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有两个风靡全国的人物，一个叫张海迪，男一个则叫朱伯儒，他俩都是当时的“活雷锋”。1984年9月，朱伯儒与我同时到解放军后勤学院学习，他当时就任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年龄已满47岁，是学员队中职务最高、年龄最大的，我和他虽不在同一个学员队，但住的却是楼挨楼。
1985年3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朱伯儒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十几天的会议结束后，朱伯儒落下了一门课，叫《陆军师野战阵地防御战斗》。因误课原因特殊，朱伯儒向学院提出申请，要求免修这门课，学院的答复很简单：你是来学习的，不是来镀金的，这门课必须修。队里的学员都很同情朱伯儒。有一天，与他同队的孙明树找到我，对我说：“你们队正在修这门课，你能否去辅导一下老朱。”我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离考试只有3天了，那么多内容，3天时间也看不过来呀，要应付考试，必须要找到“捷径”。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找到军事教研室的一名主讲教员，把朱伯儒的情况作了介绍，希望他能透点“情报”。这位教员也很同情朱伯儒的“遭遇”，他拿出教材翻到第7页，我一看就明白了，第7页是讲战前部署。考部署就是排兵布阵，这要比考战中情况处置简单许多，只要将假定提供的任务、兵力、兵器情况按作战原则往地图上一标，就万事大吉了。经过两个晚上的辅导，朱伯儒基本掌握了要点。考试那天，我与他一同走进考场，随着指挥尺和红、蓝铅笔的舞动，我俩很快就完成了图上作业。不几日，考试结果下来了，我优秀，他良好，皆大欢喜。
考试结束后没多久，朱伯儒便转学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此后一年多，我再没见到朱伯儒，只知道他从政院毕业后在成都军区空军任政治部副主任。
1987年4月的一天，我正在成都人民商场购物，一个巴掌突然拍在我的肩头，回头一看，是朱伯儒两口子，老朱见我的第一句话是：“时老师好！”一日为师，终身还为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