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中关于“自杀”事件的不同话语基于不同的社会立场建构了不同版本的“自杀故事”。关于这个“故事”的解释――电子工业的中国青年工人的“问题”抑或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其背后代表着谁的利益（社会关系）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冲突也各自不同，同时作者将分析5・12声援富士康工人的纪念演出，以此来探讨中国劳工组织是如何参与这个事件建构的，他们采用何种“话语”建构了何种社会关系以抵抗资本主义并影响了社会。通过大众媒介与中国劳工组织建构的“自杀事件”话语的比较分析，作者试图使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形关系明朗化。
在方法上，本文以诺曼・费尔克拉夫的三重维度的话语概念系统（Norman Fairclough，2004：68）为基本思路来分析各种“声音”。这种概念系统强调的是话语本身与社会实践的不可分割性。本文更集中于如下焦点问题：
（1）文本。文本本身采用了何种词汇以何种主题讲述了何种故事，其潜在的假设（原因）是什么？
（2）话语实践（话语生产、分配和消费）。谁（或代表谁）生产和建构了这个故事，在其过程中，谁参与了这种生产、分配和消费？
（3）社会实践（意识形态/霸权）。这类话语再现、建构或维系了何种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关于发展的意识形态（中国发展道路）？
富士康工人的生命故事
关于富士康工人的生命故事，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进行阐述和分析。第一，大众媒介中的“生命故事”;第二，劳工组织的纪念演出中的“生命故事”。
（一）大众媒介中的“生命故事”
1. 关于年轻工人“心理问题”的故事。不少报道将富士康“80后”和“90后”工人自杀事件描述为“抗挫能力太弱”的“心理问题”，以《晶报》为例，41篇报道中至少一半以上提到了青年工人的心理问题或心理干预。其原因大都被揭示为：第一，年轻。有的心理学家直接将所有自杀工人概括为“青少年”，因为青少年本来就是自杀的高危人群。[4]也有心理学家用数据表明：富士康员工在多家企业中“抗逆力水平最低”，而“年龄越大，抗逆力水平越高”，即“抗逆力”与年龄有关，[5]因为年轻而缺少历练，没有社会阅历，心理不成熟，[6]因此，经不住挫折。第二，这一代年轻人不如父母能吃苦耐劳……有的报道将富士康事件与“尿不湿”一代联系起来，[7]说明现在的劳动力不能像“傻根”那样单纯、勇于吃苦和有很强的承受力。[8] 连续的工人坠楼自杀事件，将富士康推到了风口浪尖
那么，谁在建构这样的“抗挫能力太弱”的“心理问题”的故事？
其次是市政府。深圳市政府说明：这些年轻员工思想观念不成熟、心理比较脆弱、压力调节能力不够……因此，要珍爱生命，“以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10]
第三是深圳工会。5月29日，深圳总工会曾向数十万富士康青年员工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勉励富士康青年员工朋友们更积极、更健康地面对生活，面对困境和难题，融入同事，融入社会，去拥抱越来越美好的明天”。这封信还说：“……你们的十位年轻伙伴，辜负了父母的期望，自己草率地结束了年轻的宝贵生命……他们放弃生命的原因，或是工作上压力大，或是爱情上有波折，或是生活上太乏味。这难道是放弃生命的理由吗？如果放到你们的父辈身上，简直无法理解：人生在世，谁没有遇到过困难，谁没有遭受过挫折？”[11]
这些报道中，富士康及其心理学家们、政府和工会们，开出的“药方”是：“心理咨询”、“建立官方案例中心”、[12]成立相亲相爱小组、大力开展文体活动等，也号召家长们不要溺爱孩子，“不要让他们在一帆风顺中成长，让他受一些挫折，培养他的抗挫能力”，[13]更告诫年轻一代“梦想的实现需要艰辛的努力，需要克服重重困难”，“要坚强”[14]和珍爱生命……
从文本来看，“心理问题”故事的关键词是“抗挫能力”或“抗逆力”以及“珍爱生命”，意味着自杀的工人抗挫能力或抗逆力太弱，且不够“珍爱生命”。这样，富士康及“邀请”的心理学家们和地方政府一起建构的故事就将自杀原因归于工人个人“不如上一代人能吃苦”和“抗挫能力太弱”，似乎资方没有责任，且目前的生产模式或发展模式亦没有问题，即所有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都是正常的，仅仅是这些年轻工人因为“抗挫能力太弱”而不正常。这些“不正常”显然应该进行心理咨询和干预，而不是重新审视劳资关系以及这种生产模式和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紧张。“心理问题”故事也是责备受害者的故事，因为他们“草率”、不够坚强、没有“阳光心态”，没有成为资方所期待的那种“能吃苦”、像“傻根”一样的沉默的劳动力。
2. 关于企业管理的“故事”。尽管富士康否认自己的管理制度有问题，[15]但不少报道显示了对富士康的“缺少人性”的半军事化管理的批评。
