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霍博翔（1988-），男，汉族，在读研究生，贵州财经大学，研究方向：贵州地方经济史。
摘要：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我国在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它具有很多特点，这些特点使它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比较奇特的事件。它的奇特、再加上研究它发生的原因，有利于我国在现代经济建设过程中以史为鉴，促进经济良好地发展。因而，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成果主要有：“国际环境压力”说、“摆脱苏联模式”说、“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发挥”说、“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不足”说、“政治体制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说和“国际赶超热潮”说。
关键词：大跃进运动；特点；成因
由于大跃进运动是我国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且我国保留了一些比较详实的史料及档案，再加上该运动规模、影响给我国五六十年代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国的学术界在此基础上能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术界针对大跃进产生的原因问题，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学说。其主要的学说有“国际环境压力”说、“摆脱苏联模式”说、“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发挥”说、“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不足”说、“政治体制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说和“国际赶超热潮（或两大阵营和平竞赛影响）”说。①这些学说的具体内容如下：
1.“国际环境压力”说
该学说主要把我国大跃进运动开展的原因归结为当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正是因为当时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国才开始发动了一场比较激进的群众经济建设运动。然而，我国学术界对于国际环境对我国造成的压力的具体表述是不一致的。
我国学者罗重一认为，“近代中国积弱积贫，饱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赶上和超过帝国主义列强，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立足于世界强林，是几代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孤立和封锁的政策，更要打一个大翻身仗来反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这种因长期受欺凌的地位而在中国人民中蕴藏着一股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热情，即“摆脱落后现状，避免落后挨打”为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④总之，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给我国全国上下造成了极大的“紧迫感”和“压力感”，从而促成了大跃进运动的爆发。 2.“摆脱苏联模式”说
该学说认为，1958年～1960年大跃进运动是我国当时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适合本国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结果。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可以说正式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国由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时间比较短，缺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而且苏联的经济模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因此不得不造搬苏联经济模式。但是该模式不是我国立足于本国国情而实行的模式，不一定能促进我国经济良好地发展。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完全造搬苏联模式不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长久之计，这就为后来我国开始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充分暴露了它本国经济发展道路中的问题，这使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开始正式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自此之后，我国走上了一条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后来的大跃进运动就是探索该道路实践中出现重大失误的表现。那么，我国为什么会在探索该道路的实践中出现大跃进运动的重大失误呢？我国的某些学者从我国当时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方面作出了分析。
我国的某些学者认为，二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出现了四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模式、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逐渐在经济建设中选择了第四种模式。该模式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我国当时选择这种模式反映了中共和我国人民想尽快摆脱我国贫困落后的局面，实行现代化建设的愿望和决心。但该模式固有的弱点（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会使一国在管理国民经济中出现管理上的混乱，产业经济畸形发展等问题）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而我国的大跃进运动就是其消极影响的具体反映。
从该学说来看，我国当时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和其发展模式中固有的弱点促成了我国产生了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即大跃进运动。
3.“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发挥”说
该学说认为，我国之所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动大跃进运动，是由于在中共党内左倾的错误意识形态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其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中共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只要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生产力的积极性，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从事经济生产活动，就能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显然，这样左倾的错误意识形态的形成是我国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的重要原因。那么，这样的错误意识形态是怎样形成的呢？
其实，左倾错误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中共在以往政治、经济斗争中的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理解是分不开的。在旧中国革命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重要领导人的革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建国初期，中共针对我国国内资本家“五毒”的行为，以及党内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开展了“三反”、“五反”的群众运动，并且该运动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以往的革命斗争、经济斗争的成功使得中共完全把其经验造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完全造搬群众运动的经验，并把该运动强调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理解产生了偏差，并将该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张扬成唯意志论⑤。毛泽东的这种见解被当时许多中共干部、群众所接受，并被当时的期刊杂志所宣传，从而促成了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大跃进运动的爆发和持续发展。
