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四十年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在理论、个案、区域等方面均呈现出研究成果丰富、研究人员广泛、研究时段集中等特点，但亦存在重视历史文献而忽略口述、图像等史料，以及个案分析多而综合研究较少等问题和不足。未来的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需拓宽环境史史料的范围，加强环境史史料的综合比较研究和理论研究，真正全面地整理相关环境史史料，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本土化。
[关键词]中国环境史；史料学；本土化；
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于2008年在中国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中国关于环境的记录和思考起源于远古三代，而对环境史的研究则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普遍开展①。若从1980年算起，中国环境史研究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很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关注层面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总结②。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中国环境史的发展离不开相关史料的挖掘和利用。近年来，有关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从理论、区域到案例等方面均有不少成果涌现。有学者曾对此进行了梳理，但仅梳理至2014年，且有部分遗漏，相关分类亦有继续讨论和完善的必要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已有的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成果分为1980―2008年和2009―2016年两个时段进行梳理，并总结其特点和不足。由于目前的研究中环境史文献、环境史史料的名称经常同时使用，因此，本文的梳理亦将环境史史料、环境史文献的研究成果一并纳入；又因气候、灾害、疾病等领域的研究与环境史及其史料密切相关，故在梳理时亦部分兼及气候、灾害、疾病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囿于个人见闻，难免有所遗漏，尚请见谅。
一、1980―2008年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
此时期虽然环境史这门学科尚未正式在中国确立，但有关环境史的研究内容、理念、方法等已经传入中国并引起了相关研究者的关注。国内从事世界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灾害史（灾荒史）、气候史（气象学）、农史、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了辛勤的探索，许多社会、灾害、夂颉⒐偶整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与环境史研究密切相关，不少涉及环境史史料这一研究选题。
（一）理论与方法层面的研究
这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环境史史料的特点、搜集和利用等问题上，其中以从事气候史（气象学）、农史、世界史、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所作的探索较为显著。张德二认为，历史文献记录是我国古气候、古环境重建的信息来源，应系统地收集、校勘、考订历史文献记录以加强古气候、古环境研究的史料来源。同时，张氏强调指出，与树木年轮、冰芯、地层沉积物等代用气候记录相比，文献记录具有记述时间、地点详细明确等优点，对研制中国历史气候基础资料系统和绘制古气候复原图具有重要作用①。张丕远等论述了中国古代文献、地方志和各类史书、清代档案、民国档案、申报等不同文献中的自然环境信息，并对分析、辨别史料提出了原始优先、校勘优先、价值优先和相互参照的四项原则②。杨煜达对清代宫中档、奏折、上谕档等档案中的气象资料进行了分类，并运用理证法、对证法和本证法对档案资料的可靠性和系统偏差进行了考察③。曹永年认为，环境史史料珍贵稀少，在引用时需要仔细辨别，包括对时间、地点、过程的审慎推敲，特别是要放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经济背景下进行考察，不能随文引用④。王利华强调指出，数量丰富、体材各异的传世文献是研究上古时期环境史的重要史料，但这些史料具有文献时代早、亡佚现象严重等特点，研究这些传世文献蕴含的环境史信息既要具备传统史学功底，也要具备跨学科的素质和知识储备⑤。贾B从环境史的视角诠释了高技术战争，认为其依赖的史料具有来源广泛、形式多样、不确定性强三个鲜明的特点，因此，研究者必须夯实哲学基础，扩展学科基础和优化史料基础⑥。周琼阐述了少数民族实物、口述以及图像等非文字史料的类别及其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极有利于民族环境史的研究及其相关民族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⑦。
