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研究课题
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的改进，可提高研究成果的理论层次，使研究更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语.卫灵公》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具的犀利，方法的优选，是中国逻辑史研究取得预期和理想成果的关键因素。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元数学纲领，把理论研究分层为对象和元。他把所研究的理论叫对象理论，把研究对象理论时所用的工具性理论叫元理论。元理论的层次高于对象理论。美籍波兰裔学者塔尔斯基把语言分层为对象和元。他把所讨论的语言叫对象语言，把讨论对象语言时所用的工具性语言叫元语言。元语言的层次高于对象语言。
旅美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创造性诠释学的五境界说。第一实谓，指原典实际上怎么说，原典校勘和考证。第二意谓，指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是实谓的意义，原典训话和语义分析。第三蕴谓，指发掘原典蕴藏的深层义理。第四当谓，指原思想家应当说出的，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如何重新表达，为原思想家说出应当说出的话。第五创谓，指为解决原思想家未完成的课题，现在必须创新地说什么，从批判继承者转化为创造发展者，救活原有思想，消解其难题和矛盾，为原思想家完成创新思维的课题，促进世界思想传统交流，培养创新力量。
希尔伯特的理论研究分层论、塔尔斯基的元语言分层论与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的五境界说，可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论的借鉴。当今中国逻辑史研究是以中国逻辑传统为对象的超越式总体研究，是和古代研究有根本区别的现代元研究。
英文构词成分元meta-表在后、超越、总体。西方著作有以元meta-为前缀的术语，如元科学和元逻辑。港台学者把元meta-译为后设、殿后，即在对象之后设立、殿定。
根据理论和语言分层论的观点，逻辑分对象逻辑和元逻辑。这种把逻辑研究分层为对象和元的观点，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是研究中国逻辑史的犀利工具，有助于说明中国逻辑传统的性质、功能、价值和转型。当今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题，是用现代语言和逻辑工具，诠释中国逻辑传统，揭示中国逻辑的体系、内容、本质和规律，促进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和中外逻辑贯通融合。
应用古今中外比较研究的方法，借助现代逻辑和语言工具，对中国逻辑资料进行现代元研究，在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实谓、意谓的基础上，从事蕴谓、当谓和创谓的崭新操作，促进中国逻辑传统的现代转型。
中国逻辑史元研究课题的提出，可以溯源到我发表在台湾李贤中和邱建硕主编的《哲学与文化》第30卷第12期《中国逻辑》专号主题论述栏目的文章(2003年12月台北出版，第7-24页，题为《论中国逻辑研究》)。《哲学与文化》是台湾辅仁大学主办的刊物，2003年12期为中国逻辑专号，整期专论中国逻辑史。拙文是专号首篇文章，篇旨是中国逻辑研究主题论述。思维碰撞出火花，中国逻辑史元研究创意的开端，是我与李贤中教授用电子邮件反复切磋琢磨的结果。
2003年5月，《哲学与文化》编辑部写信约我撰稿。我研究两三个月，不断讨论修改。李贤中教授是主编，我与他用电子邮件商量，收发电子邮件次数很多。每写一稿，修改一次，就用电子邮件征求他的意见。他赞成我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分层次的观点。这是最先见诸两岸载体、有文字根据的首篇文章。
后来，我把拙文修改，题为《中国逻辑元研究》，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这篇文章受到编辑部赞赏，作为重点文章，把题目放在杂志封面。后被《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中国哲学前沿》学术机构选中，委托我的博士研究生宋赛花女士译为英文，发表在该杂志第2卷第1期，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2007年1月联合出版。诗以咏之:
中国逻辑原生态，两千年前旧体系。
生为今世现代人，吾辈使命在整理。
对象之上有元研，融会古今贯中西。
他山之石可攻玉，世界逻辑本一体!
