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一个秋日，我走在平和的大地上，参观“白芽奇兰茶”。
白芽奇兰是当下的名茶，声名远扬。可惜的是，我不会喝茶。
不是我不喝茶，而是我不会品茶，一斤几十元和一斤几千元的茶叶在我的嘴里是一样的，目的只有一个，解渴。特别是夏天午睡起来，咕噜咕噜，一杯茶水，清爽提神，过瘾。但不会品茶的我，写过关于茶的文章，纸上谈兵，谈的是古人的喝茶。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随笔，题为《苏东坡吃茶》。
由苏东坡我想到白居易，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当过官，忧国忧民，比如，想得开，为人豁达。就当官而言，白居易要大一些，晚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部长级，因此，白居易的生活也就更潇洒一些。十五年前，我在写历史小说《裴度》时写过白居易，因为他们是朋友。白居易喜欢喝茶，写过至少在50首以上与 “茶”有关的诗，印象最深的是《山泉煎茶有怀》：“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不但有很强的画面感，而且透着淡淡的孤独与忧伤。
也就是说，关于茶的纸上谈兵，我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现在，尽管我走在平和的大地上，要说“白芽奇兰”，我也只能纸上谈兵。我首先想说的是，白芽奇兰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让人过目不忘。
白芽奇兰是平和的一个骄傲，有“平和县白芽奇兰协会”，还出了一本介绍白芽奇兰的书，书名就叫《白芽奇兰》（海峡书局，2014年11月出版）。从这本书上我们知道，其实白芽奇兰古已有之，只是我孤陋寡闻，知之太少。
关于白芽奇兰的来历有两个传说：一是明成化说，二是清乾隆说。我喜欢明成化说。因为明成化年间距离王阳明到平和及平和建县的明正德年间相距约50年，这50年在慢节奏的农业社会，正好是一棵茶树从被发现到有意识的种植培育到为人们所接受到推广所需要的时间。
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要说到“平和之父”王阳明。
45岁的大将军王阳明到平和“剿匪”的时候，有没有喝过平和茶，喝过白芽奇兰？王阳明是明代一位是很注重调查研究、体察民情的政治家，也许，那个给他以建县灵感的山民家里，就种着白芽奇兰，也许，他是在煮了一碗浓浓的茶水，呈到王大人手上之后，才开始他们的长谈，也许，正是这碗茶水让百忙中的王阳明的脑子更清爽，思维更活跃。也许，这样的“也许”有点离谱，关于王阳明喝茶史上无载，不能乱“也许”。然而，关于王阳明吃饭和睡觉“史”上有记载吗？如果没有，是不是王阳明就不吃饭不睡觉了？我想只要王阳明活着，就一定要吃饭，三餐都要吃，也要睡觉，在正常的情况下，每晚都睡。王阳明来到平和地面上镇压造反者，戎马倥偬，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他喝的很可能就是平和茶，就是白芽奇兰，试想，那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勤务兵能拿山间的泉水，或者白开水去应付他吗？只能拿当地最好的能止渴生津又余味无穷的茶水去侍候。所以，那个时候，王阳明吃饭之余，喝平和茶，喝白芽奇兰是可能的。既然史书无载，就只能靠我们去推理去想象了。既然当时平和地面上已经有了平和茶，有了白芽奇兰，既然老百姓自己种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招待远道而来、为民除害的贵客？更何况，人家还当着那么大的官！
王阳明到如今称之为平和的地面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9月，他担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之后的事。明代，都察院的主官是正二品大员。他既是高级将领，又是超级文人，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叫《寄滁阳诸生》，诗中有云，“依稀山路还如旧，只奈迷茫草树烟。”我想，这依稀的山路是不是与平和的山路有点相似，这迷茫的草树烟中，是不是有点平和茶的香气缭绕？诗人做诗大都触景生情，眼前景色与记忆景象相互撞击，生出许多感慨，欣然令笔，诗成传世。
