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落后的面貌。从党的十二大最早提出经济总量“翻两番”的长期发展目标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任务，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发展中的失衡。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不再把经济增长的数量目标作为长期发展战略，这既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也反映了我们在科学对待全面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作出了新的重大决策，这将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但从人均水平上看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在产业结构上也需要继续提升，这实际上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同时，我们又有制度、科技、发展上的一系列优势，完全有可能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成就。
关键词：改革开放；现代化；经济增长；国际比较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1.0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在长达40年的历程中，我们曾历经考验，但仍然持续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党和国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始终把经济增长放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位置上。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的报告中，经济增长目标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目标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上，还以经济增长目标为先导，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战略。现在，所有这些增长目标都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将实现。在这种背景下，十九大报告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十九大上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中，不再列出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是对两个阶段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发展目标做出了全面表述，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增长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标准，这就是发展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世界在发展，这一标准也在不断提高。自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之后，实现现代化始终是中国人的梦想，但在很长时间里它一直离我们非常遥远。改革开放后，我们重新开始了现代化建设，而如何实现现代化却有很多争论，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使中国找到了突破口和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这就是改革开放首先要为加快经济增长服务。从现代化的观点看，要缩短和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首先要缩短和它们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此后，在十九大以前的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都把经济增长作为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20世纪末实现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在十三大上，“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则被完整地写进大会的报告中，即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21世纪再用30到50年的r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P226）十四大报告提出：“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原定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现在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来看，可以更快一些。根据初步测算，增长百分之八到九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2]十五大报告提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3]十六大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4]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翻两番。”[5]十八大报告则提出实现经济持续和健康发展。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6]
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后来经济增长的实践看，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要求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最早是由邓小平以美元为计量单位提出来的，显示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这就是中国不能只和自己的过去比，还要和世界各国的发展相比，要看到自己的差距，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缩小甚至消除这种差距。而十年翻一番或二十年翻两番的长期目标，具体到年均增长率，大约为7.2%，这既考虑到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需要通过高增长来改变落后局面，又考虑到了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徘徊状态的现实，不能把预期增长率定得太高。而提出这个目标，首先就是要打破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局面，实现经济起飞，再通过长期的较快的经济增长来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和增强综合国力，最终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两个“翻两番”目标的提出，使得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明确的数量目标，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决策。
第二，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中，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都远高于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增长目标都已经超额完成或即将完成，十六大和十七大提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两番，这两个目标在2016年和2017年已经分别提前完成;而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再翻一番的目标，我们只要把未来年份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6.3%以上就能完成，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实现了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上年均增长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横向比较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495亿美元，约为美国的6.3%;而到了2016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11.2万亿美元，为美国的60.3%，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现在的GDP已经达到美国1978年水平的两倍以上，大约相当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水平。纵向比较上看，中国2017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8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为1978年的34.5倍，年均增长率为9.5%，持续地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使中国经济每一年创造的增量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虽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年均增长率较以前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在7%左右，属于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增长。这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r期里，我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来推动现代化建设，虽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第三，从党的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表述来看，约束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整个国民经济运转起来，实现经济起飞并能够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当时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实践上看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的阶段，当原有的一部分矛盾得到了解决或改善时――如怎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新的激励机制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新的矛盾又暴露了出来，尤其是如何更多地通过技术进步而不是增加投入来扩大生产，因此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要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和其他各项发展的关系上，出现了发展失衡的现象，能源环境方面的问题突出，于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而党的十八大则更进一步提出“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并且就科技创新与信息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村建设、环境保护、区域经济协调等各个方面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要求。