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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军事思维也是军事实践活动，是发生在军事实践过程中的系统的、连贯的思维体系，是军事实践活动领域中的矛盾运动一以贯之于体系化的军事思维之中。在军事思维的研究中，关键在于从军事思维与军事活动的内在联系中把握军事思维和军事思维学的研究领域，探讨当代思维科学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化武器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对改变战场环境、战争样式和战争进程等给军事思维研究提出的新的课题，揭示军事思维发展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军事思维；军事实践；新军事革命
思考之一：要从军事思维与军事活动的内在联系中把握军事思维和军事思维学的研究领域。“军事思维理论的发展是同军事实践紧密相联的，有什么样的军事实践就有什么样的军事思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军事思维理论。” [2](P
2)“军事思维的历史与战争的历史同样悠久”。[3]军事思维学是“军事理论观点的系统化”[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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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些论断告诉我们：一是要把军事思维学的研究领域确立在“军人的思维活动”上，以考察军人思维的机制及其规律。二是研究军事思维学要同军事实践本身，同军事实践的发展联系起来。由此可见，军事思维学从这两层意义上获得了它的质的规定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限定，就会泛化研究对象，把握不到军事思维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当然也就把握不到军事思维的规律，使研究失去意义。所以，军事思维也是军事实践活动，是发生在军事实践过程中的系统的、连贯的思维体系，是军事实践活动领域中的矛盾运动一以贯之于体系化的军事思维之中。因此，我们在军事思维学的研究中，在研究资料的选择上，应当注意区分以下几种现象：一是人们在其它领域中运用军事理论所产生的一些思维形式或思维成果，比如有的人把《孙子兵法》运用于商战、把三十六计运用于一般的社交活动，等等；二是人们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性研究中，也可能涉及到军事问题，比如历史学家可能把军事事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研究，政治家们在社会活动中可能会运用一些军事谋略和方法，等等。三是文学艺术家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对军事题材的处理，固然与军事活动有关，但也不能算作军事思维。
思考之二：要把握军事思维学与一般思维学的关系。军事思维是人类一般思维的特殊形态，它的发生和发展从总体上说应当符合一般思维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战争不是地上的神物。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军事思维也不是神秘的、理智把握不到的“自在之物”。军事思维不论其表现多么奇特，军事谋略多么出人意料，军事思维多么地不合常规。然而，军事思维产生的效果总是让人感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说明军事思维从总体上说，并没有超出人类的理智。因此，军事思维与一般思维、军事思维学与一般思维学是个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军事思维学研究可以与一般思维学研究相互借鉴。军事思维的方法来源于一般思维的方法，如经验思维、理论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多向思维、单向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精确思维、模糊思维，等等。这些思维方法从总体上构成了军事思维的魔方。
思考之三：由当代思维科学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智能化武器和人工智能的出现，改变了战场环境、战争样式和战争进程，军事思维能否穿透这些扑朔迷离的表象？由军事思维与一般思维关系问题的探讨，很自然地让人追问问题的实践意义，从而使思考逻辑地过渡到问题的另一个层面。随着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人工智能也进入军事活动领域，似乎要挑战人在军事思维领域中的垄断地位。而科学思维理论的最新成就，如系统思维、模糊思维、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封闭与开放的统一)、协同论等在整合军事思维领域中已有的相应于这些思维方式的经验形态的同时，也给军事思维活动注入了新东西，使得军事思维得以在更为宽广的人类理智领域的平台上进行更为复杂、精密的思维运算，从而产生出更为曲折离奇的军事思维形式。这些新的成就，甚至反过来震摄着造就了它的人。使人们产生了诸多疑问：人能否控制战争的进程？既然一场战争于瞬息之间一爆发便结束，人在这当儿甚至来不及钦动电钮便在这场毁灭性的打击中化为乌有。那么，战争的性质是正义还是非正义，人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何在，以及战斗力的构成中人与物的地位等方面的界限也都被极大地模糊了。人真的主宰不了自己创造出来的机器了吗？人也控制不了人自己酿成的自相残杀的惨剧了吗？
由于战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要消亡的；战争一旦消亡，是否就意味着人进入了无历史的阶段呢？
既然人类的生存是一个过程，那么人类是否也要消亡呢？如果人类会消亡，这种消亡将是被战争消亡的吗？人类的消亡是否还有另一种理解，是不是说当那种发展的历史过程结束之后，人类进入到了无历史的存在状态呢？当马恩所说的无阶级社会实现之后，人类是否重新返回了伊甸园？
思考之四：应当重视探究军事思维发展过程中那种内在于自身的历史逻辑。军事思维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活动，它究竟有没有内在于其自身的那种相对独立的节奏呢？这应当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性涵义就是：军事思维在发展上的相对独立性。亦即军事思维能动地反作用于军事实践。
事实上，现有的文献已经捕捉到这个问题。毕文波教授在《军事思维研究述论》一文中指出：“新军事革命的灵魂是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显然，这是一个对军事革命的本质作了反思性考察而得出的深刻见解。流行的观念则没有这样的深度，许多人只是把军事革命作为一个现存的概念，借以对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军事现象进行经验层面上的描述，至多也不过对历史上的军事变迁作了一系列器物表象的枚举，却很少从哲学的层面上对军事革命进行反思和抽象。这就是当前十分盛行的那种对军事革命所作的器物性解读。有鉴于此，所以我认为毕文波教授的这个论断是对军事思维与军事实践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一种全新的解读。其中有如下四层涵义：一是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揭示了军事革命发生的标志。革命的意义在于实践主体的能动作用。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实质上是说革命是一种主体完全自觉的活动。毛泽东也从革命党人的向导作用与革命的结局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意识对于实践的革命性作用。[5](P
