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４年前，时为“硬骨头六连”所在师侦察排长的杨仕春，在一次边境作战中失去双腿。２４年来，杨仕春不要组织照顾，自学中医，成为这个师医院的一名主治医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１９８５年９月，经过１０多次痛苦的截肢手术后，医院决定给杨仕春装假肢。假肢装上后，杨仕春急不可待，慢慢挪到床前，双手反抓头顶上的床架，猛地挺了挺身子，希望能够重新站起来。然而，假肢却没有想像中那样听从指挥。一阵剧痛，他又摔倒在地。在一个星期里，杨仕春天天练站立，汗水浸透了衣服，血水染红了裤管。８天后，他终于在没人帮扶下站了起来。９个月后，他扔掉了一只拐杖；１３个月后，他把拐杖换成了手杖；２５个月后，他甩掉手杖，开始缓慢用假肢行走了。
随后，不服输的杨仕春又开始向自行车这个“山头”发起“攻击”。大夏天，他顶着骄阳，推着自行车在大操场练习骑车。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当他的一对假肢踩着自行车踏板可以自然伸屈时，站在操场边上的父亲禁不住热泪盈眶。
刚刚学会了站立行走的杨仕春，又作出了惊人的决定——学习中医。那时，杨仕春在老家边养伤边学习，还拜当地医院的一位名医为师。从家里到医院是一段山路，弯道多，坡连坡，他骑着电瓶残疾车来回奔波。一次，他从家里前往医院，下一大坡时，刹车失灵，车子失控直往坡下冲去，坡下就是环城公路，路上尽是过往车辆。情急之中，杨仕春拼尽全力把假肢塞进车轮。车打了个转，被强行停住，他却被摔了出去。杨仕春在这条路上奔波了４个春秋。滴滴心血终成果。最终，杨仕春掌握了中医的基本医术。１９９２年，他带着家人回到部队，想凭自己的医术到师医院上班。然而，他没有医师资格证。之后的两年时间，他白天到地方医院临床实习，晚上自学高等院校医学系课程。１９９２年，杨仕春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中医学院。此时，他的体重不足百斤。开学第一天，杨仕春就遇到一个难题：教室在五楼。一级、二级、三级……１０多分钟后，当满头是汗的他终于出现在教室门口时，师生们肃然起敬，全都站起来鼓掌。１９９５年底，杨仕春拿到医师资格证，如愿以偿地成了师医院的一名医生。从自学中医到走上医生岗位，１０年时间里，杨仕春除了完成学院１２门课程外，还认真研读了３０多册医学书籍，写下了５０余万字的医案笔记，收集整理了４００多个单方、验方。
在医院，平时大量接诊的是基层官兵。杨仕春常说：“每个官兵都是我的亲人，每个患者的病痛都连着我的心。”有段时间，一些战士患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咳嗽不止。杨仕春知道有一个中医方子可以治疗这种病，但其中的鱼腥草和马兜铃药房里没有。第二天，他骑上自行车赶到驻地附近一水沟旁采集草药。水沟边上的地又湿又滑，杨仕春一不小心滑了进去，浑身上下湿了个透，假肢也摔掉了，挣扎了老半天才爬上来。
为了方便患者，他制作了“医患联系卡”，卡上留有家里电话号码，只要有患者来看病，走时就送上一张。从此，家里的电话成了患者和他联系的“热线电话”。不少战士，一有个伤风感冒，就想到杨军医，挂号挂他的号，他不在医院，就打电话追到他家里。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杨仕春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痛得直不起身来，而且假肢也坏了。医院安排他在家休息，可他总惦记着几个住院的战士，一天往医院跑好几趟。院长知道后，强行“赶”他回去。杨仕春却说：“院长，我在家堵得慌，不踏实。我的命是战友给的，现在战友的生命受到威胁，我哪能不管不问！”
有人说：你躺着也是功臣。杨仕春却说：“我不能用伤残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否则，就对不起丢在战场的那两条腿了。”１９９９年的一天，妻子艾丽收拾房间时发现，一只放在床底下的破旧纸箱里面，全是杨仕春修理假肢的发票。“不是说好，修理假肢的钱可以报销吗？”艾丽很纳闷。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杨仕春一次次修理假肢的钱报销了，想不到丈夫都没当回事。“我们自己能解决的事情，麻烦组织干嘛！”杨仕春对妻子说，这事以后别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假肢在杨仕春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为了不给组织增添负担，杨仕春一直用的都是普通假肢。假肢坏了，他就自己修，实在修不好，就换上以前的旧假肢，拄着拐杖，一个人到假肢厂去修理。这些年，他３次到上海换假肢，每次来回都是坐硬座，修理假肢、残疾车的费用从没有找单位报销过。如今，杨仕春的医术在驻地小有名气，不少地方医院和私人诊所想聘请他去坐诊。杨仕春都拒绝了。他说：“我的一切是部队给的，我的志向就是做一名服务基层、服务官兵的好军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