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的先生们：
你们都十分清楚，我站在你们的面前，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选择。为了遵从一个传统的制度，我在法庭的要求下站在这里，尽我最大的努力，为那个绝望的人进行辩护。可地方检察官居然让我成了他不高兴的靶子，只因为我是女性就质疑我，这难道不奇怪吗？
那位律师告诉你们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想知道，当他宣布了这一令人吃惊的发现后，是否行星就不再待在它们的轨疲乏上了，是滞河流就不再奔向海洋了。我感到震惊的是，法官大人在听了那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后，居然没有昏倒在法官席上，而你们各位陪审团的先生们，居然也人那个对你们神经系统来说，无疑是可怕的打击中挺了过来。
我是一个被大家称为女人的可憎可怖的东西----然而，我的当事人，他只是一个可怜的、无助的、没有防御能力的男人。并且，他希望得到你们的同情，并在本案中给他一个他想要的判决。我很同情那位检察官的这种不愉快的处境，确实，这个世界向他敞开着。他跟所有的男人一样----他可以渴望升任最高的官职，举着火炬领导政治竞选运动，并在选举的那天，把他的选举权用1.5美元的价格卖掉。然而，他对此还不满足。就像亚历山大帝想征服更多的土地一样，他想得到你们的判决以，并且，为了唤醒你们的同情心，他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女人，而他只是一个男人。
我承认，我并没有清楚地理解他这话和本案有什么关连。他的逻辑就是，我是一个女人，因此，你们就应该判决被告有罪。这个结论得来得非常突然。我们匆忙地跨过了争论的河流，却未搭建任何的桥梁或是渡船，也没有任何可以涉水而过的地方。在他那一长串的逻辑推论中，似乎缺乏一个重要的环节，某个地方确实在着缺陷。当然。母亲们在经历了如此不同寻常的生产后，也总虚弱的。因此，我们推论，我们应该宽大待人，正如有诗人说：“对他的错误视而不见，对他的美德大加赞扬。”
但是，那位检察官却坚持说，我是一个女人。各位陪审团的先生们，对于这项我是个女人的残酷的罪行，我服罪。我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5个健康的孩子。由于我的勤劳工作，我把这些孩子都抚养大了。他们中，现在有的已经从少男少女，步入到了更加宽广的男人和女人的人生阶段了。但是，我厌恶用“她是一个女人”的说法进行隐蔽的诽谤和影射。这种说法的目的，就是要在你们面前贬低我，贬低我在这个事业中的努力。这种说法是令人生厌的，因为它披着一层密糖一般的奉承的外衣。
以那些曾抚育了你们的母亲们的名义，以那些曾把爱注入了你们眼睛的妻子和少女们的名义，我痛恨这种认为陪审团会有偏见，因而偷偷向其求助做法。我痕恨这种居心不良的诽旁和影射。他们认为，一个妇女出现在诉讼之中，就玷污了她的自身，并且她的性别就一一窍不通会对她的当事有所不利。我痛恨，还因为你们各位先生又唇紧闭、一言不发，这显示出你们心胸狭小，足以把偏见带到陪审席上，而你们也可能作出侮辱人的推断，违背誓言，进而对这个被告实施惩罚。
地方检察官的演说，对于发誓要根据法律和证据来作出决定的这个群体来说，是不恭敬的；对于他应为之增光添彩的职业来说，也是不光彩的。如果他希望把你们的注意力调离本案的真相，那么，请允许让我这样说：相对于他那严肃的誓言，这种做法是一种让人恶心的做法；并且，相对于他的职业责任，这种做法也是不适宜的。但是，也许，就是这个女律师使他陷入了麻烦之中，我认为，作为一个女律师的事实，远比我作为一个女人的事实，更难让人对付。那位检察官氢他的嘴唇撅起来，暗示说，我被称之为是“女律师”。但是很遗憾，我不能加敬他一句恭维的话，是的，我不能。因为我从来也不有听见过谁用任何律师头衔来称呼他。
好了，让我们氢这所有的问题都归结起来吧。我是一个女人，我也是一名律师----那又怎么样呢？这并不是一件新奇或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在这个城市从事律师工作。我在这座城里的一幢大厦里设有我的好几间办公室，我每天都冷静而清醒地来往于我的这些办公室。对于加利福尼亚的法官和律师们来说，我肯定是不陌生的。并且，各位先生们，我是在加州法律的许可下，才从事我的这项职业的。我的工作是正当的、诚实的，我不是在别的不要求什么学识的州的许要下才这样做的。我已经得到公众的承认。我不会被吓跑，也不会被累倒。我不要求额外的特权，更不期待有什么偏袒。但是，我只要求有一件事应该是公正的，即那些比我有更好机会的人，那些比我有更少的障碍需要去跨越，比我有更少的麻烦需要去争辩的人，应该和我站在平等的立场上讨论法律的真相，而不应该总是不断地、永远地提及那个性别问题----就本质而言，提这个问题纯属多此一举，它既不符合职业规范，也缺乏男子气概。
我原醒可以不去做这种争辩的。正如我过去已经无数次地容忍了他们的那些指责一样。但是，对此指责避而不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那些观点----对我、对其他那些进入法律界的妇女，都是一种有效的武器----必将最终损害到他们的事业，也将损害到他们当事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必须被消降，我希望这种观点能被消除----它终将会被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