二、世界人类性
逻辑学没有地区性和民族性，是属于世界性的科学、全人类的科学，不是某个地区民族专有专用的科学，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享用的知识工具。逻辑学这一根本性质，与数理化天地生六种基础学科的性质一样。
数理化天地生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生命科学六种基础学科的简称。逻辑学与数理化天地生六种基础学科一起，相对于各种技术科学，合称七大基础学科，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知识。
我十八岁从郑州一高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逻辑学，在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逻辑研究生班学三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逻辑研究室学三年，共学逻辑八年，从事逻辑学教学研究数十年。我一生对逻辑的体会、体验和认知，可一言以蔽之:人类逻辑本质同，不同表述是现象。简言之:逻辑一元，表现不同。这可谓逻辑一元多表论。
全世界、全人类逻辑本质相同，逻辑学人用不同语言表述，是逻辑不同表达、表现和现象，不是逻辑本质不同一元多表的元，指本原、根源、本质。表，指表达、表述、表现、现象。
有人说，全人类没有共同的逻辑，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否定逻辑的基础性、普遍性和全世界、全人类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科学的，违反全世界、全人类的逻辑史、科学史和文化史的基本事实。其荒谬程度与否认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的地位一样。逻辑的基础性、工具性和全世界、全人类-险，得到全世界、全人类的认同。
从基础性说，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和规律的科学，逻辑是一切学科知识的基础。全人类的一切思维活动都应用逻辑，都离不开逻辑，一切科学都是应用逻辑，一切科学都应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
从工具性说，逻辑是全人类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普遍工具。全人类的一切思维认识、表达交际，都遵守逻辑，以逻辑为工具。逻辑一直被作为工具性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集名为《工具论》，把逻辑看做全人类思维认识和表达交际的工具。英国培根的逻辑著作名为《新工具》，把逻辑看做全人类探索和发现真理的工具。
从全人类性说，逻辑是全人类普遍适用的知识学科，没有民族性，不为某个民族专有专用。世界不同民族，语言千差万别，都贯穿共同逻辑知识。逻辑是全世界、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不以任何民族的特殊利益为转移。
古代中国逻辑叫名辩，是研究语言表达和辩论技巧的学问。古印度逻辑叫因明，是研究推理论证的学问。逻辑在中国、印度和西方源远流长。事实确凿雄辩地证明，逻辑是有全世界性、全人类性的基础学科，世界各国(近代中国在内)有把逻辑列为学校文化基础课的传统。
世界上各民族语言的差别，不影响全人类都应用本质相同的逻辑，正如全人类都应用本质相同的数理化天地生基础学科一样。认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逻辑，中华民族有本质不同的特殊逻辑，这种狭隘的民族逻辑观是违背全世界、全人类逻辑史、科学史和文化史基本事实的。
从逻辑的作用说，逻辑是全人类认识交际的工具。假如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逻辑，全人类将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识系统，无法相互交流交际。假如对全人类而言，数理化天地生不是只有同一种，中国人有与全世界、全人类本质不同的数理化天地生，那么中国据此制造的所有工业品，就有与全世界、全人类完全不同的质量标准。
中国古代典籍《墨经》、《荀子正名》和《公孙龙子名实论》，包含研究名辞说辩(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的学术体系，是诸子百家争鸣辩论和朴素科学认识的工具，其中贯穿对全人类都适用的同一律、矛盾律等逻辑基本规律。
《小取》把中国逻辑总名为辩，定义辩的功用、形式和规则，作为特殊的知识学科，荀子和公孙龙叫正名，晋代鲁胜称墨辩，近代学者叫名学、辩学，是中国逻辑的一脉相承。
借鉴希尔伯特的理论研究分层论和塔尔斯基的语言分层论，当今中国逻辑史研究属于元研究。用发达完善的西方逻辑方法从事中国古代逻辑资料研究，促进中国古代逻辑的现代转型，中西逻辑兼容，使中国古代逻辑转换为现代人容易理解运用的知识形态，可继续发挥中国逻辑传统为现代人服务的积极作用。
《荀子.正名》说: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同是人类，有同一本性，同一认识器官(眼耳鼻舌身脑)，面对同一世界，必然有同一逻辑，正如全人类必然拥有同一的数理化天地生科学知识一样。
逻辑和数理化天地生七大基础学科是全人类共同的科学基本知识，充分发展且完善典型的西方逻辑，是全人类共同的思维工具，是研究中国逻辑资料的正确方法。中国现代化、中华民族融入世界进步潮流，依赖于全面掌握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逻辑和数理化天地生七大基础学科知识。
