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监督对象 －－读《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
闻法治》
大众传媒是否应该成为“群众喉舌”曾一度引起争论，自朱总理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并为之题词后，似乎
鲜有议论了，但并非说这已不成为一个问题。
最近，由北京青年记者昝爱宗等推出的新著、民族出版社１１月
正式出版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以３２万字
的篇幅介绍了新闻曝光、舆论监督等大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
现象。该书是近年来我国反映新闻舆论监督问题的一本重量级新书，
《中国青年报》名记者、《大国寡民》作者卢跃刚作序，北大青年学
者、《火与冰》作者余杰鼎力推荐。该书集中了近年来大量出现的新
闻事件、内幕曝光、新闻官司及舆论监督深层次问题的理性分析和大
量建言，以“比新闻更生动的内幕，比内幕更深刻的见解”让人读来
饶有兴味，同时体会到“舆论监督的透明，新闻监督的可操作性”是
全社会和我们每一个现实中人都会碰到的现实。
所谓“第四种权力”是指新闻舆论对社会的监督。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它必将和其他三种权力：立法、行政、司法，特别是和人们
的传统观念及社会腐败现象猛烈地碰撞。我们知道，舆论监督不仅仅
是曝光。１９９８年３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新一届政府总理
朱槠基对中外记者说：我愿意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同年１０月
７日，他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
府镜鉴，改革尖兵。并对《焦点访谈》记者说：我也是你们的监督对
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给新闻界带来了向纵深发展的良
机。同时，舆论监督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国的新闻界
在走向法制化的同时面临着重重困难：新闻“权力”的异化，正义与
良知被遗弃，假新闻泛滥，有偿新闻屡禁不止，名记者成为稀有物种，
新闻官司倍增……我们的新闻业怎样才能健康发展？
曾创下普利策新闻奖的约瑟夫·普利策如是说：“倘若一个国家
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掺望者。他要在一望
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
警告。”
在现代法制发达国家，新闻监督已成为一种谁也无法漠视、谁也
不敢小看的代表公众利益的监督力量。于是，在西方某些国家有“第
四种权力”之说。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新闻监督起到的作用还很有限，
发挥的能量也比较微弱。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的是，我们的新闻记者
怎样才能“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怎样才能按照普利策所说
“及时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该书自誉为“比内幕更深刻的见解，比曝光更生动的主张”。作
者认为，新闻界要充分尊重采访对象，不去做鸡鸣狗盗之事，所谓正
义就是指光明正大，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要透明实在，要“铁肩担道
义”，相信自己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与未来都贯穿的一条线上，经得起
历史与未来的考验。新闻记者是职业，就要有严格的职业道德守则，
不能象一个家族一样实行“宗法”，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实行
“自扫门前雪”，实行“绝对的利己主义”，这样下去，新闻记者也
会做坏新闻，新闻也不会名副其实，新闻界就成了一些偷漏税的商业
企业一样坏了名声，失去正义的力量，毁灭了自身的价值。真实、正
义、公开、平等、理性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准则，充满激情、敞开良心、
尊重自由、敢于牺牲和时刻保持清醒是新闻业健康发展的保证。
必须相信，新闻一定要走法治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其健康、
正常地行使自身的舆论监督功能。
新闻的“春天”
《焦点访谈》与《南方周末》在中国新闻业的尴尬存在是对中国
新闻业一种最大的“嘲弄”。小小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组，区区一
个南方报纸也算是“青天大老爷”。想必中国应该是“晴空朗朗”，
遍地都是“青天”了。然而，正好相反，“嘲弄”处就在于中国基本
上是只有这两个“出气孔”而已。
想当年，解放前的名报、名刊、名记者们手中，“新闻”是一杆
红缨枪，被用来攻击专制、钳制腐败，屡试屡爽，堪称快哉！然而中
国新闻业在当日之后就有一直在走“下坡路”之嫌。在《中国青年报
报》记者卢跃刚先生的梳理下，中国的新闻历史却是两眼一抹黑的一
笔“糊涂帐”：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为“烽火村”吹吹打打？为什么王
保京“红旗”不倒？为什么“农民政治家”可以上下其手？为什么媒
介编年史令人恶心？一部《大国寡民》就是检讨中国新闻业的一面镜