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批评主要来自报人评论和工会系统。
例如，《京华时报》指出，这种管理体制不仅有超时工作、“在不断加快的传送带式作业线上被摆布得精神失常”，[16]也有富士康保安打人的问题，所以，“九连跳”彰显的不仅仅是人与机器的冲突，也包括人与人的冲突、人性与企业制度的冲突;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企业精神过于“严谨”，还掩盖着集权专制的企业文化，甚至是默许违法行为的安保制度;不仅仅是消极的、对员工精神需求的漠视，还是对员工生命尊严的公然冒犯和蛮横伤害。[17]其结果造成“三个断裂”：企业与员工的断裂――对企业来说，员工就是一个机器为其赚取利润;员工之间的断裂;工会与企业、员工之间的断裂。[18]
关于企业管理的故事旨在说明工人自杀的诱因――“没有人性”、“半军事化”以及“把人当机器”。我们注意到工会的角色，一方面，工会责备了工人没有坚强的“抗挫力”;另一方面，工会也责备了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给员工造成了心理压力和伤害。因此，除了增强工人的抗挫力，也要改善管理制度使之从“刚性”转向“人性化”，才能避免工人自杀事件。
媒体采访了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博士，他使用涂尔干的自杀理论对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做了分析：“而涂尔干所谓遏制自杀的最有效的障碍――集体，也并不能给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提供帮助”。“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框架，使每一个打工者处于原子状态，他们没有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所以，“必须从源头解决问题，一方面，提高打工者的收入，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建立有效的集体组织，让他们处于一个多维度的人际关系网中”。[23]“孤独”、“关怀”和“帮助”，成为这个故事的话语。
4. 关于工人“劳动”的故事。工人劳动的故事主要来自工人的讲述。记者在报道中晒出了工人的工资单：
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27]
年轻工人的超时工作在做什么工作？报道显示，是极其辛苦枯燥的劳动。在流水线上，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许多员工认为，这里“不尊重人”、“把人当作机器”、“劳动强度太大”、“如果不加班，待遇也高不到哪里去”。 [28]
5.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故事。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一是要改变技术，变“中国制造”为“中国智造”，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世界创造基地”，以在国际分工体系的角逐中，像英美日那样占据国际分工链的高端。[33]另一个版本是要改变社会关系，如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通过户籍制度等深层次政策调整，加以解决”。[34]
在第二个版本的故事中，媒介分析了为什么工人需要加班才能挣到生活工资？“为了以低附加值劳动换取市场竞争优势，企业一再压缩生产成本，压缩工资成本，进而压缩着员工业余空间”。“富士康的飞速发展始于1996年――8亿元、40亿元、400亿元、4000亿元……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水平却一直‘低飞’在当地最低工资线的边缘――310元、600元、900元！”《晶报》引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节仲裁司司长宋绢的话说：“根本原因在于，一线员工没有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35]一方面经济在“高飞”，同时工人工资和地位都在“低飞”，这显然是一种社会不公。