3)我们判断一个事物存在与否，往往就是看是否有从根本上说使它成为它自身的那种质的规定性，或内在矛盾。质的规定性，就是事物使自己成其为自身的灵魂。因此，军事革命的发生是以军事实践主体自觉意识的转变为标志的。二是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揭示了军事革命发生的过程。军事思维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当然也是处在与军事实践相关的历史过程中的另一种军事实践形态。因此，新军事革命的过程就是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转变的过程。没有观念的转变，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转变。因为，即便客观事物的发展已经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转变的“十”字路口时，假如我们依然麻木不仁、浑然不觉，那也不可能有革命的发生。革命的发生在一定的意义上依赖于实践主体作出正确的主观判断。历史上，由于拿破仑没有意识到蒸汽机这种技术革命的军事意义，轻率地拒绝了富兰克林要他把军舰的甲板由木头改为钢铁的建议，结果痛失良机。法西斯战争失败固然有其非正义性的深刻根源，但也不能说没有军事思维层面的原因。二战初期，德军虽然开创了坦克闪击战的先河，但军事统帅部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新型武器对战争的革命性作用，结果大陆军的思想使它们限制了坦克的作用，因而在苏德战争中曾一再延误战机。三是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揭示了军事实践发展的内在节奏。我们说，事物的变化是绝对的，变化有渐变和飞跃、量变和质变的相对区别。在这里，毕文波教授所说的“转变”，实质上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具体形态。既然是变化的具体形态，那么，“转变”一方面与变化的普遍形态相联系，说明转变是在变化中与变化的其它形态连续发生的，说明转变不是变化的中断；另一方面，既然“转变”是变化的特殊形态，它就有区别于变化的其它形态的不同的、独特的质的规定性，这说明在军事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伴随着军事思维观念根本性转变的独特的历史阶段，从而表明军事实践的发展有着其自身内在的节奏。四是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变革揭示了军事思维的发展存在着相对独立性。这就是军事思维发展过程中那种内在于其自身的历史逻辑。从总体上说，实践活动可以相对地区分为物性活动与思维活动，两者相互交织。物性活动因思维活动的支配而具有实践的属性，思维活动在与物性活动的作用中获得了自己的现实内容。在实践活动中，思维活动往往穿透物性活动从而使实践活动中在人的能动意识的支配下使自己不断地呈现出发展的历史节奏。这就是说，在“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中涵蕴着一个非常深刻的寓意：即发生在军事实践中的军事革命具有为能动意识所支配的本质特征。事实上，实践主体的能动意识正是“军事思维观念的根本性转变”的深刻根源。能动意识使军事思维观念穿透变化着的物性层面的外在表象。一方面，实践主体的能动意识直接地表现为把技术整合成军事实践的目标，让器物超越自身而成为军事革命的元素。另一方面，实践主体的能动意识间接地在技术和器物之上，在历史的层面上把军事实践导向军事革命的纵深。
思考之五：政治上的战略思维决定军事思维。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战略思维决定军事思维，军事思维的转变总是决定于国家政治战略思维的转变。考察我军军事思维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军事思维的转变总是与党和国家政治战略思维的转变而转变。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党对革命道路问题的探索由城市暴动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性转变，军事思维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变。游击战、运动战，诱敌深入等一系列战法取代了阵地战、“大兵团”作战、堡垒对堡垒而御敌于国门之外等。建国初期，我们党面对各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的世界形势，两大阵营处在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格局之中，准确地作出了世界正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判断，因此在军事思维上确立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建国30年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军军事思维随之发生转变，从而产生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近年来，面对西方新干涉主义战略所引发的世界局势的变革和挑战，我军的军事思维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新时期为着眼点的军事斗争准备方面。适应这一转变，产生了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走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之路的军队建设方针。
这些现象能否说明战略思维决定军事思维呢？或者，有没有支配着这一表象的内在必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理论和实践都已充分证明，战争或军事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由于战争或军事是政治的特殊形态，因而政治发展的规律也应当支配战争或军事的发生和发展。政治的战略通过和平与发展、通过外交活动中与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周旋，在利益的均衡中寻求国家利益的极大值，这些便作为政治的战略目标规定着军事活动的空间。军事活动的空间一旦确立，军事思维也便随之变化。[2] 毕文波．军事思维学论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
[3] 毕文波．军事思维研究述论［J］．军事历史研究，2003，
(4)．
[4] 毕文波．军事思维学论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