当今逻辑和数理化天地生七大基础学科知识己完全融入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成为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知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变为中国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利器。
西方逻辑系统发达、完善典型，从古希腊至今，绵延发展两千多年。中国逻辑土生土长的部分，系统发达，但完善典型程度不如西方。中国逻辑土生土长的原生态，兴盛于公元前五到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汉到清代两千年中绝，没有创生更高层次的逻辑体系，只有晋代鲁胜、明末傅山的点滴研究，零星创见，就像暗夜星空，空谷足音，在人类学术史上生辉留名。
20世纪后，因受西方逻辑传入的强烈刺激，才有梁启超、胡适、沈有鼎等饱学中外、学贯中西的领军栋梁之士，借鉴西方逻辑，用现代语言从事中国逻辑的抢救式新研究。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写《墨子之论理学》(逻辑学)。
1915-191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用英文写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沈有鼎1940年前后在西南联大开始研究，1954 -1955年在《光明日报》连载研究成果《墨辩的逻辑学》。
系统发达、完善典型的西方逻辑，作为研究中国逻辑的正确观点和方法，有现实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合理性。借西方逻辑之石，攻中国逻辑之玉，才能科学解释中国逻辑，彰显其存在、本质、价值和意义，促进其现代转型，改造为现代人可懂能用的思维工具。
根据西方逻辑的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中国逻辑跟西方逻辑是本质相同的科学认知，决不能说不同民族有本质不同的逻辑，不能说中国逻辑跟西方逻辑除有本质共同性(共性，普遍性)外，还有本质不同性(个性，特殊性)。
西方文字用拼音字母如abcd等构成，脱离具体物质质料的缠绕痕迹，有利于表达抽象的逻辑公式。中国逻辑不像西方逻辑，用拼音字母如abcd等人工符号语言作逻辑变项，表达抽象逻辑公式，构造形式化公理系统，没有使用西方逻辑家创造的同一律、矛盾律等术语，但这都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不是逻辑本质不同。
《墨经》说有之必然，即有前件一定有后件，跟西方逻辑PQ(读作:如果P则Q;有P一定有Q)本质相同。中西逻辑用不同语言表达，逻辑等价。中国古代逻辑家使用古汉语文字，是商周象形文字(甲骨文与金文)的遗存变体，没有脱离象形文字素描图画、模拟具体事物的特征《墨经》逻辑用古汉语表达，只有用彼、此、是、之、夫、然、有等古汉语虚词构成的元逻辑公式，但可作古今中外的贯通解释。
《墨经》用古汉语虚词构成的元逻辑公式，如果不用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逻辑工具解释，现今国人不能读懂、理解和运用。孙治让说，先秦诸子以《墨子》为最难读;《墨子》以《墨经》为最难读。《墨经》几需九译乃通，学者罕能津逮。如果用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逻辑工具解释，现今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读懂、理解和运用。
中国逻辑史理想的研究有赖于比较研究科学方法的正确运用。方法是方向、途径、手段、工具和程序的统称。明确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题、方向、目的和宗旨，明确中国逻辑史研究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科学方法论的应有之义。
必须明确中国逻辑史怎样研究，知道研究的途径、手段、工具和程序。在读懂中国逻辑元典的基础上，选取适当方法，正确分析中国逻辑资料，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难关;正确运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方法，是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论的要义。
三、他山石攻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语出《诗小雅鹤鸣》，千古传颂人皆知。有人给中外逻辑比较研究扣上据西释中的帽子，把据西释中和比较研究混同于比附，说:据西释中解释墨家辩学的过程，实际是对墨家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是只讲求同的比附。
《墨辩》的比较研究法是指近代《墨辩》研究进入义理研究阶段之后所盛行的西学，尤其是以西方传统逻辑或古印度的因明学为工具去比附、套释《墨辩》的方法近代《墨辩》复兴就突出地表现为以近代西方传统逻辑和印度因明学为比附、比较或套释《墨辩》。 这种据西释中的比附方法，模糊了对于目的、对象、性质、内容不同的《墨辩》与西方亚氏逻辑的认识。
比较是任何科学研究(中国逻辑史研究在内)都应用的科学方法《辞海》比较释义: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据西释中四字意义本身并不等于错误，西中二字无关正误，据释二字，亦并无错误。
据西释中四字意义，无非是根据西方，解释中国，以西方逻辑为工具和方法，解释中国逻辑，这恰是中外逻辑的比较研究。据西释中和比较研究，都不等于比附。《现代汉语词典》比附释义:拿不能相比的东西来勉强相比。比附跟据西释中和比较研究不能混同。