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公共知识分子则通过公开联署信质疑农民工自杀实际上是他杀，提出这个事件应该引起全社会去反思这种以牺牲农民工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除了反省和改变“世界工厂”的中国发展模式，这封公开联署信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要考虑人的发展问题，即“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面对着“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学者们在公开信里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要做出切实努力，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地方政府要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36] 劳工学者除了公开信，这些学者还迅速组织起来，深入富士康厂区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调研，调研结果不仅提出了超时加班、“义务”加班、违法使用学生工、私了工伤事故以及职业安全隐患等五大问题，更重要的是，调研报告指出了这种压制体制如何逐渐“贬低工人自身的价值，消磨生命的意义感”，无论在生产线上还是在工厂外，让工人感到是“一粒尘埃”，由此“减弱了他们相互同情自我保护的意识，损害了他们的社会性”（潘毅等，2012：5～11），使得这种剥削得以延续下去。至此，这些劳工学者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建构了关于以工人为本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故事。 郭台铭在富士康内部以管理风格铁血著称
（二）劳工社会组织建构的故事――压迫与反抗
演出的形式包括视频短片、10首歌曲演唱、8首诗歌朗诵以及一个短剧。除了10首歌曲，其他节目都是临时创作的。他们用不同的文艺形式讲述了一个压迫与反抗的故事。
小品和诗歌再现了工人如何遭受经济上的剥削与精神上的压迫。南方工人诗人彦君在演出的前一天寄来了她的诗歌《致我的兄弟姐妹》：“我曾像你们一样，思想在流水线上挣扎，身体却被机器捆绑……偶尔也想回家，但回家后又能怎样？我和你们一样，常常被责骂，自尊被无情践踏。活着的意义，难道是让青春和汗水揉进原料，让梦想失去灵魂、轰然倒塌？……”
对于自杀本身，劳工社会组织没有责怪工人们不珍惜生命，而是问责社会，为什么年轻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尊严、未来也没有出路？他们将“自杀”建构为对社会不公的一种反抗。演出始于新工人艺术团早先创作的歌曲――《生命之歌》：“生命可以无奈和简单，但不能没有尊严。”据歌曲创作者说：《生命之歌》来自一位打工妇女跳公车自杀的故事。像现在的人们责备富士康新生代劳工“抗挫折能力太弱”、“不珍惜生命”一样，当时旁观的城市居民也说为了一块蛋糕被侮辱跳车不值得，但她的丈夫说，是因为她在这个事件中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她以悲愤跳车而抗争。如工人艺术团成员小小的诗歌《悼念富士康工友烈士》所写：“跳，我用生命抗议这世道”，“跳，我用生命诠释人的需要”！ 在工人自发的文艺创作中，有着大量反抗性的内容
可以看出，在劳工社会组织建构的故事中，其主题词是压迫和反抗。在他们看来，媒体上一场有关年轻人理想与现实的讨论以及心理咨询的关怀不能拯救他们的生命。劳工社会组织的演出将焦点彻底移转到对牺牲一部分人换取GDP增长的发展模式的反思，对长期以来的遭受的经济剥削和社会排斥的抗议，以及对社会长期忽略移民劳工权利的“沉默不语”的反抗。他们与学者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劳工社会组织更强调压迫（不仅包括经济压迫还包括精神控制）和反抗。
2014年7月，“北京工友之家”的两位成员与上海一个民间剧团合作，排练并演出了社会戏剧《世界工厂》，指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这个戏剧始于对富士康年轻工人自杀事件的探讨，并在其中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分析。戏剧仍然采用了“革命”话语，戏剧演员们一起唱起苏俄革命时期的《华沙工人歌》：“我们的斗争正义而神圣，前进吧前进工人兄弟们。”这个戏剧结束于北京工友之家许多专门为“富士康事件”创作的歌曲《不干了》。在“无处可逃的愤怒”中，作者发出了“不干了”的声音：“不干了――不干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星星之火它也可以燎原……”“压迫”与“反抗”在劳工社会组织的反复演出中被定格在他们对富士康故事的建构中。
能够促成改变的究竟是怎样的故事？