十八大更进一步提出了要改善居民收入的目标，强调居民收入必须和经济同步增长。但是从总体上看，把单纯的GDP增长或经济数量规模扩张作为我们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心任务，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一方面是因为通过长期的市场化改革，我国微观领域的自我发展机制培育起来之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已经建立起来了，各级政府就应该把关注的焦点提高到更高的层次，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或者是决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和全社会对全面发展已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反映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更不能等同于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发展”具有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涵，就经济发展而言，更多地关注发展的质量、发展的效率、发展的方式、发展的结构、发展的目的等多方面内容，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就社会发展而言则更为广泛，正如我们党所概括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提出的发展要求。因此，不以GDP增长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放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要求，并不意味着放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7]“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8]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有机统一，“以人民为中心”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是由党的宗旨、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所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发展的基本方略，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基本矛盾规定的。“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7]
因此，党的十九大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分两个阶段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而在新目标中，没有再按照往年的传统提出GDP的长期增长目标，这说明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有了更高的发展目标。这并不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就不需要经济增长了，恰恰相反，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都有基础性的意义。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能不能提高、能不能保持，而是如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经济增长只是它的一个基本环节，必须为其他方面的发展服务，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适应和相协调。在十九大上不再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长数量目标，实际上是我国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概括的，从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之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以往所说的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表提前了15年；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可比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即第一个百年目标，大体上接近经济发展史上从现在的上中等收入（2010年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起点”水平）跨入当代高收入阶段的起点，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本世纪中叶则赶上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通常所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7] 二、全面建设现代化语境下的经济增长
从概念上看，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这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或使用的货物和服务的总和，而经济增长则是按可比价格反映的这种总和动态对比的结果。货物和服务的总量大，增长得快，为社会和居民提供的福利也就可能更多。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全部，这些货物和服务在全社会是如何生产、分配和使用的，是不是满足了效率、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经济增长。而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有社会发展、资源和环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方面协调发展的要求也就越复杂。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能只反映在GDP上，还要反映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上。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论述实际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做出新的判断，这就是经过中国人民上百年的努力，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奋斗，中国已经总体上不再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但是经济社会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还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改善。这实际上就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从数量上看，有持续增长、不断充实的要求，还需要在生产结构上、分配结构上和产出结构上实现均衡发展。
为什么在现阶段我国长期的发展目标不再适合以具体的数量指标来规定？党的十八大提出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从表面上看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指标，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明显增加了实现经济增长目说哪讯取＜虻サ厮担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充分必要条件的关系来进行表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一番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在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情况下，如果不把足够的生产成果所形成的收入转化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可能就翻不了一番；但是如果反过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如果要翻一番，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必须翻一番甚至更多，或者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经济增长。因此在新形势下，如果不对国内生产总值提出要求，而仅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提出要求，那么就必须完成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一个社会的发展所包括的内容远远不止于居民收入，还有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医疗、国防、民主与法制的建设、社会保障等众多方面的发展，这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常年或短期贡献可能不大，如发展教育可能要通过几十年才能见到成效，对当年的GDP所提供的贡献相对较小，如果仍然以GDP为中心，那么教育可能就发展不起来，反而可能影响长远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但如果要发展教育就需要有一定的支出，而这些支出需要通过经济增长中所形成的国民收入来支付，这对经济增长也形成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基础还是要发展，这些发展要求是多种多样的，或多或少地需要人力资源、财力和物力的支持，最终对经济增长提出要求。所以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是不要经济增长了，而是对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和更加复杂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不同时期的GDP就要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以及发展条件有所变化，分别有不同时期的预期和目标以及约束条件，如在环境条件恶化的情况下，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就可以牺牲一部分经济增长而治理环境，使长远的经济增长建立在环境改善的基础上，从表面上看，GDP好像没有生产出那么多，但却给人民和全社会带来更多的福利，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那么在全面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是否还有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动力，来帮助我们改善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韩国，它们没有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中的经济、社会、环境条件等方面的约束条件也很多，但仍然保持了持续的较好的经济增长，美国一直保持着世界头等强国的地位，韩国则在“亚洲四小龙”的其他经济体放慢了增长脚步的时候，仍然通过科技创新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保持着持续增长。反过来，也有一些看似条件比较好的国家，也希望加速经济增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俄罗斯联邦和委内瑞拉，但由于他们的产业政策和经济体制都有问题，最后从高收入国家又退回到上中等收入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新时代的经济增长至少有三方面的优势，即制度优势、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
