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一传统，继续思考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现实出路。当今社会，人类最大的困境莫过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此，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重要代表人物莱斯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中重新思考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控制自然的目的是什么?经过几千年的实践，这个目的实现了吗?带着这些问题，莱斯深入分析了控制自然的内在矛盾，其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的生态危机及社会冲突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控制自然与被自然控制的矛盾
莱斯对控制自然内在矛盾的反思是从考察控制自然的观念开始的。他首先考察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控制自然观。古代的神话体现了人们对工具既相信又害怕的矛盾心理。由于工具的发明和在劳动中的使用，人们不但提高了自己的能力，而且在自然面前产生了优越的心态。与此同时，人们又很担心不能驾驭这些工具，唯恐自然会报复人类，这是控制自然内在矛盾的最初表现。莱斯接着探讨了宗教的控制自然观。人类产生之初虽然知道自己因为具有理性和精神而优于自然，但同时信奉万物有灵并对之充满敬畏。基督教改变了这一观念，它认为，人类因为拥有理性和知识不但不必畏惧任何自然物，而且人有能力控制自然，这是上帝赋予人的使命。莱斯指出：在圣经《创世记》中，上帝进行创造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圣经的说法强调了具有以统治权为基础的绝对权力。
由此，控制自然的思想不仅成为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且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人们甚至认为动植物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被人类命令、驯养、改变和利用，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动植物是从属于人的低等存在物。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根源了。结果，控制自然的观念被人们不加质疑地广泛接受，人们从控制自然的恐惧转变为统治自然的兴奋，由此引发了控制自然的一系列矛盾。
控制自然反而被自然所控制，这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退步。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控制自然这一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不容否认，控制自然的观念和实践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打破了大自然对人们的束缚，为人类积极主动地追求物质利益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总体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不容否认的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行为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后果，这种消极后果首先表现为生态系统的失衡。在控制自然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尽全力把自然万物掌控在人的手中，在这种野心和雄心的主宰下，自然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遇到了自然环境恶化的问题。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类造成了能源和资源的巨大消耗，致使自然环境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可以通过制度和法律得到解决，有的则是无法恢复的，这就使得控制自然的矛盾更加激化，一方面是人向自然界的索取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自然无法满足人日益增加的需求。正如莱斯指出的：相信经济的增长、人口的增加和资源的利用是没有限制的，这本身就不是合理的。
控制自然以满足需要为动机，但其结果与其动机背道而驰。现代社会高效的市场经济促进了消费社会的来临，消费代替生产成为社会的主导。在以生产的无限增长和崇尚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商品成为一种象征和符号，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不仅仅是使用价值，也是附着在商品之上的文化价值，但消费者并不十分了解商品的文化价值，很多消费是被商家或媒体所引导甚至诱导，致使消费者在消费中成为盲目的、被动的存在，追求奢侈性消费或炫耀性消费，而忘记消费本身的意义。但由于不充分的信息和消费者时间的缺乏，致使消费者更多的追求商品的量，而牺牲了对所购商品的体验和事物本身的关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把消费与幸福和自由等同，认为只要消费就意味着幸福，消费越多获得的自由就越多，致使产生了一种假象，为了更加幸福和自由，必须以不断消费为前提。可是，琳琅满目的商品需要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鉴别，而消费时间的缺乏和消费信息的不充分足以让消费者失去判断。这种消费一方面会让人陷入无聊的境遇，另一方面是过量的消费带来了堆积如山的垃圾，大量的生产吞噬了丰富的资源和能源，高消费、高生产的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控制自然使得生产过剩，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经济动力，但过度的消费并不能满足人的真正的需求。今天，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严重。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呢?莱斯认为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所以化解生态危机的途径之一在于使人类摆脱控制自然的观念的束缚，自觉地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决裂。
