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首先，通过比较英国牛津运动和晚清清流派爱国运动的差异性与共性，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牛津运动”中清流派爱国运动。其次，通过对清流派的典型人物状元王仁堪、张謇爱国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个人爱国思想的异同性，并分析一个以直言敢谏著称，最后成为以仁心行实政的爱民清官；一个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兴办公益扬名，最后成为著名爱国实业家。从而，挖掘清流派的爱国思想、行为的深刻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清流派 牛津运动 王仁堪 张謇 爱国
一、中、英牛津运动之异同
这些翰林们就是晚清时期的清流派，是晚清政治舞台上一支较有影响力的政治派别，因为它曾掀起了光绪初年的清议浪潮。此派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且直接的关系：民族危机的产生激化着各个社会阶级的矛盾，但日益腐败的清政府却在逐渐沦为列强的傀儡，统治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也是相互纷争不断。各派都希望为了保全地位而用清流提高自己，打击他派，这样的契机为清流派的发展留出了很适宜的空间，促使它逐渐壮大。
清流派的清议思想正是指导并支配着清议活动的理论源泉，而清议思想又为清议观所主导。它对内主张整饬纲纪，改革弊政，主要是维持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在朝士大夫便要秉持儒家“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的传统诤谏信念，清流派所主要体现的即为“纳直言，广开言路”，由此体现中国文人的正气与卫道精神，是“爱民”的民本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为政顺应民心正好符合上层统治阶级和下层百姓的愿望，官僚士大夫都始终具有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宏伟愿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用“达，则兼济天下”勉励自己。对外坚决主张抵抗侵略，忠君爱国，带有“尊王攘夷”的儒家传统民族意识。
虽说清流派的出现与形成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不妨碍它在倡导举国遵照儒家教义时所体现出的思想文化上的高贵品质，毕竟，对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视是引导整个社会健全并正常发展的关键之所在。英国的书册派对英国国教的复兴正能证明这一点，类似的，翰林士大夫们推崇儒家教义净化人民思想。
不论是英国也好，中国也好，东西方社会文化孕育出的不同的“牛津运动”在形成背景方面有共通之处，都是处于社会的过渡期，不仅是社会变革的见证，更是对变革做出的反应，毋庸置疑地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再者，当时的社会都出现了一定的自由氛围，虽说二者都是对自由主义极力批判并反对的一方，但不得不承认，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为各种思想的碰撞提供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正是一个理性民族所应具有的品质，而这样的年代正好能为培养这种品质提供必然的社会条件。并且，尽管从社会的进展历程看，对旧文化的执著本应该属于此阶级的落后属性，但是如果立在当时的社会角度，就是一个民族在面对变革时的合理反应，在一部分人试图抹杀所谓的“旧文化”“旧思想”的同时，必须有人维持能代表它的思想精髓，此民族才能有其“根”，虽说实为保守，但未必不可。
二、中国牛津运动中异趣同旨的爱国观
正如前面所说，在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观所熏陶下的封建士大夫都尊崇儒家思想中的基本精神――通过“修身”得以“立人”，它所追求的是在个人德行的自我完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符合封建秩序的社会。这一点，清流派更是不例外，毕竟整个清流派成员都具有最高科举功名，面对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国内现状，都希冀能从社会意识方面加强传统伦理观念来挽救整个衰世。然而在中国牛津动动中，清流派的两位状元以他们不同的爱国表现赢得了世人赞颂褒奖，一位是臣心如水的镇江知府王仁堪，另一位是躬亲劬劳的实业家张謇，一人为官一人经商，二人阐释了清议观中“顺民心”和“厚民生”两种不同的爱国道路。
（一）直谏爱国躬亲子民 王仁堪（1848―1893），字可庄，福建闽县人，清光绪三年（187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山西学政，镇江知府、苏州知府等。作为清流派的政治精英，他的果敢与正直都能体现出对儒家忠义观念的践行――忠于国家、子爱人民，始终秉承君子节操，在清末混乱不堪的政坛上依旧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成为用尽一生阐释清流派之“清”的最好典范。
1.刚直不阿，一秉忠诚。
这样一位直谏敢言之士却因触怒了慈禧太后，被贬至镇江任知府，尽管如此，王仁堪在地方却表现出造福百姓以乐天下的理想。
2.没世遗爱，民有馀思。
（二）实业救国兴办公益
1.“化人为我”须开放。
张謇作为时代的领军型人物，认为开放意识是近代中国一股不可阻遏的潮流，要求中国主动顺应世界的大势，破除传统观念，吸收国外文化精髓，化人为我，从而引发政治、经济、教育及思想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变革。
他的“开放主义”意识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形成的救国存亡、自强不息精神，在日记中他写道：“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6]487于是他在实业上也积极奉行这一理念，表现一为引进资金，二为引进设备，三为引进人才。
2.“至柔至刚”振实业。
秉承“至柔惟棉，至刚惟铁”之理的张謇，以大力发展棉、铁两大工业为起点和中心，提出以“棉铁主义”有序推进工业发展。张謇说：“实业亦必有的”，“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及，犹非计也。何在？在棉铁。”[8]155他提出这个主义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工业时将轻重工业并举的做法值得效仿，这一提议是站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并结合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况，选择首先发展“棉”“铁”二工业。“棉”是包括种棉和纺纱、织布两个方面，“铁”则是开矿和冶炼。 张謇的棉铁主义一来是为了抵制洋商的棉铁倾销，海关贸易册是张謇提出此主义的主要基础，他较早而又较系统地研究过海关贸易册。自海禁骤开，各国对中国的贸易倾销不断，我国经济地位下降的同时，百姓生活水平也每况愈下。1910年，南洋劝业会开幕时，张謇与各行省到会者发起联合研究会，希望以此引起国人对海关贸易册的重视。他披览光绪、宣统两朝海关贸易册，最终悟出“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9]784-785。
3.“仁义爱民”办公益。
张謇的实业救国及教育救国的思想和实践产生在中国危亡的关头，这是清流派对于中国救国道路的新探索，对中国的民族觉醒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中、英牛津运动，都具有由社会精英引导，秉承传统精神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牛津运动的情形更加复杂，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如文中所分析的两位清流派状元的不同爱国表现，但是追溯其源，他们都能秉承儒家“仁者爱人”和“经世致用”思想，与其说是“爱国”，更切实地说是“恤民”，“体恤民生以聚民心”的“民本”思想，以此实现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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