首先看制度优势。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时，经济发展就开始出现停滞。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一般地说，都存在着政府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市场失灵的现象，原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体制反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但中国的面貌则完全不同。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之际，党和国家深化改革、从严治党治国和清除腐败，形成了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治局面；在经济上，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技术市场、土地市场等建立和发展了起来，虽然这些市场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但从总体而言，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活力和最具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中国奇迹”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创造出来的而且会继续得到延续。我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新时代实现稳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柱。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指出，在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期间，“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对我国当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这就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克服“贫困的陷阱”，实现持续发展，从低收入的贫困状态到实现温饱（1998年），进而又跨越温饱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率从10.2%降至4%，重要的就是依靠制度优势，依靠改革开放产生的制度创新红利，这种制度红利既不是沿袭传统经济体制，又不是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而是切实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总结经济发展史上“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存在，“拉美旋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之所以发生，深刻的原因在于发展理念的偏差，发展脱离了科学、和谐、均衡，脱离了为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之所以发生这种脱离，深层的制度原因在于其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与解放发展生产力要求的矛盾和对立，在于其经济体制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市场失灵――在资源配置上难以真正发挥决定性硬约束作用，政府失效――在市场失灵的短板领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市场失灵同时政府失效，政府集权同时市场化不足，导致政府集权下发生“寻租”的可能性极高，企业难以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资源，只能通过“劝说”政府获得机会；经济机制失灵的基础上法治化更加滞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经济、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制度和治理结构难以形成，对私权缺乏保护，对公权缺乏规范，进而使权钱交易的“寻租”可能成为严重的现实，资源配置不是遵循市场公平竞争下的效率原则，而是普遍遵循寻租过程中的“腐败强度”，既无公平又无效率。要实现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必须依靠有效有力的政治力量组织和领导，政治治理结构具有突出的意义，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最薄弱的恰在于此，因而，我们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实现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看创新优势。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在制度优势中已经讨论过，这里说的主要是技术创新。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技术创新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只是加大投入而没有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再加上国家这些年来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目前的技术创新正处于最好的发展阶段。多年的人才队伍的培养，科技的“引进、吸收、消化和再创新”，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发展及支持，目前中国在全球化科技发展中已经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大科技创新中心，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计算机和智能手机、高铁、航天航空、生物科技、新能源发展等一系列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优势或正在取得优势，其规模和发展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这当然也是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现，就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的发展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国家仍然鼓励一些尖端领域的发展，由此形成突破并存在示范效应，带动其他领域的发展。但这种局部的超常发展是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的。科技创新曾经在历史上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使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增长似乎已经走到极限时又找到新的突破口。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从未来的发展看，中国的经济体量将会达到一个现在难以想象的规模，仅仅就对能源的依赖而言，如果在符合全球共同的环境保护要求的新能源发展上没有重大突破，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持续。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我们是完全有可能实现这种突破的。中国的崛起发生在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我们抓住了时机，把握住了重点，在这一领域率先实现了超越，在很多领域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这为我们实现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发展优势。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经到达了相当大的规模，自GDP总量超过日本后，商品进出口总额、制造业增加值总额等又先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经济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从人均国民收入上看和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仍然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高收入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per capita GNI）在40000美元左右，中国的人均GNI则仍樯现械仁杖牍家的水准，2016年为8260美元。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下限目前是12235美元，我们距此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有历史上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是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1978年的人均GNI为200美元）上起步的，虽然我们在过去40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世界其他国家也在发展，只不过发展得比我们慢。由于它们的起点高，工业化的历史悠久，我们实现赶超仍然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发展上的差距又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供给方，我们可以利用比它们当年更加先进的科技和装备、比它们现在更加具有竞争力的生产要素以及其他优越条件来更好地发展生产；而在需求方，由于我国的整体生活水平尤其是物质水平和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这就意味着它们的市场已经相对饱和，而我们还有更大的潜在市场需求，而不断满足这种需求的过程也正是我们实现进一步经济增长和推进全面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党的十九大重新提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一方面揭示了我们存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实际上指明了我们的发展方向。这正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
三、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地位变化的展望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世界各国现在采用很多指标来度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包括按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国际竞争力和人类发展指数（HDI）等，从目前的情况看，汇率法GDP仍然是最通用的比较方法。以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计算的人类发展指数为例，这个指标是三个方面指标加权平均的结果，三个方面的指标分别为人均GDP、平均受教育程度和人口平均寿命，能够更加综合地反映一个国家人口全面发展的程度，但是通过指标之间的测算可以发现，对于较大的经济体（人口1000万以上）而言，这些指标之间往往是高度相关的，人均GDP越高，人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也就相对越高，人口平均寿命往往也就越长。这说明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对其他各项发展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此，我们将从GDP总量、人均国民总收入和产业结构三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国际地位（主要是中美比较）的变化进行展望。
