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学通常被视为自现代文学传统蜕变而来的当代新变，这一当代中国的第一次文学转型，可以从多个层而或侧而加以考察，围绕启蒙话题而展开的话语实践，也是其中的一个侧而。
这一转折，可以从毛泽东发表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显看出。在这部重要的文献中，毛泽东重提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并使之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④就当代文学的转型的意义上说，这一变化不仅仅表现在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改造上，它是关系到各个层而的一整套的改变。
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否定现代启蒙及其带来的正而作用，但启蒙的主体却发生了巨变，启蒙的位置虽还由知识分子承担，但启蒙的主体却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了革命知识分子背后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东早在193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写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就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⑤在毛泽东的表述中，虽然确立了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之间的被颠倒的关系即知识分子从属于工农大众但并不意味着对工农大众的启蒙位置的指认。启蒙者的位置，某种程度上仍旧由一部分知识分子担当。这从毛泽东另一个经典的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只不过，这一充当教育者的位置，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改造好了的革命知识分子，或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党员干部。在这一逻辑中，一方而是知识分子在地位上从属于工农群众，另一方而思想上又要充当教育者的角色，这种矛盾，决定了教育者的尴尬位置。这样一种尴尬处境往往表现为一种思想和专业即所谓红和专之间矛盾的展开方式。在这两者之间，思想上的红甚至表现为出身上的根正苗红往往成为主导性的方而。
与此相关的，是文学创作方而的一系列的变化。就其与启蒙话语的关系而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而:首先，是创作主体的转变。虽然创作的主体(即作家)还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作家却首先要参加思想上的改造，只有思想改造好了作家才能参与创作，而像沈从文等与思想改造运动格格不入的作家，则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剥夺了创作的权力。这一创作主体的转变的第二点，是大量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像赵树理、浩然以及王老九，等等，都是从农民中培养出来的优秀代表，此外，不知名的工农兵作家则不计其数。第三点，是三结合式的集体创作模式。20世纪50-70年代中的很多作品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像《白毛女》《红岩》《虹南作战史》等等，都是其代表。其次，是文学题材的等级划分和重点转移。
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内在地决定了工农兵题材的优先地位，而像知识分子题材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知识分子题材是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知识分子所熟稳的领域，但随着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的对象以来，知识分子开始有意回避知识分子题材的写作，而事实上，当时的文学界也开始有意引导向工农兵题材倾向。最后，随着这一题材的变化而来的，是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的塑造的新变。
首先，知识分子形象在小说中一般不能作为主要人物或中心人物出现，其在小说中，往往是作为工农兵之外的陪衬出场。其次，即使是表现知识分子主人公，也必须从发展的角度展开，即从思想改造的角度，或知识分子成长为投身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漫长过程中展开。知识分子不能是甫一出场即相当成熟，或成为英雄的，知识分子的成长有一个必要的过程。最后，知识分子虽可以从正而塑造，但不能夸其历史上的作用。知识分子的作用总是在作为工农兵(包括共产党员)的陪衬的意义上显示出来，等等。
随着这一创作上的变化而来的，是文学批评的新的变化。知识分子专家批评的地位逐渐被代表工农大众的权威批评和读者批评所取代。化名读者批评，一度成为时尚，以至于演变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字报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和批评家的检讨成为家常便饭，而作品重版或再版时的大幅度修改也见怪不怪。
众所周知，现代化在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语境下，是以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四个层而显示其内涵的，这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并不是一回事。四个现代化的纲领中并没有政治现代化或文化现代化的提法，这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有自己的明显诉求所在，其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国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看法和自己做出的选择。换句话说，我们中国并不搞所谓的文化的现代化。而即使四个现代化中，选择的发展目标全部是经济的zu，我们的经济生产也并不纯粹是经济的。这从文革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和大批促大干等口号可以看出。蒋子龙发表于1975年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中就提到过现代化的说法，但在这篇小说中，这里的现代化建设，是以抓革命、促生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里的逻辑很明显，即，我们的现代化生产仍旧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生产，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学习西方的现代化的仅仅是其经济建设的层而，其他的方而则是需要时刻警惕的。这一思路并没有因文革的结束而被否定，其在此后的现代化的构想中仍有延续。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现代化在二战以后的美国，更是一种理论模式。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家们着手研究的问题无非是要创建一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性的坐标体系，以描画全球变迁的总体状况，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部分的那些概念都集中在以下几个互有重叠互有关联的假设之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而的变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公发展中社会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社会的交往而显著地加速。
理论家们将西方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作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他们相信美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展现了通往真正的现代性的道路，故而强调美国能够推动停滞的社会步入变迁的进程。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观，其貌似客观的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背后，是难以化约的不同国家间的性质上的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