子，镜子照出千奇百怪是不足为奇的。
在国外，新闻业也“操心”，人送它的绰号是“第四权力”，是
与立法、行政和司法共进退的意思。但人家也基本上只是检查一把制
度的“漏洞”，敲一敲制度的“边鼓”而已。因为立法、行政和司法
各行其是，其他的事情才归新闻业“收拾”。美国著名主持人爱德华
·默罗说：“只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出版才是识别真正自由社会和
所有其他社会的标准。”国外，尤其是在美国 ，自从曾格案件在美
洲大陆上种下了自由报刊的种子之后，杰斐逊、宪法第一修正案、
“光天化日法”、信息自由法、普利策和《纽约时报》等都为新闻业
的“媒介信条”的成熟与坚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媒介要为公众的知
情权服务！”这也是西方的一项“媒介神话”：勇敢的新闻界为了百
姓利益与盛世强权和腐败现象进行抗争成了一个迷人的神话，这个令
人消魂的童话在２０世纪的美国，几乎是每一个投身于新闻界的人们
的“梦想与追求”——
在美国人眼中，以报纸为代表的媒介正成为社会的“第二政府”。
美国著名记者兼专栏作家李普曼称报纸为“民主的《圣经》，是一本
人们赖以决定自己行为举止的书。”南非的《兰德每日邮报》称：
“报纸可以阻止一个有敌意的政府要实行控制的企图，可以日益在一
个几乎是集权国家里鼓励一种自由的非种族主义的传统。”１８３０
年７月１６日，英国国王乔治四世逝世。《泰晤士报》发言直率的攻
击说：“从来没有一个人之死像这位国王那样那么不令人感到悲痛。”
从而为该报赢来了“雷公报”的称号。２０年代，墨索里尼政府走向
独裁之际，意大利《晚邮报》是对此进行攻击与反对的最后堡垒。１
８３８年，欧洲大战在际，《纽约时报》发表了流名史册的社论，社
论声称：“如果大规模的战争席卷欧洲，我们将作好充分准备，站在
民主国家一方。”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欧洲战火蜂起，美国隔岸观火。
《华盛顿邮报》头版以“当你想到战争为时已晚”为题，不遗余力地
敦促政府向英国提供援助。１９６０年，日本《朝日新闻》对签署
《新日美安全条约》的岸信介政府猛烈攻击，赢得了“红色《朝日新
闻》”的荣誉性称号。不久，岸信介首相下台。６０年代，在美国是
麦卡锡主义的天下。法国《世界报》刊登了对美国表示忧伤的文章：
“联邦调查局总有一天要成为一种盖世太保。－－－由于对美国人自
己的担心，他们不是在自己周围树立起一块铁幕，一种美国的法西斯
主义吗？”
看一看这些大报充当“强项令”的历史，热血为之沸腾。学人谢
泳先生说中国２０世纪与西方交往，有三件事情完成了转型：其中之
一就是新闻业与新闻制度。可是系出名门，源于西方的中国新闻业的
“小家碧玉”何在？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有人说，媒介
是纸老虎。看看这些个强大的“纸老虎”，我们只有惶惑？老实说，
中国新闻业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正好落后一百年。当中国开始市场
化道路时，它就注定了要重走政党报纸到市场化商业报纸现代转型的
路子。现在有了“市场支撑”的中国新闻业，应该有一点出息了。不
信请看《华盛顿邮报》老板格雷厄姆的话：“如果要对透露情报进行
什么限制，那就让法律制定者们来说吧，用不着我们来说。新闻人员
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他们在公共舞台上唯一的工作就是报道正在发
生的事件。当然，这种说法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任何社
会里，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总是有害的。”
老记者戴煌在数十年前的一份《万言书》中说出了真相：“翻开
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的内部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
我们就会有非常触目惊心的感觉，我们的光明与伟大被过分地宣扬了，
而我们的黑暗与腐朽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
为。”
世界大报《纽约时报》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６日开始推出了社论
版对页：争鸣之页。在争鸣之页上，每天收录有攻击之语，对五角大
楼，对中央情报局，对白宫，对国务院，对国会，对最高法院，对法
律制度，对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对大学，对教育制度，对社会和种族
关系，对企业界，对婚姻，对两性关系，对艺术，对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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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做法，我们想都不敢去想。新闻传播业是西方人的优势，
千万别想来想去就是一招比老祖宗的破烂玩意儿。也许，低下头来，
老老实实地学着点，才是正道。
有人说读中国的其他报纸和《南方周末》，肯定会让人感到活在
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一个是欣欣向荣的，有盼头的美妙世界；一个是
罪恶累累，尽是肮乱的世界。然而，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也是真实
的，这是为什么？
阅读《第四权力》一书，感觉象是在啃一只糟糕的鸡腿，这糟糕
来源于错误的喂养、错误的管理、错误的杀戮和错误的烹调。一切是
如此的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