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早晨上班，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桌上摆了一封师大附中的信笺。这封信，马上把我的思路带回到40年前我青年时代的母校……时间是多么不留情啊，在用书艰苦的年代里，她——我的母校，哺育了我的基本文化知识的园地。我的老师，老工友们，还有几位留在人间？包括我的同学们，大概也都是接近花甲之年吧！但是，我的母校，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艰难历程之后，却更加年轻了，她又迈开了豪迈的步伐，培育着新一代的春材青翠，为祖国的未来，不断地输送了栋梁之材。
1939年，我刚跨人师大附中高中部的时候，许多亲友纷纷祝贺我考取了全国第一流的中学。那时是旧社会，但在那样的时代里，附中都保持了一个极为独特的校风。当时的老师们，绝大部分都是有正义感的教学负责的名教员，有不少本身就在师大教书。无论在哪门教学上都是精益求精，几乎都想办法叫同学们学好一点，多学一点。当时学校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65分算及格，75分以上算乙等，85分以上算甲等。一直到三年毕业后计算总成绩时，才按通用的标准。这个办法在当时对学生们的确起到了促进作用。当时附中毕业的学生考上的学校都是好大学，学理工的多，就我所知，升学率全市第一位。
是否上附中的学生比别的学校学生更聪敏些？显然不是！而是同学们在学校从严要求的感染下普遍地用功，好学习成风。大家有个习惯，在学习之外，三两同学自发地组成自学小组，骑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或北海偏僻的湖边上复习功课，互教互学。通过同学们的业余互助，自然地建立起良好的友谊。我快60岁了，还有好几个同学挚友的知己就是在附中时代的同学。我们每天上学很早，记得有一次在课前，一个同学在黑板上出了一道几何题，请大家给证一证，并说这是某高中连教师也没解出来的，同学们在黑板上画来画去，一会儿就解出来了。这样经常的互相考问，成为课间的一种“消遣”。当年的学习分量是很重的，比一般学校学得多，如在高二时就有英语作文，数学学了最小二乘式、球面三角和微积分，生物、物理、化学都进行解剖试验和模拟教学，这在当时其他学校是不多见的。
还有一个好校风，要求同学们全面发展，不但读书好，而且会唱、会运动。在旧社会，上附中的阔人家子弟不多，当时穷学生多，营养太差，可惜都不那么健康。我那时每天带的午餐就是窝头加咸菜，或者一根萝卜。我在学校的学习是中等靠上的，因为家里穷，同时还得给几个外校同级的学生补课，他们补助我一点钱。像我这样的同学有好几个。我在学校就喜欢活动，我们的合唱团在全市连续几年比赛第一，这是老师的功劳。音乐老师和其他老师一样，带出来的学生都必须是“呱呱叫”的。我是个大个子，是校排球队的主攻手，在当时华北五省二市排球赛中，我们打了亚军。在争夺冠军赛时，我们的对手是某教会高中。“论技术，师大附中第一，但是人家营养好、身体棒，最后我们体力不支才输的”，这是当时报纸上的评论。
有一个严格的学校纪律，也是校风之一。由于时代不同，当然和现在的加强政治思想和说服教育不能相比。当时的同学们人人都以作为师大附中的学生为荣。我们戴的制服帽子上有“师附”两个字，还有校徽，虽然很旧了，大家都戴着它，说实在的，的确有些骄傲啊！
旧时代的附中和新中国的附中当然不能相比，但几十年来，和老同学见面时，总是念念不忘我的附中老师们，我在校三年，为后来上大专，参加祖国建设打下的比较牢固的基础是他（她）们给我的，许多老师我还记得名字，想起他们来，真是倍感亲切，但又有某些惆怅之感。
母校，你变成什么样了呢？去年春天出差到京，一个礼拜天，我独自一人特意到厂甸漫步，走到母校的门前，我伫立了十几分钟，往里望去，原来的平房被解放后所盖的楼房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没有往里走去，因为没有人会认识我了。我站在校门前沉思起来……假如时间能允许我的岁数倒退40年，我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附中学生，那该是多么幸福！这当然是你们听来哑然大笑的幻想，可是，老师和同学们，你们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我长年战斗在祖国的筑路战线上，虽然工作忙，但是很早就知道附中仍然是重点中学，在十年浩劫后附中依然是重点学校，这是和悠久的治学精神分不开的。我希望我的母校在培养国家有用之材和后备栋梁上要永远承担起这个重担，要在中学群里永远保持自己的拔尖精神。做一个附中的教师和学生是光荣的，光荣在于附中是人才的能源。
在此校庆即将来临之际，为了振兴中华，我寄希望于我的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