从文化政治的观点看，社会真实从来不是一种中立或客观的现象，而是一种位置性/发言位置（positionality）。站在何种位置上为谁发言，谁有权力发言、谁有权力命名、谁有权力再现常识、谁有权力创造或建构“官方说法”，以及谁有权力指明何为正当合法的再现，构成了文化政治的基本议题。文化政治一方面关注主流文化如何定位“劳工阶级、妇女和有色人种”，另一方面关注边缘群体如何依据自身利益，试图收复和转变主流文化，其实质是要揭示社会不平等如何透过文化而被正当化，同时，这种不平等如何可以经由文化创造和批评而被揭露与缓和）。 对于富士康年轻工人自杀事件，不同的利益群体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建构了不同的故事：地方政府、地方工会、资方及其心理学家共同建构了一个“心理问题”的故事;媒体与工会一起建构了一个工厂管理制度的故事;心理学家、劳工研究者、媒体记者一起建构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故事;媒体记者和诸多劳工一起建构了工人劳动的故事;一些媒体和劳工学者则建构了一个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故事;最后，我们看到，劳工社会组织建构了一个工人阶级“压迫”与“反抗”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心理健康”的故事无疑将社会不平等正当化了，而“熟悉的陌生人”的故事，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关系的对立，工厂管理制度、反思发展模式和劳工社会组织的“压迫与反抗”的故事则不同程度地揭露了社会不公，并积极寻求改变。
这些故事彼此之间并不是没有关联，尽管故事的建构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关联。资方试图将自杀归于个人原因，但就在个人原因的讨论中，不可避免地不断呈现着“熟悉的陌生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一定是与工厂管理制度分不开的。正是工厂的管理体制造成了工人机械般劳动和人际荒漠，而这种管理体制是由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所决定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似乎只给中国农民工安排了一条出路――到工厂去机器般地干活，做价廉物美的劳动力。但这个发展模式被工人NGO和劳工学者们彻底否定。劳工学者们呼吁要改变牺牲一部分人换取GDP的发展模式。劳工社会组织则直接采用革命话语将这种模式定义为“压迫”，通过悲痛的反抗，试图促进社会公正。但是，这种声音在大众媒介上几乎没有被听见，至少我们所搜集的媒介样本中没有出现相关报道，尽管劳工社会组织邀请了媒体并写作了新闻通稿。
参考文献：
2.潘毅等编著：《我在富士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3.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4.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罗世宏译，五南出版公司2004年版。
4.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5.Peter Brooker， 2003， A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Arnold， London， pp.57～58.
注释：
2.参照富士康网站介绍：http：//www.foxconn.com.cn/GroupProfile.html.
4.《青少年受挫教育需更多关注》，载《晶报》2010年5月8日。
6.《富士康也是小社会》，载《晶报》;《青少年受挫教育需更多关注》，载《晶报》2010年5月8日。
7.《尿不湿一代与中国经济转型》，载《中国青年报》2010年6月7日。
8.《尿不湿一代与中国经济转型》，载《中国青年报》2010年6月7日。
20.中新社北京11月3日电（记者刘育英），《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在3日上午出席由中国新闻周刊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的发言》。
22.《破解富士康员工的自杀魔咒》，载《南方周末》2010年5月13日。
23.《破解富士康员工的自杀魔咒》，载《南方周末》2010年5月13日
26.《到了赋予中国制造尊严的时候了》，载《晶报》 2010年6月7日。
27.刘志毅：《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载《南方周末》2010年5月13日。
30.刘志毅：《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载《南方周末》2010年5月13日。
32.《尿不湿一代与中国经济转型》，载《中国青年报》2010年6月7日。
33.江涌：《变中国制造为中国“智”造》，载《人民日报》2010年9月17日。
35.《到了赋予中国制造尊严的时候了》，载《晶报》 2010年6月7日。
38.Fly to TranscendbyTuQiao （90 min） China， Laborfest，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