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总理李克强写了一封公开信，然后，他进了中南海。在简政放权的大势下，吴海道出了企业家的委屈，而政府刚好找到了简政放权可实际操作的切入口，民间与政府的互动，显现了这一届政府口号之后的落实决心
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政府和媒体来访，吴海不停抽烟，琢磨着每句话应该怎么说。他觉得“国家这么重视，至少不能给政府添乱”。
他也开始琢磨穿着。办公室里备了一套西装，准备随时应付过来采访的电视媒体。一位朋友告诉他，穿得好一点，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我最近才学会，原来穿衣服也是一种社交。”
此前的这个季节，他的着装基本是T恤和牛仔裤。“他是最时尚的酒店里最不时尚的人。”一位记者曾这样描述他。
吴海用“热闹”来形容目前的状态，烟瘾也达到了近年来的高峰。他是桔子水晶酒店首席执行官。3月23日凌晨3点多，他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挂出了一封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公开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
“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是命运在推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吴海说。52天后，他因此走进中南海。 公开信
3月22日晚上，吴海看到李克强总理两天前视察工商总局的新闻，总理提出要简化审批程序，统一监管机制，扶持企业发展。这引起了吴海的共鸣，创业近二十年，他对简政放权有更实际的理解和期待。
“我为什么不把我知道的和我的建议说出来？万一国家有关部门看到了可能对促进简政放权还有些帮助呢？”23日凌晨1点多，吴海开始写这封给总理的公开信。至少他认为是总理李克强给了他写这封信的勇气。
在信中，他开门见山，言辞激烈。“如果按地位排的话，政府管理人员是嫡出的孩子，国企是庶出，而私营企业则是私生子，虽然都是国家的亲骨肉，但是嫡出是当家的，管着我们;庶出的也怕嫡出，但是他们敢找亲爹撑腰，而我们作为私生子只能被大哥打完左脸再主动地把右脸转过来让打。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还要活着。”
从2006年开始做酒店，吴海吃尽了苦头。新酒店开业，需要同时拿到工商、建委、消防、公安、卫生、税务等部门的批文，但是这些机构对什么样的旧楼可以改造成酒店没有统一的标准，并且互相不认对方的规定。一家酒店的前期建设通常需要投入三四千万，吴海在每个审批环节都会提心吊胆，一旦有一个得不到认可，前面的钱就都打了水漂。
日常运营中，面对有些政府部门的吃拿卡要，吴海更是有苦难言。过去，一些地方政府的卫生部门规定酒店的中央空调要定期进行风道检测，按照面积收取几万块钱的检测费，现在很多中央空调都用水管不用风道，改用水冷系统，但是酒店依然要缴这笔检测费。吴海向相关部门反映，得到的解释是，中央空调都要收风道检测费，不管有没有风道。
公开信中还列举了几个类似的遭遇，面对繁琐的审批程序、模糊的管理规定条文，企业只得看政府脸色行事，如履薄冰。
吴海说自己有严重的拖延症，但是这封五千多字的长信从起笔到完成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又花了些时间查了一下错字。他在信的末尾向中国道了晚安。
一觉醒来，公开信的阅读量超过4万，引起热议和转载，陌生人在公众号上留言：“泪流满面”、“胆子真大”、“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当天，他就被一些媒体描述成了吐槽的人。他很不喜欢这样的描述，“他们可能没有仔细看我的公开信，我写得很清楚，这是提案的标准写法，前面出现什么问题，后边解决方案，理性、建设性的东西都有。”
此时，吴海还不知道政府会做何反应。
没几天，区政协给吴海打电话，说北京市在了解他的情况，让他别担心，当天下午又给他打电话，转达政协主席的关心，说他说得对，说得好，不用害怕，有事政协扛着。接到这通电话，吴海心里有底了。
这封信的内容，他一年前在另一个场合就说过。2014年1月8日，作为政协委员，吴海在北京市东城区全体政协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讲的是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发挥效力，政府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别管。”发言结束，全体鼓掌，区里一名领导给吴海发短信：说得好。这次发言就是后来公开信的雏形。