（二）环境史史料的时段和区域研究
中国历史久远、地域广阔，从时段或地域进行相关环境史史料研究的成果亦复不少。刘兴诗从创世神话与“天地开辟”时代、“黄金时代”与全新世时期的气候条件、英雄时代的神话与亚北方的气候条件三个方面研读史前神话，认为史前神话中的大量内容反映了第四纪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以来的古气候环境的一些气候特征①。贺科伟强调在新史学视野下，一切包含历史信息的东西（包括物质与非物质，有文字和无文字等）都可当作史料，因此，他将秦汉生态环境史料分为传世历史文献、文学类史料、出土考古资料和科技考古资料等四大类进行介绍②。杨昶在文章中分析了《农政全书》《闽书》《菽园杂记》《问水集》《河防一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明代文献中隐藏的植树营林、治水防洪、生态农业等信息③。张玉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所藏的清代甘肃省的生态环境档案，按照气象、农业、牧业、水利、人口等类目进行分类，并阐述其在环境史研究方面的史料价值④。张瑾珞认为，“雨雪奏报”类清代档案中关于气象的史料可靠性高，但准确性低，而且同一情况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因而在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时需详细辨析，不可笼统划一，要找出异同，减少误差，从而提高相关研究的可靠性⑤。周琼利用记载于《道光云南通志稿・武备志》中的滇西北中甸藏区的一条武备史料，研究了清代滇川藏毗邻藏区的民族生态环境及人口、交通等问题⑥。同时，周琼还分析了明清时期云南方志纂修体例类目的变化与云南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其固定化、因袭性以及部分类目的出现或消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云南地方社会历史发展及现实环境、意识形态的影响⑦。卞利对徽州森林保护碑刻的时空分布、类型划分和基本内容与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指出明清徽州森林保护碑刻在严禁乱砍滥伐森林、维护当地居民生产与生活以及生态平衡等方面具有其他质地，特别是纸质文书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⑧。倪根金亦对中国历史上碑刻的演进历程和环境史价值进行了细致分析⑨。徐开明等在遥感与地理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认真思考了现有地理信息历史资料及其在资源环境监测中的应用⑩。 （五）国外研究：基于中译本的考察
环境史这门学科最先兴起于国外，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亦极为重视对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其间亦有不少涉及中国环境史史料这一选题。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在谈及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资料与方法时，对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人口、农业、水利、渔业、森林、牧场以及其他方面的“丰富讯息”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如果要用文字记录来重建环境史，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②。韩国釜山大学崔德卿透过汉代画像石上的渔猎图、庖厨图与农耕图等图画，并结合居延汉简等资料对汉代的森林情况和森林环境被破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③。此外，美国学者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对环境史史料的讨论亦值得参考。在《什么是环境史》（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一书的第七章，唐纳德・休斯专门辟出一节谈论环境史资料的搜集，认为环境史资料不仅包括所有相关的书籍和文章，而且还包括了事实陈述、商业记录、科学报告、报纸记载，以及揭示那个时代人们的态度的文学作品、景观等④，归纳起砑次淖肿柿稀⒖谑龇锰缸柿稀⑹滴镒柿系龋其搜集的途径有田野调查、充分利用博物馆图书馆的资料、阅读经典著作、网络查询等。
二、2009―2016年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
环境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后，对环境史的研究引起了许多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的关注，有关环境史史料的研究成果亦愈来愈多且愈来愈深入。
（一）环境史史料的理论与方法
