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平息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实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西藏人民由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西藏社会由此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民主改革是改变西藏人民命运的伟大抉择，是新旧西藏历史的分水岭，是世界废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权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最为广泛、最为深刻、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
1959年以前的旧西藏，实行的是延续了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毛主席曾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一是社会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占西藏人口5%的“三大领主”，即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占有西藏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土地。二是实行政教合一。寺庙占有西藏土地的36.8%，宗教上层既是最大的农奴主集团，又是主要的政治统治者，同时还在文化和信仰领域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三是具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旧西藏地方法典把人分为三等九级，农奴主可以把农奴租让、抵押、出卖给其他领主，寺庙里同样等级森严，贫苦、低级的僧人只能做寺庙的奴役，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权利学习文化和宗教经典。
我是从旧西藏过来的人，我个人和家庭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我出生在藏北一个贫苦牧民的家庭，冰天雪地里到处流浪要饭;给部落头人、牧主、活佛当佣人，吃不饱、穿不暖，过着饥寒交迫、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被人称为“波哲热地”(男鬼热地)。民主改革前，我受尽欺凌和苦难，现在我的身上还留有块块伤疤。我有一个弟弟就饿死在母亲的怀里。那时，我和许许多多受压迫的农奴和奴隶，都盼望着黑暗、落后的社会制度得到彻底的变革。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改革旧西藏的社会制度，是《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的方针，同时又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与西藏上层协商、和平改革的政策。中央对旧西藏上层反复做宣传解释工作，耐心等待，做到了仁至义尽。尽管如此，1959年3月，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唆使下，西藏封建农奴主上层反动势力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挠改革，分裂祖国，以实现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改”。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要西藏的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通过民主改革，在西藏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广大农奴和奴隶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经济上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广大农奴和奴隶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和生产资料，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思想上摆脱了封建农奴制腐朽思想的枷锁，实行了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真正得以实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走上了发展进步的崭新道路，西藏各族人民人生命运发生根本转变，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1959年，我的家乡一边平叛、一边民主改革。当时，为了培养藏族干部，解放军和工作组动员藏族青年到内地学习，我就下决心报了名。这样，我很幸运地成了我家乡到内地学习的第一批学员，到了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在北京四年学习中，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过去我们穷人受苦受难，不是命不好，而是受三大领主的压迫、剥削，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权。在北京学习期间，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接见了全体学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民主改革，是我和同我一样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农奴、奴隶改变命运的转折点。
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的发展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实践的缩影
西藏这50年的发展成就可以概括为：政治全面建设，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文化全面繁荣，人民生活全面改善。我体会，西藏的社会制度和各族人民的命运之所以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我1975年到自治区工作，一直到2003年到全国人大工作，在自治区党委领导岗位上工作了整整28年。我深深感受到，在西藏发展稳定的每个关键时期，中央都及时召开会议，研究西藏工作，解决重大问题。特别是1989年10月，面对1987至1989年拉萨连续出现骚乱事件的复杂局面，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形成了关于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初步形成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治藏方略，实现了西藏工作从乱到治的历史性转折。此后，中央于1994年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做出了中央各部门和有关省区市对口援藏的重大决策。2001年，中央又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的宏伟目标，加大了对口援藏的力度。这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被西藏的同志亲切称为两个“里程碑”。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2005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把我们党对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作为西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护西藏的“碧水蓝天”，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实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这在我们党西藏工作历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无私支援是西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和平解放后，为支援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许多内地干部到西藏工作。这其中有和平解放时期进藏的老十八军和其他部队的同志，有各省市自治区进藏的地方干部，有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和青年学生等。他们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各族人民的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口援藏”是中央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承担对口援藏任务的各中央国家机关、省区市和国有大型企业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服从、服务于大局，不讲价钱、不提条件、不打折扣，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全力支援西藏。现在西藏7个地市和74个县区，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就连海拔近5000米、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那曲地区双湖特别行政区，也由过去的几间土坯房、几顶帐篷，发展成高原新兴城镇，成为藏北无人区的一颗明珠。
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在青藏铁路这条“天路”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我记得，那是2000年10月10日下午，江泽民同志参加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西南组讨论，他点名要我发言。我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是现在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项目已经辐射到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但都辐射不到西藏。所以我们请求中央尽快修建进藏铁路，请求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50、60年代起，毛主席、邓小平同志等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一直非常关心这条铁路的建设。现在看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有望将它付诸实施了!”江泽民同志笑着说：“热地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都做到我头上了!”仅隔一个月，2000年11月10日深夜，江泽民同志在铁道部的专题报告上作出了长达三页纸的重要批示，指出：修建青藏铁路十分必要，我们应该下决心尽快开工修建，这是我们进入新世纪应该作出的一个大决策。2001年6月青藏铁路正式开工建设，2006年7月1日全线建成通车，西藏各族人民半个多世纪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到格尔木出席青藏铁路通车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对于青藏两省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各族群众生活，对于增进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边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
目前西藏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局势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和睦和谐的新气象。半个世纪以来，正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金光大道，西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各族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统一、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统一、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统一。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实现了各民族空前的大团结，我国是世界上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从此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权利。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担任，在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国家机关组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77.97%，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区有20名代表，按人口比例计算在全国是最高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250余件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内容涉及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藏语言文字、司法、文物保护、野生动植物和自然资源保护等许多方面，有效地维护了西藏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特殊权益，促进了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
巩固和发展民主改革成果，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西藏各族人民的最大心愿
达赖集团叛逃国外后，在西方反华势力支持下，成立了非法的所谓“流亡政府”，长期从事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破坏活动。1987年至1989年，他们在拉萨连续制造骚乱、闹事，2008年，他们又制造了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暴力干扰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与此同时，达赖集团极力美化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下的旧西藏，把残酷、黑暗、野蛮、落后、专制的旧西藏描绘成“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攻击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使藏人陷入了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从而把自己打扮成所谓“西藏人民的代言人”，煞有介事地向中央提出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等变相独立的要求，企图在“自治”的幌子下恢复他们对西藏人民的专制统治。
历史雄辩地证明，十四世达赖及其政治集团是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他们与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与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与达赖集团之间分歧和斗争的实质，根本不是自治与不自治的问题，不是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而始终是进步与倒退、统一与分裂的斗争。达赖集团分裂祖国、复辟旧制度的图谋，西藏各族人民看得非常清楚，也是绝不会答应的。他们的目的，过去没有实现，现在没有实现，将来永远也不会实现。
我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继续弘扬民主改革的伟大成果，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万众一心，锐意进取，保稳定、促发展、奔小康，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事业必将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