在公开信发出的当晚，吴海曾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信里写到很多现实问题，肯定会触痛一些人的神经，他担心遭到报复。吴海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评估，后来想想，觉得这个损失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我不会拿着投资人的钱去玩我个人对国家的关心，不能让他们陪着我一块儿来爱国吧。”吴海觉得自己的企业不算小企业，“小企业你可以整个半死，我这企业你弄一弄，我也无所谓。”
“我指的无所谓就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比较值得。”吴海说。但风险毕竟存在，吴海犹豫再三，最后跟自己说“去他妈的，发了吧”，按下了发布按钮。凌晨3点15分，他在朋友圈更新了一条状态：“半夜写了篇文章，趁着没后悔发出来了。”
在公开信中，吴海写到了类似“三节特种税”、一盒过期薯片罚款两三万、随时敲开客人房门检查等实际问题，但都是用“某城市”、“某机构”来指代，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城市、机构和人。
公开信引起广泛关注之后，面对前来了解情况的政府机构和媒体，吴海依然不愿具体指名。很多城市的基层管理人员向酒店的城区经理打听，“你们吴总写的不是我们城市吧？”城区经理们赶紧回答，“不是不是。”
在这个问题上，吴海有自己的尺度，“不该说的我一定不说，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从道义的角度说，他觉得这些人也不容易，大环境如此，正如八项规定之前大范围的公款吃喝，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就好太多了。只要国家改变，这些事情自然会解决。 中南海
公开信发出一周后，吴海接到国务院一位司长的电话。司长告诉吴海，领导看到了公开信，很重视，请他过去谈谈。吴海担心自己是不是说错了话，司长告诉他不用紧张，“本来应该拜访你的，但是过来就说自己是司长，怕你觉得是骗子。” 司长接待了吴海，肯定了他的公开信，希望他以正式信函的形式寄出。回到办公室，吴海就把信寄给了这位司长，第二天接到司长电话：“你的信的收件人应该写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收’。”
寄信前后，不断有北京市和国家部委的一些领导约见吴海，了解他对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想法。父亲有点怕了，劝他注意分寸，不要乱讲话。他的父亲是一位经历过“文革”的县级退休干部。倒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政治方向没错。”
5月12日，吴海接到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的电话，请他到国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做个十分钟左右的发言，还建议他着便装。
吴海问要不要讲稿，对方答：不用，畅所欲言。吴海接着问什么是便装，西装不打领带行吗？对方回：行。吴海继续问国办在哪里？对方说：中南海，从西北门进来。“因为我在政协干过政协委员，说话是要事先准备稿子的。”
5月14日下午，吴海第一次进了中南海。他特意早到，在楼里到处转转，“里面的楼就像老部委的办公楼一样，灰色的老式建筑，房间挺小，办公室里面根本不豪华气派。”他本来想拿手机照张相留念，结果被警卫制止。
当天下午的会议由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主持召开，召集公安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卫计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等多个部委，与地方负责人和学者就“推进基层政府管理服务公开工作”展开座谈。
吴海作为唯一的企业代表，坐在会议桌的正中间。会议室顶特别高，没什么装修，大长桌子前面是一个大的显示屏。里面很热，吴海把西装脱了，顺手挽起衬衣袖子，后来他才发现领导们的衬衣袖子都系着，就他一个人撸着袖子，“觉得自己挺不懂规矩的”。
他第一个发言，没有稿子，话说得很直接。“第一，简政放权从中央下到地方之后，我们没有感觉到行政审批和监督管理的效率，这就是最后一公里甚至零公里到窗口的问题。我提出来，核心的核心就是要观念转变，简政放权是标，职能转变是本。第二我提到，转变观念需要时间，那我们通过什么方法逼迫他来改观念？适应市场需要，强迫你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李克强此前说，简政放权要从政府部门“端菜”变为人民群众“点菜”。在会上，吴海也对此发表了看法，菜好不好吃，最清楚的是点菜的人跟掌勺的人，研究菜谱的专家学者真不一定有这俩人清楚，所以他建议由点菜的企业和掌勺的政府一块来做这道菜。话外之意，是他对专家的不满。