从上面的表述来看，该学说认为，正是因为中共在把以往革命斗争、经济斗争中群众运动模式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理解产生偏差，从而造成了中共党内左倾的错误思潮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促进了大跃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而且我认为，该学说在我国学术界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而且我国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在讲述大跃进发动的原因是，首先把中共的左倾错误当成主要因素。
4.“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不足”说
我国的某些学者认为，我国大跃进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不足”而造成的。其不足主要表现为：.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面临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中共还未作好充分的准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还未能充分发现、认识并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规律，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难免会走不少弯路，以至于我国会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大跃进运动的重大失误。
5.“政治体制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说
除此之外，大跃进爆发和持续进行还与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和国内个人崇拜盛行有关。其实，中共起初个人崇拜问题并不严重。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完成之际，中共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该会通过了“不得以党内重要领导人的姓名给地方命名”，“不得将党内重要领导人与马恩列斯并列”等决议，其实就是反对个人崇拜。而且1956年，中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要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和反对个人崇拜。然而，中共对个人崇拜的危害性认识并不深刻，而且也没提出具体的制度和措施来防止个人崇拜的发生以至于后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使得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上产生了混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趁机在国际上掀起了反共反苏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开始批判以前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他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毛泽东的这一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错误地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等同起来，为中共党内大搞个人崇拜提供了依据⑥。他的这一错误想法使得他在党内逐渐形成个人专断的作风，从而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以至于大跃进爆发和持续发展。因此，总的来说，该学说认为，由于中共党内对个人崇拜的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又没有相应的体制防范它，再加上苏联当时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混乱等的国际因素，使得中共党内个人崇拜盛行，领导人个人专断作风盛行，从而促进了大跃进的爆发和持续进行。 6.“国际赶超热潮（或两大阵营和平竞赛影响）”说
该学说可以说是“国际环境压力”说的扩展。该学说认为，我国的大跃进运动是在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掀起赶超资本主义国家浪潮的国际环境背景下而爆发的。当时针对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后西方国家的反共潮流，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了一股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浪潮，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激进的目标和口号，并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比如说苏联对外宣称自己已逐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并提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人均产值上超过美国。朝鲜出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千里马”行动。东欧国家进行着如火如荼的生产运动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中共逐渐形成了“超英赶美”战略，大跃进运动也随即开展起来。由此看来，1958年中国发动大跃进运动“绝非是孤立的现象”，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赶超战略在中国的具体实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赶超热潮影响下的产物⑦。
以上六种学说是我国学术界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的主要研究成果。这些学说取材于我国详实的历史档案资料，对我国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历史原因作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但这些学说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它们仅仅只对史实作出具体的描述，而未能深刻研究我国大跃进运动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如我国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然而，国外对我国大跃进成因的研究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国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且研究得比较深入，取得了比我国较多的研究成果，其成果主要有：“毛挂帅”说、“两条路线斗争”说、“派系”斗争说、“循环”说“官僚政治”说、“宫廷政治”说、一五计划后果说、打破农业瓶颈说、独立自主发展说、解决就业说、应对危机说、第三条道路说、革命遗产说、不断革命说，两种发展战略汇聚说和综合原因说⑧。国外的这些学说依照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模型的研究方法，提出某种假设来对我国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分析。但国外的研究也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国外学者由于我国历史档案资料权限的缘故无法直接获取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其研究多半依据二手资料，并且其学说都是以假设的形式提出的，因而无法揭露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真实原因。
针对国内外对我国大跃进运动成因研究互有不足问题，我国学者田中勋认为，应加强海内外学术界的沟通与交流，并提高对海外学者历史档案资料的开放水平，才能使得对于我国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有质的发展，开启大跃进运动研究的新局面。⑨只有这样，我国才能真正吸取大跃进运动背后的历史教训，真正做到以史为鉴，促进我国经济良好地发展。（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注解：
①高其荣：《近十年来大跃进运动成因的研究综述》党史研究和教学，2004年第5期
②李安增、赵付科：《“大跃进”运动发生之国际因素论析》，《理论学刊》2001年第1期
③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④罗重一：《浅析“大跃进”发动之初的政治环境》，《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⑤王向清：《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学术界》（月刊）2011年10月
⑥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⑦高其荣：《近十年来大跃进运动成因的研究综述》党史研究和教学，2004年第5期
⑧李春来：《对西方学界有关“大跃进”运动研究的述评》华东师范大学2010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⑨田仲勋：《海外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