此时期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前期有所增加，研究更为专业，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史史料特点、价值、范围、分类、搜集、利用等方面。钞晓鸿阐述了《清史稿・灾异志》与其原始编纂档案、清代官员关于雨雪分寸奏报档案资料以及明清地方志中的生态环境信息及其记载局限，认为环境的记录或隐或现于各种典籍之中，不仅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有的含有作者的主观臆测与倾向，有的亦存在错谬与疏漏，因此，在环境史研究中，既需要广泛阅读查找，又需要审慎鉴别分析才能防范其中有意无意的偏差与错误⑤。此外，钞晓鸿还强调，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其史料除了利用考古发现及自然体所加载的环境信息之外，其他诸如诗歌、仪式、传说、图像等以往被史学研究所忽略的历史资料亦值得重视和挖掘，并分析了中国古代相关传说和图像类史料在环境史研究中的价值和利用方法⑥。王利华总结了环境史在史料搜集方面面临的三个困难，并就如何搜集相关环境史史料提出了打破对文字与非文字史料的偏见，对片段史料进行联想排比等加工、注重旧史新读和别立新解等对策建议⑦。周琼以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为中心，提出环境史史料学的概念，认为除了二重证据法（传统文献和地下考古发掘）外，环境史的研究尚须关注田野调查资料、非文字资料和跨学科资料，从而提出环境史研究的“五重证据法”，并认为环境史史料具有隐蔽性和模糊性、分散性和残缺性、主观性和有限性、分布不均衡性和无规律等特点①。董学荣以基诺族为例，探讨了建立民族环境史的可能性、民族环境史的对象主题、研究方法及前景等理论问题。对于民族环境史史料的获取和解读，董氏认为应大力运用民族古籍、民族考古、环境考古、知识考古、图像史学、历史人类学、跨文化研究、基因工程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形成鲜明的方法论特色的同时，对相关民族环境史史料进行全面的搜集、解读和利用②。聂选华根据中国环境史文献的类型、记载内容及其发掘过程，认为与中国传统文献相比，中国环境史文献具有宏观性与微观性互存、多维性与单一性兼容并蓄、隐性与显性共存等特殊性③。吴寰按照史料的来源、史料记述的内容、历史时间的纵向排列等分类标准，将不同类型的环境史史料进行整合和分类，同时认为口述史料、田野考察资料、考古史料和其他非文字史料等特殊史料和文献的处理也值得环境史的关注④。张连伟指出，中国古代森林动物的史料散见于经学与小学、农书与本草、史书与方志、谱录与类书、志怪与笔记、诗词歌赋等文献之中，并且每种文献的记录各有特点⑤。丁海斌、冷静将我国古代气象档案分为直接遗存和间接遗存两大类，并阐述了各自的价值⑥。
（二）时段或区域环境史史料
此时期环境史料的时段研究，以先秦、秦汉、两宋、明清以及近代几个时期较为突出，少数涉及元代，区域涵盖了几乎整个中国。康琼认为，中国神话记载着原始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并撰文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生态意象进行细致的分析⑦。李金玉阐述了先秦古简中记载的大量生态环境方面的信息，认为古简拓宽了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研究思维模式的改变⑧。周琼认为，青铜器物及其内外壁上的生物图像大多曾真实存在过，这些图像提供了珍贵的环境史信息，是一种研究先秦环境史的重要资料⑨。王彤指出，先秦时期的各种文献具有丰富的环境史信息，并逐一探析了先秦文献中的环境要素、人类活动与环境、环保意识与行为⑩。王子今、李斯通过分析指出，出土的战国时期放马滩秦地图显示的有关“材”及其“大”“中”“小”以及是否已“刊”等内容，反映出当时林区的生态环境面貌，而某种“材”运程若干“里”，以及如何“道最”等与运输方式有关的信息，乃至“闭”的设置等，均展示了林区交通的开发记录和导引图示，对于研究放马滩林区的环境、林业、交通状况等问题均有重要的价值{11}。王子今还分析了居延汉简中关于野马、鹿、鱼、野橐佗、野羊等动物的记载，指出这一地区野生动物的种类、数量和活动与现今有所不同，居延汉简可反映出汉代居延地区的生态环境，其中有关野生动物分布的简文尤其值得关注①。张全明在其新著《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一书中，对两宋时期有关气候、水环境（如黄河、淮河、长江中下游河道等）、地貌与土壤、植被（尤其是林木花卉）、野生动物（野象、犀牛、老虎、孔雀、鹦鹉等）、生态环境灾害（如地震、水灾、旱蝗灾、雹灾、疫灾、风沙等）、矿业开采等文献资料分章节作了搜集、分析和总体阐述②。贺科伟将清代生态环境史史料分为四类进行内容和价值方面的介绍：第一类为正史、典志、奏折、实录；第二类为地方志、地方文献档案、金石碑刻；第三类为笔记、文集、文学作品与民间文学、报刊杂志；第四类为非语言类档案，如自然地理要素、历史遗迹遗存等③。马强、杨霄认为，明清时期地方志与地方档案使得区域环境史诸要素的“分辨率”大大提高，故而对嘉陵江流域发现的明清时期地方志与地方档案（如《南部档案》和《巴县档案》等）中保存的环境史信息进行了分析④。周飞以清代云南的禁伐碑刻为例，探讨了这些碑刻所呈现的禁伐缘由及其所应对的生态及社会环境问题，并认为由于禁伐碑刻各自应对的问题迥异，以及承载的历史环境信息各不相同，其历史环境指示意义迥然不同，故而在环境史研究中当审慎甄别⑤。刘荣昆探讨了澜沧江流域彝族聚居区18块涉林碑刻蕴含的彝族民众保护森林的紧迫感、对林木重要性的认识、保护森林的法制意识等生态文化内涵，进而强调这些碑刻具有珍贵的生态价值，尤其表现在生态保护的文献价值、生态保护的智慧、公共生态意识、以及对制定生态保护乡规民约的借鉴价值等方面⑥。