在这次会上，吴海还得知，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国务委员杨晶都在他的信上做了批示。 生意人
吴海的公开信把行业潜规则摆在了台面上。经商近二十年，尽管他依然对此不屑，但早已学会适应。
1997年，吴海创办第一家公司之时，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和混乱的监管体制让他愤怒，当年二十多岁的他完全看不惯这一套官场作派，恨不得到领导那去告状。
“有关部门领导就希望企业主有事没事常去他们那坐一坐跑一跑，但吴海不认这一套，他觉得他把事情做规范了就好，不跟政府起冲突，但也不谄媚有关部门。”一位在3年前采访过他的记者说。
吴海很快意识到自己“是个生意人，不能感情用事”。生意人的身份迫使他迅速融入这个环境，他需要对员工和投资人负责。起初，他经常感到憋屈，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到最后就变得麻木了。“慢慢地会意识到，可能政府也需要面子，开始就学着慢慢去照顾这种面子。”
“这是一种妥协吗？”
“我不认为是妥协，如果这是一种文化，那就是你要适应这种文化，不叫妥协，这叫适应。”吴海说，他把这种规则看作一种市场文化，整个氛围都是这样，照着氛围走，很多东西都可以学会。他觉得重人情、好面子是中国人的传统，让人有面子了，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他知道很多种让政府有面子的方法，却依然愿意跟政府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也特别认同王健林所说的“不跟政府打交道太假”。在他看来，良性互动是政商关系的理想状态，企业通过合法经营赢得政府的信任和帮扶。“如果过分强调跟政府中某个人的关系的话，最后容易变形。”
“你如何保证在这个过程中不变形？”
“我没这个能力跟人打交道，我只是踏踏实实做人。”吴海解释，踏踏实实就是合法经营，主动纳税。2012年，桔子酒店引进凯雷投资后，部分股东在境外进行了股份交易。这笔境外交易，如果股东不说，国内税务部门也无从知道，但吴海主动提出来纳税。
吴海去申报，整个北京市都没有过境外交易纳税的先例。税务部门不知道该怎么办，让他等等，去国税总局请示。“国税总局都二乎，二乎了半天，最后我们交了这个钱。”吴海说。
经商多年，吴海仍然恐惧社交。
他怕生人，怕饭局，不知道怎么把聊天不冷场地进行下去。但是吴海善于用人，副手马晓东是他在社交上的仰仗，“他是北京人，部队大院的，自信心非常强，他跟人打交道不怕，再牛B的人他都能平等对待。”
吴海不喜欢喝酒，躲不过的时候，他拿起酒杯就喝，只有一句话“谢谢大家”，别人觉得他老实，只有他知道，那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虽然不善社交，但吴海很自信，他认为自己逻辑性特别强，看问题的观点和别人不一样。写这封公开信之前，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我从小有主意，可能是天生的，包括思考问题的角度，教是教不出来的。”
吴海在公开信中写道：也不知道写完这篇文章会不会给企业带来麻烦，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想说出来，做企业十几年了，太憋屈了！
他说，这委屈不是瞬间爆发的，生意人，尽管言辞激烈，也不会感情用事。“不会说的人，写出来的字就一定比较激烈。”吴海说，“所以人是两面的，你看到我写的东西觉得我是一类人，你见到我本人的时候又会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这人算是比较客观，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确实有不好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你要怎么样？你把他彻底推翻吗？不是啊，我觉得任何社会没有一个最完美的管理体系，现在的国家体系我觉得不错，有改好的潜力，所以我从来不会反对，只是我说出哪不好，怎么改，我不是在吐槽。”吴海瞧不起天天在虚拟空间发牢骚的人，他觉得牢骚话对改变现状没任何意义。
4岁时看到外公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给吴海留下深刻的印象。经历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从走资派的后代成为企业家，他对时代和政治有清醒的认识。
“你怎么看个人跟时代的关系？”
“个人的内心可以保存在自己的时代里面，你可以活在那种很纯净、很超脱的时代，那是你的内心。但是你物理上的生活一定要适应这个时代，这是一定的。你可以有你的个性，但是你的个性不能伤害别人，尤其不能给你的家人带来麻烦，这就太自私了。”吴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