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两个故事。卷一百四十三记载庆历三年(一○四三)，枢密副使富弼言 ：臣历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宋有天下九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近年纪纲甚紊，随事变更，两府执守，便为成例臣今欲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及讨寻久来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门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庶几颓纲稍振，敝法渐除，此守基图救祸乱之本也。上纳其言，故命靖等编修，弼总领之。
这段传统的法政语言，可谓非常精彩。二十世纪有个众口铄金的论调，认为中国几千年盛行人治传统。这背后牵扯着现代国人奋力实现法治的转型宏愿。可是，中国政治传统，究竟是人治，还是德治，抑或礼治?是否完全陷入违背法治精神的专制主义?这个重要问题不易笼统回答，至今众说纷纭，也间接影响着人们的实践。
按常理，一个政治体要实现内部善治，必要使自身经受得住各种无序性、破坏性力量的冲击和诱惑，努力实现权力的规则化。古今之治乱，均系乎此。上述富弼的言论就是在为天水一朝寻求治理太平的基石。宋立九十余年，避免了五代陵替的前车之覆，然而如何应对渐趋严重的内忧外患?富郑公认为，立法制乃是首务。什么是法制?就是文中多次出现的纪纲、法度、成宪、典故，它们构成了传统治道、政道的精华，能使万事有经。
当代国人关于宪制法治的认知，大多囿于西学西语的笼罩之下。君不见，一谈宪政，就不外乎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一人一票。一谈政治转型，就以西式民主为不二典范。殊不知，即如美国宪制也是由地方自治、法治、联邦制与民主共同抟聚而成，司法审查的精英性(非民主性)在争议中仍岿然不动。更不必说深层的宪制信念和礼俗，其得于信仰、宗教、法律传统者，难以全用民主模式衡量。如果采取过于狭窄和刚性的界定，中国政治传统很难说与之有切近的相关性，也难怪严几道当年在《政治讲义》中讥讽时人盲目比附。可是，我认为，身处现代转型之中的国人应该对此具有一个宽阔通达而把握历史精神的宪制视野，才能切中肯綮。
追根溯源，宪制本指一国之纪纲法度、根本大法，对政治权力予以安顿和规范。其规范性在于落实一种规则之治。而宪制规则，类型多样，涵括共识、先例、习惯、礼俗与法律。它们对于权力的规约经历了长期演进，较古典的宪制注重传统意义的惯例与礼俗，而现代西方则提供了创制成文宪法的典范，并衍生诸多现代意识形态为之张目(如人民主权、人权自由)。然麦基文在《宪政古今》中强调：宪法并不是创造 , 而是生长，不是国家法典，而是民族遗产。现代人把所有法律等同于立法，这使人们不再像遵守私法那样去服从宪法。我们也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把宪法看作习惯 ：其所以有拘束力，因为它来自人类最初的无法追索的记忆。人民参与创制成文宪法，只是人类宪制传统的新近阶段。
现代中国学术在这方面的分裂，大半缘于二十世纪以来反传统史观的盛行。如所谓封建专制论，极度夸大传统宪制中君主一方的消极决定性，所遮蔽、误导者远多于揭明者。如是，则故国历史只成一批判材料，或仅具凭吊价值。这个局面晚近有所改观，仍待推进。尝闻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政治系之张奚若先生，嘲讽同事萧公权之中国政治思想史，质疑中国是否有政治思想。今日观之，当若来日之于宪制一题。盖国史、治体，不为两橛。
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虽处边缘然极可贵的探索可资取法。如柳诒徵之《国史要义》，于故国历史脉络竭力阐发礼法精义，且初具宪法比较视野，于宪制演进之追绎有若梅特兰宪政史乘之深入堂奥。再如姚中秋之《国史纲目》，笔者曾言或可称国体纲目，虽史意稍逊，对传统宪制治体的发明却贡献极重。另外，《儒家与宪政论集》中收录的很多文章，也都是在历史脉络中试图思考宪制演进这一中心问题。笔者在该书序言中对于儒教宪政与儒家宪政的比较，着重经史兼顾这一维度，强调理论生成的历史感与实践性，在演进生发秩序的意义上容育、节制常见的立法构建论心智，庶可形成一个良性的学术范式。
白芝浩在《英国宪法》中曾对英宪的奇特性有过一个解释性譬喻，犹如城郊的蜿蜒街道，它们是一座接一座的房子绕开古来的绿荫巷陌渐积而成的 ;而如果你继续放眼那些既存的田野，你通常会发现这种变化只完成了一半。同理，我们的宪制传统也是在古老的年代形成的，寻常的条文可以追溯到已经逝去的斗士的力量，接踵而来的是在其他地方进行战斗的几代人 ;而那段关于只写了一半的一场战役的颇费踌躇的文字则作为一个永恒的限度被保留着。温故而知新，同样激励着中国的宪制探索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