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风下雨，不仅是自然现象，在象征意义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风风雨雨三十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阵风，动摇了为害已久的“左”倾教条主义与“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根
基；几场雨，冲刷了闭关锁国几世纪所积累的愚昧落后，并力挽狂澜使我国不仅摆脱了“文革”所造成的险境并奇迹般地闯进了世界大国之林，尤其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人们在重重迷雾困厄之中顿见一片社会主义“好山色”，即终于见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因此，也最终使人们相信在世界历史上终将铭刻上属于中国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邓小平继承和纠正了毛泽东。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相伴而来的一场争论??“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开局。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是为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制定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称之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而历史则将记载下这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外国一家颇有眼力的报纸评论说:“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果非常大的原则，它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用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事实上正是如此。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排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开始一段还纠缠于以调整为主还是以改革为主的争论，待到广大农民自发起来冲破人民公社的樊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改革立刻成为无可阻挡的主流。改革又由农村进入了城市，由此正式启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即将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主战场。市场和计划这两股势力的较量极其复杂激烈，经过好多个回合。不少人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占强势，也有人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意见。直到党的“十二大”以后才将我们的经济定位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这也不过是探索中获得的一个中间站而已。
在达到这个经济中间站的时候，曾一度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但由于改革仓促进行，未达到预定目标，加上当时其它因素，反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潮，导致上层领导人的变动。不久又招致了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式的学潮，引起政局动荡。两次事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最受影响的自然是正在进行中的改革事业。刚失势的计划经济势力企图乘机卷土重来，有人更大张“共产主义建设”的旗帜以图阻挡改革，最终是要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形势趋于严峻。恰当此时，变革中的苏联突然垮台，东欧变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怎么办？会引起骨牌效应吗？中外都在等着瞧。刚经历过两次事件的国内相当一部分人一时对改革持观望等待的态度，一些批评的声音也起来了。这时候，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卸掉了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以元老身份离开北京到南方广东和深圳特区一带巡视(他显然是以保护者的角色最后一次莅临这个象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区)，他一路上讲了一些极重要、针对性极强的话。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一百年也不能动摇；继续走我们自己改革的路，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经济特区就要以市场经济为主；不要害怕向资本主义学习，要更加敞开大门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及管理经验，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信心；对外则要“韬光养晦”，严格保持独立自主。
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震动了北京，在那里，各种噪音戛然而止。不久，国家就正式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正式建立起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应地引起了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使中国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也使资本主义国家大为吃惊，它们不能不对中国刮目相看，采取静观态度，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邓小平之所以为邓小平。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举一个例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8日)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依我看，这也可看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描绘。
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
到了这一步，有人以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中国已经处于内外交誉的“盛世”。这可称之为“盲目乐观派”。其实，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就是经济改革本身的“转型”也还没有全部完成。
例如，在我们这个有十三亿人口并且地区差别极大的大国，整个市场操作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有待制定并经受实践检验。目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总的说，只是为建设真正的**法治社会(它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开拓了空间，为进一步改革(包括文化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础。现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各种问题已经向我们提出来了，如何发展**成为人们集中谈论的话题。例如，如何铺开乡镇直选并进行县级选举的试点，如何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如何精简国家机构实现大部门制使之接近人民，尤其是，如何逐步推行各级选举制以代替长期存在的层层委派制。
这里特别要提到如何改善我们党和国家的**集中制，这是一个有关政体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首先应当说，**集中制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是只要**不要集中。根据如上所说，我们是一个多人口、多民族、并管辖不同地区的大国，为了保障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必须有集中，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过去对**和集中的关系认识有误，甚至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了。**和集中，应当说，**是第一位，是主体，集中则是**本身的集中(例如，**产生人民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行政执行机构等)。因此，集中不能凌驾于**之上，成为高高在上的指导者和发号施令者。集中建立在**的基础上，反过来就应当服务于**即服务于人民，就是各级领导者都应当成为人民的公仆。过去我们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实际上是以集中压**。这就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领导者之手，领导权力既无监督亦无制衡。这种权力垄断势必使特权横行，特权成为贪污腐败之源。这是我们政治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要作专题研究，这里不多说。
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
这里我倒要向那些“盲目乐观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我们许多领域的改革正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就是已经过初步改革的某些领域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缺乏审慎的研究，某些改革已显出措施失当，以致弊端丛生。如教育部门(主要是学校尤其是大学)出现了三大弊:市场化、官场化、大规模(将大学合并成无个性特色的超级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大伤。我国的国有企业已陆续告别了行政级别，告别了官本位。相反，我国一些较有名气的大学却陆续套上了行政级别，进入了官本位，首先使校长(连同党委书记)戴上某类并不算荣耀的“官帽”，貌似升格，实际上是降格，即使这些学校丢掉了自身本应具有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本应享受的较优渥的生活条件，在学校内部造成一种追逐官位的风气，有造诣有名气的学问家反被轻视。这便远离了办教育的宗旨。以此欲求文化学术之繁荣，其可得乎？
我国的改革当然有令人注目的成就，我们的国力随之大为增强，我们已是堂堂世界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差别尤其是城乡差别还相当大，广大乡村发展之路还很艰难。因此总体上，正如一位外国评论家所说，中国是“一个既富有又贫穷、既强盛又脆弱的大国”。毫无疑义，我们正在富有和强盛起来，但贫穷和脆弱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国家还有不少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我们的改革尚未及半，目前正在进入“深水处”，各种扎根很深的复杂问题正在浮现出来(包括上面所说的某些改革措施尚需再改革)，这些问题都要用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因此，改革不能停顿或半途而废。就外部环境说，世界的格局和形势正在激烈变动中，多极世界并非有序形成，各种势力正在较量中，许多问题难以预测。而在我们身边，“台独”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三十年来，在和平共处既定方针的基础上，我们的外交政策多有改革，日趋成熟，能够适应全球化形势和从容应对这个领域的骤风疾雨，不负大国的声誉，世界影响力日增。我们不搞霸权只求和平，但外交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日益增多，敌意和隐患并未在我们面前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地对待这个领域的问题，坚定地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努力。
总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势大变，不仅社会主义以崭新发展模式稳稳地站住了脚，我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正在崛起，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但“盛世”之说为时尚早。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忧患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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