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翻译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中，无论是哪一时期的学者对翻译的认知都从未脱离过“忠实”二字，而大多数译者也将“忠实”视为自身翻译行为的衡量标准。但是，由法国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翻译中存在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则似乎与此恰恰相反。笔者在对此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尝试从翻译主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引证举例，说明“忠实”原则与“创造性叛逆”两者并不是对立的，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后者是前者更深层次的展现。
关键词：忠实；创造性叛逆；翻译；翻译主体
一、“忠实”与“叛逆”的内涵和客观存在
道罗夫曾这样定义翻译：“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手段忠实、全面地表达另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传达的忠实和全面是翻译区别于转述、简述以及各种改写之所在。）”[1]可见，“忠实”不仅是翻译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判断翻译品质的重要标准。仅从这一点来说，由埃斯皮尔提出的创造性叛逆，在译者们来看，无异于是给他们扣上了一个“不忠”的天大罪名，因此也有人说如果将翻译视为一种创造性叛逆，那么译者不就是一个对原作者和原著，甚至是对读者的“反逆者”。但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的“叛逆”是否完全等同于“不忠”，又或者说“忠诚”又是不是代表了在“创造性”上的无作为？
所谓忠实，是指译者不但能够准确理解原著，并且能够运用译语正确的表达。当然，不同文本对于忠实的程度要求自然有所不同，仅从文学文本的翻译来看，除去语言文字所表达的表层含义，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深层内涵，那么自然其翻译目的也就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交际，还应该包括实现情景的再现，以及语言美感、文化内涵的传达等方面的价值。因此，译者必须顾及译入语读者的全面感受，确保他们能够从译作中获得与源语读者一样的美感体验。但是，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自然就会携带着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正是这种差异让原文与译文根本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或者说实现绝对的忠实。这就使得译者不得不去面对“创造性叛逆”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它都是一个无法改变和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事实上，任何一部作品从脱离作者的那一刻起，无论是读者还是译者，他们任何一方对于作品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首先，需要搞明白的是“创造性叛逆”包括“创造性”和“叛逆性”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译者对作品翻译的过程，其实也不过是把自己理解到的原文内在的阅读和接受范围。所以这种由不可避免的“再创造”所带来的“不忠”其实并不能代表叛逆，而恰恰是想通过语言层面上的叛逆，来实现翻译目的上的忠实。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译者虽然主观上想要忠实原文，但事实有可能是忠实性的创造，但也有可能会歪曲了原文，这就是埃斯皮尔所说的“创造性叛逆可以定义为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2]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位优秀的译者想要打造出高质量的译作，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忠实和叛逆的两难境地。这两者并不对立，只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到底是忠实多一些，还是叛逆多一些，或者不如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创造叛逆，才能更好地务于忠实。只有当两者取得一定的平衡，才能够为读者呈现出一部部灵动的译作。
二、翻译主体与创造性叛逆
目前，学界关于翻译主体的定位有两种，一种从涉及翻译活动的大范围来考虑，认为翻译主体应该包括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方面；另一种则仅仅从翻译行为的本身来考虑，认为无论是原作者还是读者，都不过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翻译主体仅仅被限定为译者。在本文中，我们承认翻译活动中创造性叛逆现象的存在，换言之，即我们承认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的创造性行为和翻译创造的主体地位，所以笔者在本文中，将翻译主体确定为译者，以便进一步清楚的讨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于创造性叛逆的关系，以及影响。但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代表原作者和读者在创造性叛逆中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无论创造性叛逆是否出于译者有意识的行为结果，它始终无法脱离原作者在创作原著时为其倾注的原始生命力，包括它内在的思想、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等等，亦包括外在的多种多样的文学表达手法和形式，也就是说，创造性叛逆始终保持着对原作者和原著的忠实。
德国著名人类语言学家洪堡特说：“在我看来，每次翻译都是一次企图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位译者都必然被两大暗礁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过分拘泥于民族的特色而损害原文，或者过分拘泥于原文而生吞活剥――”[3]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会有意无意的在翻译过程中留下自己“个性”的烙印，也正是由于这样，翻译史上曾出现了许多译作甚至要好于原作的现象，比如德国人就认为斯莱戈和泰格合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就比原文的好。就像郭沫若所说：“我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他的诗就像是我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4]这里的“创作”，事实上就是在说“创造性叛逆”的现象。而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角度出发，译者与原作者两个不同的个体，在世界观、审美、经历、立场、能力等诸多主观因素方面的差异，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无法实现信息完全对等的客观事实。正是基于这些主客观因素最终造成了在翻译时对原文信息或遗漏，或延展，或扭曲，或背离的等等现象，当然，这与我们所说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不能完全的画上等号，但也就是出于这些因素，创造性叛逆在不同的译者笔下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因此，我们说创造性叛逆具有多样性。