毕生致力于中西哲学比较会通的贺麟说:我们不但可以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了解，而且于使西方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亦不无小补。贺麟说以西释中四字的意义，恰等于据西释中。
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开拓者梁启超说: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唯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梁氏解释墨辩，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引申触类，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这是比较研究方法。
中西逻辑比较研究另一开拓者胡适说: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预测他的比较研究成果可能对于这方面的未来研究者有帮助。
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己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发达、完善和典型的西方逻辑，可作为开启中国逻辑之锁的钥匙。
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墨辩包含有相当于西方逻辑多分支的胚胎萌芽，只有以充分发展的西方逻辑为工具，才能恰当合理地解释。
杜甫《望岳》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郑世元《感怀杂诗》:他山有砺石，良璧愈晶莹。这些名言佳句，都可用来形容中外逻辑比较研究的意境、层次和方法。
《墨经经上》说:法同则观其同。即如果事物的法则相同，则观察其相同方面。这是说法则的共同性、一般性、普遍性，正适合观察全世界、全人类逻辑法则的共同性、一般性、普遍性。
《墨经经上》说:法异则观宜。《墨经经说上》说:取此择彼，问故观宜。即如果事物的法则不同，就观察应用哪种法则合适。这是说法则的差异性、特殊性、具体性，提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在推论中遇到法则不同的情况，就应该观察应用哪种法则合适。在确定一个推论是否合适时，是选择这个或那个，需要检查前提，才能观察其是否合适。
四、大典启示录
《中华大典》收入资料，从先秦至清末，数以海量。历经数年千辛万苦，我把分工撰写的名、墨、法、杂、兵家和管子各总部稿170万字完成出版。
国家集中全国数百位专家论证，确定《中华大典》的框架结构，编写体例，是把远古到1911年的文献典籍选取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整部、整篇和整段资料，分门别类，全部按世界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名目分类，编为哲学、文学等二十四个大典，包含116个分典，共八亿字，是明代《永乐大典》的两倍多，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的四倍多，超过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总和。
《中华大典》把先秦至清末古籍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编纂，纳入现代科学分类系统，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和现代科学命名。我遵照《中华大典》编纂规则，用现代科学分类系统归类诸子百家哲学和逻辑范畴，按世界观、认识论、逻辑、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美学等现代西方科学类名划分标目，这是古今中外学术融会贯通、铺路接轨、开山架桥的实际操作。
在《诸子百家分典.范畴总部.墨家部.逻辑名辩论部》，拙编以下范畴:辩，名，辞，谓，言，言意，说，故，然，法，理，类，或，假，效，譬，作，援，推，止，必，己，当，悖，谬，狂举，假。这是经得起检验的框架结构，任继愈先生亲自审查同意，多位资深编辑多年多次、逐字逐句审查通过。我撰各部类稿件范畴的内容架构都仿此。
《中华大典》的编写体例是全部按照世界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分门别类。这里说的类，指类书的类，是《墨经》说的达名，荀子说的大共名，相当于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知识体系的普遍概念，外延最大的类概念、最高的属概念，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范畴。
在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新时代，现代人无一能逃避全世界、全人类科学文化的熏染浸润。据西释中、古今中西融会贯通，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世界进步潮流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把古今中西融会贯通的研究层次和方法比喻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大道越走越宽广把反对据西释中者的言论、古今中西割裂分离的研究方法，比喻为深深挖沟，高高筑墙，小路越走越撞墙。两种不同的研究层次和方法，径渭分明，功效迥异。诗以咏之:
据西释中本无错，何必惊诧动干戈。
比较研究众人作，兼容开放好方略。
铺路搭桥道宽广，挖沟筑墙路走错。
一元多表正常事，世界逻辑本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