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举行、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大好形势下，根据市委负责同志关于进一步抓紧抓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巩固工作的指示，在街道乡办的统一领导、组织下，我们对回沪青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访问、调查。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基本上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人数清、情况明，体现党的关怀，有利于今后动员。
我们的工作是在里委党支部的领导、安排下，由里委上山下乡干部、访问小组的同志与居民大组的负责人“三结合”,按照居民大组开展访问调查的。广大居民中的积极分子、送子务农家长代表和退休工人，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积极的配合。有些退休工人、里弄干部，年龄大、体力差，和我们一起登上
三、四层楼，已经气喘吁吁了，仍然坚持向回沪青年们热情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宣传大好形势。他们还主动向我们提供群众的反映，介绍有关情况，使我们能对每一个回沪青年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例如，有一个青年回沪后深居简出，很少露面，里委“回沪青年名册”上也没有这个人。这次访问时才发现这个“漏洞”,我们上门时他的情绪十分沉闷，言语很少，居民大组负责人就将群众反映的情况告诉我们。据了解，这个青年在农村与当地姑娘恋爱遇到了一些问题，因此思想情绪比较反常。这样，就使我们掌握了上门访问时未能了解的情况，有利于今后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为了坚持在工作中体现党的关怀，我们力争把工作做到每个回沪青年本人，个别青年常不在家，我们就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上门，直到与本人见面。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举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报告，十二位知识青年代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给这次工作带来了一股强劲的东风。访问中，许多回沪青年畅谈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收获、体会，畅谈了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势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好形势。在安徽颍上插队的青年杨网虎向我们介绍了把分散插队的青年适当集中起来、举办青年场的情况。知识青年相对集中，有利于加强领导和统一组织学习，有利于发挥青年各自的特点，既搞农业，又搞多种经营，发展了集体经济，也增加了青年收入，生活、思想也相对地趋于稳定，巩固和发展了上山下乡的成果。
【忆与议】
上述小结中提到里委有“回沪青年名册”云云。如今想不起那是何等模样，但是它提示人们，当年的知识青年是受到何等的“重视与关怀”,当然，这绝不是因为他们作出了绝顶伟大的功绩而备受厚爱，而是由于上山下乡政策不得人心、却还要“巩固成果”而“创造”出来的管理手段，街道乡办督促里委干部通过居民大组长和小组长，把回沪知青的日常生活动向掌握得一清二楚，遇到长期逗留在沪的除了上门还可能与家长的工作单位联系、“共同努力”动员返乡……时过境迁之后，回味那样的管理方式，还能认为如此生活方式下的知青及其家庭对上山下乡运动是真诚拥护的吗？
通过上门访问，向回沪青年转达了上海市各级领导和全市人民对广大下乡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慰问，使青年们受到很大鼓舞。绝大多数回沪青年及其家长，都热忱欢迎我们上门访问，并表示感谢。不少青年说，“上海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时时关心着我们，不仅派出了慰问团到农村来加强领导，就是我们回沪，也这么关心我们，派人特地上门，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我们要把上海人民的殷切期望带回去，积极投入农业学大寨运动，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些回沪治病的青年表示要积极治疗，争取早日重返农村第一线。例如，在黑龙江尾山农场务农的陆玲芬，农场给了假期回上海治病，她表示要努力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提早回场，和广大青年一起为改变农场面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不少家长也表示要做支持子女坚持乡村、扎根农村的促进派，积极创造条件，让子女尽快返回农村。例如，在江西信丰插队的青年宋勇，因母亲患癌症，回沪照顾。