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既被视为典型的文学作品，又被视为神圣的政教元典的文本只有一部《诗经》。也正因此，有关这一文本的诸多问题的争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而且有的问题由于历史文献的缺乏，恐怕还要争论下去。不过，在这诸多问题中还有一类问题，虽然目前我们也在争论，却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料尚不足以提供确切的答案。由于我们对这些材料的剖析梳理还不够深人，所以才使我们对它们所能绎出的结论惜然无知。如孔子究竟是否有删《诗》之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关于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问题
古诗是否确如司马迁所说有三千余篇，这是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在历史上所遇到的第一个挑战。针对这一挑战孔子删《诗》的肯定论者先后提出了三条反驳意见:其一，三千之数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其二，三千之数并非实指，乃属文学上的夸张用法;其三，三千之数乃是各种版本累加的总和，并非孔子所见真有三千之多。彼此比较，不难发现二、三两条应当说都很有说服力。如果就三千之说展开讨论，可以说有关它的质疑完全可以消除了。不过，孔子删《诗》的否定论者之所以会对古诗三千提出质疑，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亡逸之数还不到见在者的十分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还不到见在者的二三十分之一。虽然可以证明孔子之前古诗并无三千之多，但是书传之中所见逸诗如此之少，这同样难免让人对孔子删《诗》产生怀疑。虽然严格而论，删多删少都可以称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逸诗的稀少确实对孔子删《诗》说的成立构成了巨大威胁。也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如何化解孔子删《诗》与逸诗稀少的矛盾，这才是目前所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关于《诗》三百与季札观乐问题
关于《诗》三百和季札观乐，也是前人探讨孔子是否删《诗》常常涉及的两个重要问题。前人在这两个问题上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楚人季札观乐时，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十分接近今本《诗》三百的诗歌文本。否定孔子删《诗》的学者认为，季札观乐所依照的文本与孔子所说的《诗》三百应十分接近，《诗》三百并不是孔子所选，它在孔子之前就已基本定型了。对这一看法，孔子删《诗》的肯定论者也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质疑:第一，《诗》三百如果在孔子之前就已定型，那为什么在孔子之前没有一个人提过这一称谓?第二，季札观乐所依据的文本与我们今天所见的《诗》三百如此相似，它是不是史家据已定录之，或者根本就是史家编造的?第三，季札观乐固然提到了十五《国风》、大小《雅》和《颂》的名字，而且十五《国风》与风、雅、颂的排列顺序也与今本《诗经》大体一致，可是由于这一记载既未提及诗歌篇目，也没说明所观之诗究竟有多少篇，据此断定它与今本《诗经》大同小异，是不是太草率?第四，今本《诗经》的最终定型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因为季札观乐时已经有了一个诗歌文本，就认定孔子再无重订的必要，这是不是也有点绝对了?彼此比较，不难看出，除第二条反驳太过主观外，其他三条都有道理。
三、关于思无邪问题
在思无邪的问题上，孔子删《诗》的否定论者总共提出了两大质疑:一是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贬斥郑声，而在《诗经》中郑风的选录数量却高居十五《国风》之最，这与孔子删《诗》的说法显然相矛盾;二是孔子录诗既以无邪为标准，那为何一些常被先工用于隆重的典礼场合的诗歌也被删去了?
针对第一个质疑，孔子删《诗》的肯定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给予了驳斥:一是思无邪并非指诗歌的思想属性，而是指善者学之，不善者戒之的教育功能;二是郑声与郑诗乃是两个概念，孔子反对的是郑声而不是郑诗三是孔子所说的郑声淫乃是就郑国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而言的，它并不代表录人《诗经》的郑国诗歌也同样不健康。如上所言，孔子强调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持有善者学之，不善者戒之的理解与此显然相抵梧。又，孔子之时诗、乐并没有完全分家，所以郑声、郑诗属于两个概念的说法也难以成立。彼此比较，应当说只有第三条论说比较到位。这一理解足以化解否定论者的质疑。
四、关于删诗权力问题
在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上，有关孔子是否有删《诗》权力的论争相对比较简单。否定论者认为孔子人微言轻，所见有限，既没有删诗的资格，也缺乏删诗的条件。而肯定论者认为春秋末年，文化下移，十人虽不拥有政治权力，但却拥有文化权力。况且孔子首倡私学，聚徒教授，很有必要对前代的诗歌文本进行重新删订。换句话说，孔子所删定的诗歌文本并不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承认，只要他的学生能认可并加以实践就行了。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个问题上肯定论者也是略占上风的。
五、关于史书无载问题
在史书无载问题上，否定者的观点是孔子删《诗》自己没有说，先秦文献也无载，司马迁一定是把正乐误作了删《诗》。但是对这一怀疑肯定论者同样不认可。他们一方面指出《史记》所载而不见于先秦文献的事情很多，难道我们都认为它们不真实吗?另一方面又坚信孔子时代诗乐舞未分，所以正乐与删诗本来就属于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