从人类控制自然的历史来看，人们在控制自然中不仅可以对自然施加力量，自然也会反作用于人，让人在严重的生态问题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控制自然与被自然控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控制自然的结果反而被自然所控制。人本来想做自然的主人，结果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反而被自然所统治，无论是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还是自然不能满足人类需求所带来的痛苦，再或是消费对人的控制，都不是人类控制自然的初衷，都与最初的愿望背道而驰，控制自然的内在矛盾日渐凸显。莱斯认为，当代环境问题能否得到解决首先取决于我们对造成环境问题根源的认识。经过考察控制自然这一观念的发展历程，莱斯指出，控制自然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为了克服生态危机，缓解控制自然的内在矛盾，有必要重新界定控制自然的内涵。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即人性的解放：人类在和平中自由享受它的丰富智慧的成果。换言之，自然的控制应该是对人本能的克制，对人贪婪的克制，对人统治他人的欲望的克制。只有如此，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和谐，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莱斯对控制自然的重新解释并不是要人们停止控制自然，而是要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置于合理的控制之下。对控制自然的这种重新解释既深化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深化了对控制的认识，更深化了对如何克服生态危机的认识。自然不仅是人类的对象，还是人类生存的家园和场所;控制不仅是人类对自己之外的对象所有的态度，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态度;生态危机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二、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冲突
控制自然的第二个矛盾是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冲突。莱斯对此冲突的分析从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开始。从控制自然的历史分析中不难看出，控制自然的主体是人，控制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地位，控制自然的动力是为了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换言之，人类开发自然资源主要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那么，这一目的的结果如何呢?莱斯通过分析近代哲学的控制自然观，特别是培根关于控制自然的思想，对此问题做了回答。我们都知道，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但确立了控制自然的突出地位，而且使人们从控制自然的观念走向了实际控制自然的行动，因为培根发现了观念变为行动的工具即科学技术。17 世纪和18 世纪的思想家赞颂培根并非为了他的认识论这几乎被置之不理而是为了他热情地提倡必须坚持机械技术和物理科学的进步。培根还把控制自然与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认为通过知识控制自然，人在大自然面前的不利地位就会改变，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命运也会有所好转，由此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幸福，对此他充满信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培根还提倡政府投入经费支持科学技术研究。他提出了一个着眼于子孙万代的思想，即建立科学技术研究体制的思想称为所罗门学院或六天劳动学院这在他的《新大西岛》(1627)中做了描绘。这个果敢的设想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因为时代成熟了。培根死后50年，受《新大西岛》影响的教育改革家们开始组建技术学校以推动机械工艺的教育，皇家学院于1662 年特许建立。培根热情讴歌了人类在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却没有注意到控制自然对人的消极影响，这一现象引起了莱斯的深刻反思。
控制自然的背后是控制人。控制自然的观念根源于人的无休止的欲望。为了满足这些欲望，人们希望把地球变为一个丰富的、无限的、为人类源源不断地供应的自然，让其为人类服务。莱斯分析道，人类经常以普遍的名义作为控制自然的理由，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普遍的控制自然，它只不过是利益集团用来维护自己特殊利益的一种手段。当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控制自然的过程中出现矛盾时，必然会带来社会冲突，因为在这种市场经济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的社会里，首要的信条是经济应该持续增长以便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商品种类;首要的关注是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充足的能源和物质资源的数量支持。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资源的减少，整个社会对于自然的控制必然成为人与人之间争夺的重要内容，甚至不排除发展为冲突和战争的可能。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是商品数量和质量的丰富，另一方面是人们的不满足感越来越强烈，结果人们在控制自然的成功中却失去了主体地位，成为受制于自然的奴隶。正如他的老师马尔库塞在《反革命和造反》中指出的：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被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的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臂。莱斯分析道，人类总是从人类总体方面在实践上探讨控制自然的可行性，但所有的控制自然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与特殊利益集团有关。控制自然作为一种为特殊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实质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这部分人借控制自然的普遍名义实际上是为了遮蔽其真实的意图。特殊集团利用资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制造了贫穷，更带来了富裕与贫穷的冲突，致使社会走向无序。由个人或社会集团完全支配特殊范围内的现有资源，并且部分或全部排除其他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必要的生存)。换言之，在已经成为一切人类社会特征的持久的社会冲突条件下，自然环境总是或者表现为已经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被占用，或者将遭受这种占用。有效控制自然资源成为不同特殊利益集团能否在冲突中取胜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每个特殊集团都希望通过占有更多的自然资源来控制其他集团，每个利益群体也都希望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自然，从而控制他人。人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以及人与人之间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斗争逐渐从局部地区向全球范围扩展。从社会冲突的表面现象中看不到控制自然这个观念根源，但如追问，人们为什么要控制自然?控制自然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便会发现控制自然的真实用意在于控制人，自然资源在多数情况下是人与人之间斗争的决定性武器。