例1，对于《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中 “It was her best face physically that was now set against the south wind.”一句的翻译。[5] 译文一：现在迎着南风而摆出来的那副面孔，正是她的形体方面表现得恰到好处的那一种。
译文二：而现在她那张迎着南风的面庞却正好处于肉体美的极致。
译文三：现在，当她迎着南风向前行进的时候，她的面容是处于最美的状态。
译文四：此刻南风拂面，她的脸颊最为妩媚。
为了展现文字的审美价值，例1中四种不同的译文无一不是译者字字斟酌的思维成果。仅从对于“face”的理解来看，就有“形体”，“肉体”，“面容”，“脸颊”四种不同的翻译，并使得这段文字呈现出了不同的中文面貌。而对接受译文的读者来说，他们的体验中必然隐含了对原作和译作相互交融的两重感受，译者在对原作理解的基础上，遵循自己的翻译原则，对原作进行了大胆的创造性翻译。那么关于译者该不该放手去做一个“背叛者”的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在把自己的作品交给葛浩文翻译时，如是说道：“那已经不是我的小说了，是你的。” 不难看出，创造性叛逆的出现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其实是对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对其思维和双手的解放，从而强化了译者作为媒介者的身份。
谢天振曾这样解释创造性叛逆中的“叛逆性”―― “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一种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6]当然造成这种客观背离的原因很多，包括每一位译者各自不同的翻译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变形等等因素，其实归结起来无外乎译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作过程。但事实上，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译者都是为了创造出让自己和读者皆满意的译文，也正是本着这样的初衷，翻译史上才会不断涌现出译作的造诣远远高出原作的惊世作品，例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葛文浩翻译的《天堂蒜薹之歌》。当然，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对与错，来判断译者这种对原作巨大“挑衅”的好坏，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作品却在读者当中深受欢迎，这便是作为译者最大的成功。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感情，行为习惯和认知体系，而创造性叛逆的提出则为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内化在创造性叛逆中的忠实
在翻译实践当中，译者往往徘徊于“忠实”和“叛逆”两者之间，难以取得平衡，要实现绝对的忠实几乎不可能，但又要如何恰当地去进行创作，似乎才是翻译当中最大的难题。可以看到，许多优秀的译者，恰恰都因为充分发挥创造性叛逆这一翻译手法的功能，才使其译作广为流传。其中关于“叛逆程度“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无论译者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创造”或者“叛逆”，都应局限在一个范围之内。但笔者以为，这个度的把握应当始终以翻译效果为参照对象，以林纾的译作来看，其作品无论是将“创造性叛逆”还是“叛逆性创造”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此过度的叛逆，却带给了原作新的生命力，其译作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张力。
然而，无论译作取得多大的成就，它都不能从原作当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原作和译作永远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像忠实与叛逆一样，虽然属于矛盾的两个方面，但始终统一于一个整体，我们要做的是弄清楚哪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而笔者认为创造性叛逆在这个整体中的价值在于，无论它是如何的“不忠”，最终都会以延续和扩大原作生命的张力为结果出现，也就是说创造性叛逆始终服务于“忠实”，并赋予原作以新的生命力。埃斯卡皮曾这样解释“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但必须说明的是，我们的本意是将译者这种形似背叛的行为，称之为“创作”，同时也不排除一些译者打着“创作”的幌子，却是实打实的“叛逆”。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度的问题，这就要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采取怎样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翻译立场、翻译方案、翻译方法等各方面因素。笔者相信，任何一位优秀的译者，最初的动机和目标都是为了再现原作的原始神韵，只要这一基本立场不变，那么译者在其后的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任何“叛逆行为”都不过是为更好地服务于“忠实”，译作将忠实于原作者、原作、译者以及读者。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叛逆”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忠实”。
参考文献：
[2]罗贝尔・埃斯卡皮王美华，于沛译. 《文学社会学》[M].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66―80.
[5]邵志洪.《翻译概论、实践与评析》[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87―90.
[6]谢天振.《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67.
[7]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69.
[8]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