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号、8号是第一个法定的传统节日——纪念屈原的端午节，也是学生高考的日子。学校则让各院系制订211三期项目并上交，我们原定的纪念真理标准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研讨会也要如期召开，会务忙得团团转。凑热闹地罢，自讨苦吃也罢，箭在弦上，也不得不发了。
因为参会的代表多是著名的老专家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会议开得倒是有些内容，如江平先生的发言“发展是硬道理，人权也是硬道理”就颇有一些思想冲击力。许全兴先生强调人格独立是思想解放的前提，也很有针对性。引起我思考的有两点，一是为什么经过官方或被官方认可的命题往往成为一句套话，如“解放思想、事实求是”就是如此？二是为什么学者对中西文化仍然有严重分歧？
不能不正视“官方”和“官学”的问题。自古至今，中国的许多事情都要通过官方推动，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决定的。权力与资源都集中在官家手里，无权无势的百姓处于被支配甚至被欺压的地位，时间长了，他们就象鲁迅先生说的，也只能不是“冷嘲”，就是“死相”了。官方即使推动文化事业，也往往缠杂着政治功利的考虑。这可以理解。但当下的政治需要与整个民族文化的推进，着眼点和目的毕竟不同，两者甚至有消除不了的矛盾，于是学术上也就有了维护官方利益和现行政治秩序的“官学”与“民间学术”的区分，前者显然更接近意识形态，后者才能直面现实与“大公无私”。当然，与官方或官学对立的民间学术也就免不了火药味甚至所谓“偏激”。这种情况，直到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才发生重大变化，市场带来了社会自身的发育和成长。然而，中国改革的所谓外发式和政治稳定的需要，又总是在强化中国各方面的行政化。这次大地震，民间表现出来的自发的救灾和赈灾活动，让人感觉到中国百姓正在焕发出担当天下的意识，这些意识过去只属于一些文人，这真是中国社会一大实实在在的进步！官方也应当由此觉悟，要让社会获得更多更大的独立性、活力和自组织能力，马克思不是早就说过要国家把从社会中夺取的权力再还给社会吗？只要我们还承认这句话正确，那就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做。一些本来具有根本性、普遍性的命题，之所以很快变成空洞的口号，就是因为仅仅充当了当时某种政治或行政需要的工具！并且，糟糕的是，政治或行政还不允许普通民众包括知识分子先于他们思想解放。比如，正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有学者提出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命题，很快便遭到当时官方和另一些左派学者的口诛笔伐。结果，人们从“解放思想”中竟然解读出不许“擅自”“解放思想”的禁令，这真是活生生的“黑色幽默”。李德顺先生就颇为风趣地把这一类现象幽默了一把。直到上世纪末，以人为本才得到官方承认或者说才成为官方的政治性方针。官方根据政治条件和政治需要考虑问题，这自有其道理。但它却以牺牲本来正确的学术思想甚至学术的独立研究为代价，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极其可怕的，邓小平就讲过一个民族思想僵化的危险。可到头来，为什么这种可怕的危险的情况仍然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是因为官方还未走出“政治一元化”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或许就是本次讨论会上几位学者都说“我不懂什么‘思想解放’”的原因所在吧？政治上当时不能做或做不到的，未必学术上也不能讲。政治上当下的得失利害，也不等于学术上的是非真假。——对于西方后现代一些人把学术与知识等于政治权力或功利的“新潮”看法，我们也要有清醒的批判认识。西方的这些新论不知是否属于赵汀阳讲的“乱七八糟”，但里面确有许多牵强附会。看来，社会分界的思想和社会分化的事实，在我们这里仍亟待加强。这样，政治和学术才能各自走上自己的轨道，并发生良性的互动关系。
这就说到西方与东方。我去年在深圳开会时说过一句话：通过中西对话，两种思想资源会有融通，也会出现“东方的更东方，西方的更西方”现象。这看来已得到证明。治中国学术与治西方学术的学者，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谈不拢，甚至伤了感情，不愿谈下去了。我感到理解，又不甚理解。学术观点影响到情感，这可以理解。但知识分子毕竟应当是最具理性，最具批判包括自我批判和宽容精神的。对于这次大震灾的解读，就有“自由主义”与“国粹主义”两种不同版本。国粹主义以中国儒家的“仁爱”思想解读这次全民性甚至世界性的救灾活动，我也能理解。我认为，各民族的文化，不管有多大差异，根子上相通，即都是为了族群生命和个体生命的存活兴旺并力求恰当地处理族群与个体的矛盾关系，所以，都要讲仁爱、互助、诚实、勇敢，没有反过来讲残暴、互损、虚伪、怯懦的。所以，文化才相通，才能对话，才不至于发生文化战争；文化也才能超越现行的政治，甚至超越文化的狭隘的族群性而达于人类性。然而，在说到中国仁爱精神的发扬时，如果非要同时否定西方近代以来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思想的正面影响，甚至重新提出“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的问题”，就说不过去了，就有些不着调了。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儒家讲仁爱并用以教育统治者，但对于统治者来说，仁爱充其量不过是他们作为“父母官”或“大老爷”对于“子民”的艰苦生活的“体恤”，除个别人，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和人格上树立起官民平等的意识。人“生”时不平等，“死”后也不平等。所以，我才说，中国的仁爱未在统治者那里落实，也未在制度层面落实，虽然历史上不乏官方的赈灾措施和系统。中国一向有“救急救命不救贫”之说，并且这种自上而下的“布施”也只能说是仁爱的下限。我绝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人类通性的思想资源，但在历史上并未充分实现出来——我由此也并不认为统治者一无是处，与百姓完全对立，统治者不过是攀爬到社会上层的百姓而已。说白了，传统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就是成为地主（土地的主人），成了小地主，再做大地主，最后就是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由于资源有限，爬上去的人也需要有人供奉、侍候，所以，就有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和秩序。这反过来也就把文化中的那些人类性的特别是人人平等的意识给遮蔽、消弱了，而大家长意识、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反而强起来。所以这才有了近代激烈的“反传统”。这种反传统，应当说是中国文化自身革新的需要，是它的刮垢磨光、激浊扬清。所以，我们才要正面肯定西方这个“他者”的作用，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甚至碰撞，把历史中添加上去的赘物和异化的东西清除掉，而将其本来的最可宝贵的人文精神开显出来，并给以新的阐释、充实和提高。没有这个“他者”作攻错的他山之石不行，直接让这个“他者”对中国的事情指手划脚也不行。所以不能迷信西方，搞洋教条；也不能迷信传统，搞古教条。那么，迷信当今或当下的实践就对了？也不对——我们中国人总是对强势的东西迷信，这本身就是人格不独立、思想不解放的表现！任何现实的实践都不是盲动和蛮力，而处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各种现有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中。一棵大树，都是从根上生发，沐浴着风雨阳光成长。我们也需要从我们祖先的最具“原生态”的“所思所想”起步，顺着这个根子即文化传统去发现理解它的历史性变化，然后顺乎天应乎人，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我是谁”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从何处来”，我“向何处去”的问题。
诚然，东西方之间差异性越是拉大，其张力和动力也就越大；但不要忘了还有互斥互补、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道理。因为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性，因而我们只能互相抨击，而不能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任何共识，这说得过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