人民对国家管理的服从是必要的。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统治集团的意志表白，这是一种聪明的意志，它主动地承担起了“敬天保民”的使命。一切伟大的精神都在于自觉主动的使命精神。天是统治者的楷模，统治者必须努力向天学习统治法则。这种学习的态度也是道德，努力效仿天道是统治者最重要的道德之一，所谓“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多方》）。学习的过程既增长了智慧，也升华了道德，道德就像天一样，广阔无垠。尊天则道善，保民则国兴，此言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