首先看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的现价GDP及其变动，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经济总量及其变动，二是国内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三是汇率及其变动。其中，经济总量及其增长的作用是最关键的，通胀和汇率变动之间则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如一些国家经济崩溃，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么相对应的必然是汇率急剧下跌。当然，汇率的变化还受一些复杂市场因素的影响，如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预期变化（对日本经济增长预期的变化导致了近些年来日元的下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等，但从长期看，汇率主要是由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及其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表1列出了2012年中美经济总量及其有关指标的变化，从表中可以看到，在近些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日本和欧洲）经济增长普遍不景气的时候，美国的经济保持了稳步增长，这和美国作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所保持的活力是密切相关的。2012―1016年这4年中，中国的汇率法GDP为美国现价GDP的比重每年提高近2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样的变化率推算，那么中国要用2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赶上美国。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由于基数的变化，中国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数量是迅速提高的，再加上增长率高，中国的GDP为美国的GDP的比重的变化率每年都会提高，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不会长期向下，因此中国赶超美国的进度，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还会进一步加快。
最后看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可以从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方面来分析。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首先是第二产业的产值和就业得到较大的发展，而后第三产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所证明。各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时间可能有长有短，中间也可能会有曲折，但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就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密切相关的。
目前在美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是1.2%、20.3%和78.5%，属于后工业化时期的产业结构。其他发展工业化国家也有类似的增加值结构。而中国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是9.3%、43.3%和47.4%，尽管已经形成了第三产业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的现代国家的产业结构格局，但是从具体数值上看，仍然是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或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发展上的差距。在就业结构上，2005年，美国按三次产业计算的就业构成是1.6%、20.6%和77.8%1，现在已经进入稳定时期，每年只有很小的变化，增加值结构的情况也是如此。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美国的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即每个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非常接近。这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下平均收益规律的表现，如果一个产业或行业的平均收益（人均增加值）高于另外一个产业或行业，那么资本和劳动力就会向这个产业或行业流动，从而达到产业和行业间的均衡。而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其一是中国的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处于变化过程中，这两个结构目前正处于升级过程中，即第一和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变小，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其二是两个结构之间的差别较大，虽然都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经济的产业结构，即第三产业的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的结构，但具体占比之间存在着差距，增加值结构的升级大大领先于就业结构的升级。2015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9%、40.9%和50.2%，而三次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则分别为28.3%、29.3%和42.4%。第一产业的就业占比要比增加值占比高20%以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要低10%左右，相比较而言，第二产业具有较高的平均收益，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近些年来第二产业会获得更多的发展。不同产业之间人均收益上的差别，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产业效率上的差别，同时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矛盾。其三是中国目前的现代经济的产业结构是近几年来刚刚形成的，从增加值结构看，2012―2013年第三产业的比重才完全超过第二产业，而从就业结构看，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到2014年才降到第二产业以下。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才完成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第一步目标，后面的产业结构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4年，中国的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已经是美国的4.8倍，制造业是美国的1.5倍，而建筑业是美国的1.1倍，但是第三产业只有美国的36%。2这说明了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第二产业首先发展起来了，而第三产业还需要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加速发展。经济增长既是总量的增长，同时也要有产业结构的提升，一个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无论从增加值结构上看还是从就业结构上看，中国目前仍然处于上升期，如果我们只重总量而不重视结构，那么总量的扩张也会受到影响。反之，则会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40 years ago， economic growth increases rapidly i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hich changes fundamentally the lagging behind situation in our economy. Since the set up of the goal to “quadruple” the economic production in the 12t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tional Congress， over a long time， economic growth is the central task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which propels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imbalance in the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tional Congress， it is proposed to construct a fairly comfortable level of life and the economic quantity aim is no longer a long term developmental strategy bu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ocess to construct an overall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This shows that Chinese economy is on a new level and reflects a new great deci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all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hich will coordinate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other developments. The economic production of our country is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orld but the average level is behind others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in need of promotion. This is the latent power of development and we also have a series of superiority in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in development. We can possibly achieve greater succes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der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