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尤为突出。控制自然和控制他人的观念和行为在以利润追求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更加广泛地被认可和接受，而且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无限的利润追求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使得人们在思想上要支配自然、在实践上要占有自然、在技术上要统治自然。自然是对象，自然是敌人，自然应被掠夺，自然可被破坏。为了人，自然可被为所欲为。为了征服自然，人可以无所不为，结果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控制自然的后果是严重的，也是多样的，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导致了生态危机;二是致使人类为争夺全球环境和资源而陷入冲突;三是由前两个后果导致的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控制自然越积极主动，个人的地位和行为就越被动;控制自然的能力越强大，个人的力量就越弱小。虽然说控制自然的是人，但却是拥有资本的人，是掌控资本的利益集团。为了高效率地生产物质财富，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尽其所能地发挥人的理性，间接地压抑人的本能和欲望，形成了对人的自然的另一种控制。有控制必然会有反抗，但控制自然的观念和实践压抑并阻碍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意识，致使人类精神陷入危机，并成为越来越单向度的存在，从而陷入深层的生存危机。虽然控制自然是为了人的生存，但是现有的控制自然的手段却有毁灭人类的可能，可以说，控制自然已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作为整体的人类面临严重的威胁。
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冲突的解决是建立生态社会。莱斯主张要重新思考人的需要，并根据这种需要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这种社会要实行稳态经济，尽量消费更少的资源、能源和商品，不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标，以基本的消费和使用价值为目标。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像今天的社会那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中论证了用消费活动来满足需要的不可取，认为人可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在生产活动中获得满足，尤其是在精神生产活动中得到满足，因为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可让人充分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这不只是人们注意力的转移，而是满足需要方式的转换。让人类在生产领域中得以满足既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缓解社会冲突的重要举措。较易生存的社会不是社会变革的终点，而是社会变革的动态过程。
三、科学技术在控制自然过程中的双刃性
科学技术作为控制自然的手段本应服务于人的目的，换言之，本是人的解放的工具，但是在控制自然这一观念的作用下，既呈现出促进人类发展的一面，也表现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这一观念持久的积极作用是打破对人的技术可能性的绝望并相信人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这一观念的消极作用是它只看到现代科学和技术是控制自然的工具，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控制自然的第三个矛盾表现为：本来是人类控制自然重要手段的科学技术不但在控制自然中表现出消极性，而且成为控制人的手段。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有利因素有其充分的理由。关于技术与社会进步的必然联系还要从培根说起。培根认为科学技术可以有效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是一种向社会进步输出合理性的完整的、独立的力量，换句话说，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进步的方法。培根论证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培根写道：人类在一堕落时就同时失去他们的天真状态和对于自然万物的统治权。但是这两宗损失就是在此生中也是能够得到某种部分的补救的：前者要靠宗教和信仰，后者则靠技术和科学。从上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培根试图证明，通过科学和技术来控制自然与上帝的旨意是一致的，人们不必担心科学探索和技术发展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这即是说上帝保证了控制自然和技术进步的合理性，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工作既是清白的，又是荣耀的。在控制自然这一理念的引导下，在技术合理性的论证中，人们相信，环境是人类居住的场所，人们可以通过技术改变周围的环境使其更加适合人类的居住;大自然蕴藏着无数的秘密，人可以利用技术探究大自然的秘密。技术是控制自然的重要工具，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自然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技术。于是人们的关注点从敬畏转向了运用仪器和工具改变自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在工业文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甚至取代上帝成为人们新的崇拜对象。人们相信社会必然会在技术的进步中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们相信并向往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美满幸福的生活。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和追求，技术在控制自然方面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培根的论证固然为科学技术的合法地位提供了可能，科学技术本身的作用更是一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总体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性体现在多个方面，除了提高生产力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外，还大量缩短了人们的劳动时间并减轻了劳动强度。
