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九世纪中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越来越多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但列强却以此作为侵华的工具，加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侵略破坏。黔北地区主要受法国天主教势力影响，凸显了中西方的政治差异、矛盾及遵义地区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和民族性，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具有吸收外来思想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内涵。
[关键词]遵义教案；黔北地区；思想文化；影响
遵义教案又称遵义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是一场以反对法国天主教势力入侵为主的运动。清末，法国天主教势力以传教为名，凭借强大的政治力量，对遵义地区进行各种侵略。1869年5月初，是遵义人民祭瘟祖的日子，但地方恶霸、帝国主义走狗杨希伯率领一批法国天主教势力进行阻拦与破坏，因而激发了遵义人民的反抗，对黔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续遵义府志》记载：“恶霸无忌，大肆疟毒，挟制官长，包揽词讼，淫人妻女，霸夺田产，破人婚姻，未入彼教之人，受害万端，忿而鸣官。”[1]法国天主教势力利用这一事件进行基督教思想文化宣传，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民众对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痛恨，在社会底层便蕴藉着对西方基督教的普遍不满，此种现象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而加剧。遵义教案对地方居民的安全与思想文化建设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中又注入许多西方的思想文化因素，使黔北地区具有反侵略和反外来思潮的两重性质，因此，研究遵义教案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列强对遵义地区的思想侵略，冲击了黔北地区封建思想文化
西方基督教与侵略同步而来。传教士们大多在强国的庇护下叫嚣道：“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要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才符合大家的利益，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3]结合现实和理性，以强大的理性和人类文明去实现权力和征服，这是历史上所罕见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也说：“传播基督教的工作，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他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和个别思想，乃在征服整个中国和思想文化，使之服从基督，服从世界。”[4]
西方基督教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武器，给中国封建思想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冲击了黔北地区封建的思想文化体系。
二、加深黔北地区社会危机，激发民众的反抗情绪和革命浪潮
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及革命形势，使得“反对西方文明”、“反对西方道路”等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想主流，即反帝反宗教侵略。范文澜认为：“反对教堂，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本质上都是正义的行动，许多行动汇集起来，便成为大规模的反帝运动，也掩盖了许多实质的东西。”[7]
三、打破了黔北地区封建教育思想体系和理念
黔北地区深居内陆，地处荒蛮，教育落后。当地人自称有“贵州教育”“贵州考试”“贵州文化”等，甚至有人认为黔北的地理位置是“无黔，则粤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得扼”，这种地方自大的心理是黔北地区教育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是以儒家为核心，植根于儒家思想，强调经世致用和封建伦理观念，重视“做人之道”和“穷经析理”；而以佛道为补充的宗教文化教育，重现实，轻超越，富于调和性和固定性；学习方法大多是应试教育，四书五经和因材施教一脉传承。这些教育思想反映出对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和封建统治方式的忠诚。
传教士宣传西方思想文化时，带有侵略情绪和目的。例如，传教士们召集一群小孩教唱西方基督教歌曲，并吓唬孩子们，如果不唱就会被人挖去心脏；再如，传教士们在大街上给人民群众宣传西方“人人平等”的思想，描摹西方的极乐世界和未来蓝图，发放课本进行演说，污蔑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和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等；另外，传教士给许多老人免费发放药品并讲解治疗疾病的方法等等。从这些行为可以看出，传教士不仅极力去诋毁封建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孩到老人，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去传播西方教义，进而达到全面侵略中国的目的。
面对西方外来“异端”教育思想的冲击，在“夷夏大防”思想的黔北地区，人们的思想逐渐从反感向猜疑、认识等过程转变，列强以强大的政治力量对遵义地区的教育模式给予沉重打击，使人们被动地学习西方基督教思想文化，使当地出现了封建化、近代化的矛盾与冲突。
但是，在侵略性质下，这种外来文化教育始终充斥着负面因素，始终充当着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和手段，这是国人无法接受的。人民群众对这些思想文化产生恐惧、猜疑、好奇的心理也是无法避免的，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体现出盲目排外更是在所难免，因此西方基督教文化在这一地区发展是畸形的。国内学者罗荣渠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教育发生了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从传统向现代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8]
人是文化和教育的存在物，文化和教育是人的存在样式，一部人类历史、一个地方的历史就是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不断发展创新的历史，是一部人类各种教育综合向前发展和进步的历史。
四、关于遵义教案的认识与反思
遵义教案是列强对黔北地区思想侵略和文化奴役的“典范”。西方列强企图通过遵义实现对整个黔北地区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奴役，因而极大地加深了黔北地区的社会危机。帝国主义为现实其政治利益，把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和手段，传教士无疑就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参与者。但是，客观上却为相对闭塞的黔北地区打开了一个同外界交流的缺口，使得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封建儒家思想文化得以深刻接触。因此，从思想文化方面论遵义教案，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清列强的侵略罪行，同时，也看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在遵义教案中得到了某种科技的传播。这种侵略和交流的双重矛盾性，前者占主导，是侵略者的主观动机，后者只是从属，是客观的后果。透过遵义教案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精神。
参考文献：
[2]密克.支那教案论[J].
[3]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584.
[4]在华传教士1877年大会记录[J]：173.
[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M].1996：334
作者简介：胡瑾（1991～），女，汉族，贵州六盘水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历史地理；张祥刚（1988～），男，汉族，贵州兴仁县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