提到王明阳，我很自然地想到写过《王文成公祠碑记》和《王文成公集序》的黄道周，我写《黄道周》，曾为此事专列一节。黄道周曾经在平和的灵通山读过书讲过学，他也一定喝过平和茶，喝过白芽奇兰。他是个性情中人，于人于茶，都有真情，他钟情于茶，也喝得很潇洒。武夷山摩崖石刻上的有黄道周的“茶洞”二字，有人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黄道周喝武夷茶的悠然之趣，“碧瓯引满时独酌，搜索诗肠润枯涸，遂觉两腋御凉飕，尘缘荡尽清虚味……”山深洞幽，清泉煮茗，甘淳爽口，“茶洞”二字由此而生。
由此往下，当然还可以想到与平和茶与白芽奇兰有关的许多先贤，比如明代林F、陈天定，比如清代蔡新，他们都喝过平和茶，喝过白芽奇兰。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想太多，说太多。跳过这诸多的历史名人，想一想现代，想一想诞生在平和坂仔的林语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平和坂仔，山清水秀，茶香弥漫。“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我想，时时进入林语堂梦境的一定还有家乡的茶香，和伴随着茶香的父亲的讲学声――“早餐后就摇铃上课，除了自己的子女之外，林至诚还收了教会里的青年为学生，大家围在饭桌上课。林牧师教的是《四书》、《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等。”乡村教师林至诚讲渴了，随手拿起桌上的茶壶，嘴对嘴地喝一口，再接下去讲。看着父亲喝茶，林语堂的喉咙咕噜一响，也想来一口。几十年后，他说，“如果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快乐的”，又说，“我敢说茶之为物既助消化，又能使人心平气和，所以它实延长了中国人的寿命”。当然，在茶香中长大的林语堂喝起茶来比父亲更潇洒更艺术更文化，他说，“我以为从人类文化和快乐的观点论起来，人类历史中的杰出新发明，其能直接有力的有助于我们的享受空闲、友谊、社交和谈天者，莫过于吸烟、饮酒、饮茶的发明。”他又说，“茶须静品，酒要热闹。”他还说，“茶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须十分清洁。”他不但说，他还做，烹茶在于他是一种生活的乐趣与享受。茶，装茶的锡壶，水、烧水的木炭，还有，火候的把握，都很有讲究。他的烟斗是他的闲适，为人们熟悉，而作为漳州人，我从他的烹茶品茗中感受到的，是漳州人的平和，以及潜伏在他身上的道家文化的超脱与悠远。
种茶，采茶，制茶，煮茶，喝茶，品茶，写茶，自古就是中国人的事。后来，外国人也跟着喝，先是欧洲人，现在是全世界的外国人都喝，喝出了瘾。
清代思想家、史学家魏源《海国图志》称，福建茶叶外销时间始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这正是漳州月港鼎盛的时候。
漳州散文家陈子铭《历史转折时期的漳州月港》一书称，那时，外国人不知道有“茶”，所以最早出口的中国茶是漳州茶，所以茶，在英文为“tea”，来自闽南方言的发音，最初把它送往西方社会的，是在九龙江口海湾地区或者珠江口从事海外贸易的闽南人。
而这些远销欧洲的茶叶中，就有平和茶，就有白芽奇兰。
陈子铭说，漳州是武夷茶制法的发源地，以后风靡欧洲的武夷红茶正是在岩茶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发酵而成。而流行于世的乌龙茶，其源头来自岩茶。武夷山僧人超全在武夷茶歌中写道：“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明异。” 漳芽和漳片在明嘉靖年间是龙溪贡品，曾有贡叶茶135斤7两5钱，芽茶173斤1两1钱的记录，是明代漳州茶叶市场的两种品优茶。明天启进士沈起云游诏安九侯山时写道“香云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茶叶贸易已有兴隆之象。十六世纪中后期欧洲人东来，茶叶开始进入西方视野。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从中国购买的茶叶集中到爪哇后，运回欧洲，开始茶叶（主要为绿茶）大批进入欧洲人生活历史。1650年，中国红茶抵达欧洲大陆，1660年左右在英伦广为传播，十八世纪中后期茶开始风靡新旧殖民地，到1780年，由英国人在人烟稀少的印度阿萨姆地区引种，十九世纪，世界各地出现茶园，随后，饮茶成为大众文化。
从这个角度看，漳州茶，平和茶，平和白芽奇兰茶对于世界茶文化的形成，有着特殊的贡献。
到平和采访，爬茶山，看茶园，我最后来到白芽奇兰的发祥地――彭溪，参观了那里的茶厂。我终于闻到真正的茶香，这茶香，带着土地的丰腴，带着空气的清新，带着几百年人文的滋润，将我轻轻托起，让我一路的疲乏化为飞翔的文字，将我这一纸平白的文章，变成一路奇兰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