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是其获得合法性的依据，也是其不被怀疑和批判的理由。之后，舍勒虽然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控制，就是人类对自然的实际控制，但他却没有发现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关系。莱斯通过分析舍勒的控制学指出了科学技术的副作用。他认为，将科学合理性直接运用到社会中是没有根据的，科学技术虽然能够更好地实现资源开发和满足物质需要，但却不能保证社会更加合理化，更不能使人的行为合理化。因为无论科学技术取得多么大的进步，只要人类还在为了生存而与自然进行斗争，那么各个集团、地区、国家之间就必然会发生冲突，而自然、环境、科学、技术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内容和工具而已。换言之，人们不会因为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停止冲突，从而使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结构趋于合理，经过分析，莱斯指出了舍勒的错误：只说明对自然的科学研究及其技术应用是发生在一种操作的结构内还是很不够的。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中它是操作的?如果背景是世界范围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那么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激烈的社会冲突就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每一方都迫使其他方面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
现代科技不仅是控制自然的有效工具，是社会冲突的重要手段，同时还要指出的是，现代科技已经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积极参与着对人的统治。作为马尔库塞的学生，莱斯继承了马尔库塞对现代技术批判的传统，认为技术不再是价值中立的，统治集团的力量必然利用地位上的优势加强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并利用技术的合理性使其成为控制人的工具。科学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高效率的生产和提供充足的物质生活而拥有了人们无力反抗的合法性，对于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人们不加怀疑，盲从它，信任它，膜拜它。马尔库塞说：今天，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化。通过技术控制自然会加剧社会冲突，日益扩大的冲突又会促使社会追求新的技术，而新技术又成功地实现了对人的控制。莱斯分析了霍克海默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以此来说明技术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关系。霍克海默认为，技术理性原本想要确立人对自然的无限的统治权，使人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但在对自然的征服与疯狂掠夺中，它却并没有使自然成为属人的存在，相反却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和自然界对人的疯狂报复;它原本想要建立一个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性世界，但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它却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反而造成了人的普遍物化与尖锐冲突，造成了人与人的相互异化和相互疏离。可是，人们不愿意正视失败，更不愿接受技术理性对人自身的控制，希望发明新的技术来改变控制自然所造成的后果，更期待新技术能够彻底解决社会冲突，结果成了为控制自然而制造的工具的奴仆。
现代社会依靠技术统治自然，更利用技术来统治人，换言之，技术既是控制自然的工具，也是人对人进行统治的更有效的工具，而且技术对人的统治因其效率更加合法化，统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技术在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内在联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更为严重的是，技术的进步及其为人们提供的丰富的和舒适的生活条件，致使控制自然不仅使人们把对自然的控制看作理所当然，而且还让人们无法意识到被控制，以至于被控制者不但不反对控制自然，甚至还盲从它。换言之，技术封闭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和批判性，阻止了人们迈向自由和幸福的步伐，致使人们在舒服安逸的生活中忘了各种危机的存在，甚至于面临巨大的危险而一无所知。这就需要人们认识控制自然的实际结果，揭露隐藏在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背后的主体。莱斯认为，人类在技术的本质上需要有一个观念的转变，它不应该是统治自然的能力，而应该是把自然从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把人从技术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控制自然的历史过程充满了矛盾，控制自然的结果与初衷相去甚远，控制自然使人既获得了解放同时也陷入了更大的束缚。莱斯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公民广泛地享有责任和权利，每个人都积极运用他们的批判能力。莱斯的反思为解放自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人类克服生态危机指明了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