这次上门访问时，他母亲表示：“做家长的不能拖孩子的后腿，要多为孩子的成长着想。我的病一时不会好，不能因此把孩子老是留在上海。我争取让他在一个月内回农村去，投入当前的伟大革命运动。”这个青年最近已返回了农村。街道召开的送子务农家长讲用交流会，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会上发言讲用的家长沈长华，在会后的讨论中说，要向先进学习，鼓励自己的孩子在农村扎根，铁心务农，做一辈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通过访问调查工作和交流大会，也推动了一些青年及时返回农村。例如在安徽插队的章斌雄，9月底回来探亲，10月底就离沪返皖了，打破了一些插队青年回沪时间较长的“常规”.目前，已经有9人返回农村，还有5人即将返回农村，投入轰轰烈烈的普及大寨县的革命运动中去。
【忆与议】
上述内容属于“正面”的“成绩”,其实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空洞而枯燥，硬是把三个在走访期间返回农村的回沪青年，扯到起草小结时刚刚热火起来的扎根农村、普及大寨县这样的时髦话题上。
访问、调查过程中，通过与回沪青年的广泛接触、交谈，也看到了一些目前还存在的问题。
一般地说，在中央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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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号文件下达后，各地青年住房、口粮问题已基本解决，尚未落实的只是少数。目前反映较多的是：农村中一些地方的领导对知识青年政治上的成长关心比较少，党、团组织很少过问知青的入党、入团问题，政治学习也没有人抓，满足于把生活安置工作做好，把青年作为单纯劳动力使用，或看做可有可无、放任自流。有的地方仍然有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浙江鄞县插队的陈菊芬反映，农闲时女劳力还无工可出，影响了女青年的思想情绪和经济收入。有些在江苏、浙江投亲插队的青年，如在常州的徐文清、苏北金湖的韩桂荣等反映说，当地知青工作没有人抓、管，一盘散沙。而由安徽淮北回沪的青年反映较多的则是当地农村请客送礼、走后门的歪风比较严重，影响恶劣。
同时，我们也发现，知青家长的思想常常直接影响知青的思想行为。例如有些家长认为插队务农吃亏，把子女留在家里也并不增加负担，还可以帮忙做点家务，带带小孩等。有的家长则对孩子下乡不放心，说“现在回去，队里没有其他青年，孩子自己害怕，家长也不放心，不如再呆一个时期或过了年再说。”等等。由此造成一些青年较长时期地逗留在上海。这些情况要求我们抓好建立和健全家配小组的工作，把广大知青家长统统动员起来，发扬先进，学习先进，共同做好上山下乡巩固工作。
再就回沪青年本身来说，虽然至今尚未发现串连闹事的苗子，但也存在各式各样的思想情绪。例如，有个在黑龙江务农的青年吴雪清，认为自己已近三十岁了，今后回上海的机会不多了，所以乘这次来沪看病，在上海多呆一个时期。又如68届半工半读毕业生毛秀佩，现在黑龙江农场，听说其他地方的同届毕业生有抽调到工矿的，因此也希望能在成家以前上调。再如，黑龙江军垦农场回沪的陈国芳反映说：“现在实行包工、评分，体弱青年和女青年的收入比以前降低了，”因此有不安心的情绪。一般地说，在下乡较早的青年中，有等待上调想法的为数不少。
此外，对一些老大难问题，诸如郑步高、许阿雷等人，我们觉得应当同有关领导加强联系，共同努力，尽快解决为宜。
【忆与议】
相对于前面那段“正面”的“成绩”而言，“负面”的“问题”就显得内容上具体一些了，或许是因为我对知青在农村的实际情况有切身体会，这方面写起来就显得得心应手。从字里行间也不难发现，当时的“走访”活动说的是体现“关心、关怀”,实际上更注重于防范回沪青年“串连闹事”.其实，“下乡较早”的青年“不安心”等实际问题，是亟待解决的不安定因素。当时的“主流民意”是希望在下乡几年后有机会上调进厂，由于这也是政策允许的，所以几乎没有人热衷于“扎根农村、坚持乡村”之类的宣传。
总而言之，通过这次访问调查，使我们感到，上山下乡这条战线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好上山下乡工作，尤其是巩固工作。对我们地区来讲，这是积极参加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伟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在毛主席三项重要指示指引下，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进一步提高对上山下乡巩固工作的认识，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我们的工作能紧紧跟上革命形势飞跃发展的步伐！
附：部分回沪青年访问情况整理
（一）郑步高、
（二）许阿雷、
（三）王美卿、
（四）唐海东、
（五）周民康 〈详略〉
【忆与议】
在那个年代，“形势喜人、形势逼人”之类的口头禅是不可或缺的“穿靴戴帽”,天知道有几个人会在意这种“格式化”的开头与结尾。
那份工作小结附有五个人的情况，但没有保留底稿，相应的内容无从查考。在工作手册上留有当时走访回沪知青的简略记录，详见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