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学者研究春秋史乃至先秦史最重要的史书。它记载了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大事，成为后人理解春秋历史最重要的依据。《史记》中春秋部分的内容也是春秋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因此，对《左传》和《史记》中的史事进行考证非常必要。对同一史事的记载，《史记》往往会与《左传》有矛盾，而且《史记》自身也有矛盾。学者虽然发现了问题，也试图解决，但因为史料的不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新材料往往能对问题的解决起到推动的作用。不过，新材料的记载虽然会带来新的认识，但是新材料也不一定正确，其可信性需充分论证。如何判断哪一种记载更可信?在研究春秋历史时，当这些材料互相矛盾时应如何处理?这是历史研究者常常遇到的问题。本文试图综合《左传》、《史记》、清华简《系年》中的材料，对晋成公七年扈之会及相关史事梳理考察，以此说明如何判断史料的可信度以及如何处理《史记》与《左传》的不同之处。
一、梳理《左传》《史记》的说法
扈之会及相关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600年，这一年是晋成公七年、鲁宣公九年。其记载见于《春秋》《左传》《史记》。先来看《春秋》和《左传》的记载。
将《史记》这两类说法与《春秋》和《左传》对照，可以发现，《楚表》《郑表》这类的说法与《春秋》和《左传》宣公九年冬天楚伐郑、晋郤缺救郑相同。《晋世家》《晋表》这类却与《左传》对宣公九年九月扈之会的记载不一致。据《左传》，晋因为扈之会陈国未参加而伐陈，并没有救郑伐楚之事。也就是说，晋为扈之会伐陈与冬天楚伐郑、郤缺救郑为两事。但是据《晋世家》《晋表》，扈之会陈国没有参加，晋因此派荀林父伐陈，伐陈是为了救郑，并与楚发生战争。
二、列举学者对问题处理的代表性意见
《左传》与《史记》对于该事记载有差异的现象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清人梁玉绳根据《左传》来衡量《史记》的说法，认为《晋世家》的伐陈，因救郑有误，是把《左传》九月的伐陈与扈之会后冬天的楚伐郑、晋救郑混为一谈。
三、据清华简《系年》重新考察相关史事
清华简《系年》为我们重新考证传世文献提供了新的材料。《系年》共二十三章，记载西周、春秋以至战国的史事，可以补充纠正《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内容十分重要。
综合《系年》《左传》《史记》对扈之会的记载，与扈之会有关的史事应该是：楚庄王十四年会诸侯于厉，郑襄公自厉逃归，楚庄王伐郑，晋成公因此于扈会诸侯以救郑。陈畏惧楚国，没有参加会盟。晋派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因救郑。楚师未还，晋成公卒于扈。
上文分析的是楚因为厉之会郑伯逃归而伐郑，晋举行扈之会以救郑，其中扈之会发生的时间是鲁宣公九年九月。《左传》还明确记载该年冬天楚伐郑、晋救郑：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楚表》《郑表》显然是引用这个说法。这是楚第二次伐郑，当时正处于楚庄王争霸时期，晋楚两国对郑国的争夺非常激烈，伐郑的频率很高。《左传》宣公十一年说厉之役，郑伯逃归，自是楚未得志焉，表明楚自厉之会以来没有让郑真正服从。说它第二次伐郑仍然是由于厉之会未得志的缘故，是可以讲通的。
四、三种文献之间记载的解释
楚在鲁宣公九年有两次伐郑，第一次是楚庄王因为厉之会郑伯逃归而伐郑，晋成公因此会诸侯于扈以救郑。陈没有参加，晋派荀林父率领诸侯之师伐陈，因救郑。第二次是晋成公卒后，楚在冬天再次伐郑，晋派郤缺救郑。《春秋》和《左传》宣公九年记载的扈之会只说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但实际上扈之会的起因是楚伐郑，伐陈的最终目的是救郑。《左传》所说的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晋郤缺救郑是楚在此年的第二次伐郑和晋的第二次救郑。《史记》的记载分为两类，这两类并不矛盾。《晋世家》《晋表》反映的是晋为扈之会伐陈救郑，只是没有提及楚因为厉之会伐郑这个前提。《楚表》《郑表》反映的是楚第二次伐郑，晋因而派郤缺救郑。《系年》体现的是楚第一次伐郑、晋为扈之会以救郑。
五、如何对待《史记》与《左传》的不同
由于《史记》中春秋部分的很多内容依据《左传》，再加上《左传》长期以来牢固的经学地位，很多学者认为《史记》的史料价值不如《左传》，凡是与《左传》有冲突的地方都认为是《左传》正确而《史记》有误。上文所举的这个例子也促使笔者思考这个问题。《左传》只提到扈之会伐陈，《晋世家》《晋表》提到扈之会伐陈、救郑，《晋世家》在因救郑、《晋表》在伐陈救郑之前都没有交代晋救郑的背景，未提及有国家伐郑，这是其疏忽之处，但是如果不是先入为主地认为司马迁混淆而误，从《晋世家》使桓子伐楚与楚战这些话是可以看出一个问题的，那就是在晋要救郑之前肯定有楚先伐郑的起因。《晋世家》楚伐郑、晋成公会诸侯于扈、救郑与《系年》简文的一致说明，司马迁掌握了比《左传》多的材料，此处的记载不是司马迁疏忽大意以至于将《左传》扈之会晋伐陈和该年冬天楚伐郑、晋救郑混到一起，而是确实有所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