白豆基于山西地区的明清碑刻资料，认真分析了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灾害的时空分布、记录特点、应对方式以及灾害中的社会生活等内容，并集中讨论了地方社会中灾民的防灾自救形式与作用⑦。郭莹、李灵玢对湖北现存的近二千块碑刻进行搜集整理，并阐述了这些碑刻在研究湖北地方社会的宗教传播、农林水利、生态环境、商业发展、地方治理以及人口迁徙等方面的重要作用⑧。 灾害方面的史料整理以《中国荒政书集成》为代表，该书共搜集了从两汉至清末现存荒政书411部，辑佚书目65部，另有译著或外人编撰的中文著述15部，基本囊括了目前所知的海内外较为重要且珍稀的荒政文献，同时亦将一些治蝗、医疗、善书、宗教等方面的典籍涵括摄入，极大地丰富了荒政书的内容④。其他的诸如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谭徐明和多位研究人员从清故宫档案中进行干旱史料整理，将其辑录为《清代干旱档案史料》一书，集中收录了全国34个省区1689―1911年的干旱情况、旱灾灾情和灾后救济等方面与旱灾直接相关的史料2494条，并酌情收录了农作物因干旱导致的收成分数清单、盐场产量和芦苇、畜草等收成史料，与“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堪称双璧⑤。
民间文书整理仍以清水江文书和徽州文书的整理成绩较为突出。张应强、王宗勋主编的《清水江文书》第二辑（10册）和第三辑（10册）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第三辑、第四辑、第五辑亦分别于2009年、2011年和201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而《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集中收录了1949年有关的徽州文书，整理者将其编排为10册进行影印⑥。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继续深入。100卷的《中国贝叶经全集》，至2010年已经全部整理出版完成；《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至2016已陆续编纂出版了羌族、仫佬族、土家族、鄂伦春族、畲族、侗族、黎族、瑶族等部分；规划100卷的《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于2013―2016年间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彝族、傣族、白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前40卷古籍珍本。其他已经整理出版完成的尚有《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云南少数民族绘画经典集成》等大型少数民族古籍⑦。这些对灾害文献、民间文书、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工作，将大大方便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而域外中国文献的大规模整理，则是此时期史料整理工作的另一大亮点。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许多与中国历史研究密切相关而收藏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献被大量的引入国内，并加以整理和出版，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域外史料。如《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25册）搜集了现存于越南的79部独立成书或成卷的燕行文献，包括元明清时期五百年间越南官方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各种汉文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对研究元明清时期中国与越南的交往、经济、社会和当时越人笔下的中国环境变迁提供了一手资料①。《燕行录全编》（第一辑12册、第二辑10册、第三辑10册）集中收录了元明清时期高丽、朝鲜使臣出使中国期间留下的各种诗歌（唱和诗、送行诗等）、游记、日记、奏折、状启、书信等纪行录，不仅提供了研究当时高丽、朝鲜与中国外交的珍贵史料，而且极有利于认识和了解当时使臣笔下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环境变迁等问题②。《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的整理者，对中国近代海关出版的各种贸易、移民、灾害、疾病、气候、航运、邮政、医学等内部资料进行了分类、编目等整理工作，并分批将其影印出版，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环境史提供了新的资料③。而日本自近代以来，便以各种目的不断派出军人、商人、记者、留学生等进入中国各地进行各种调查，留下卷帙浩繁的报告、日记、志书等文献材料，除《满铁调查资料》《中国省别全志》（包括《支那省别全志》18卷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9卷）、《中国经济全书》（原名《支那经济全书》）等调查报告、志书外，现搜集、整理出版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④（200册）便是另一日本人观察中国、记录中国的一手材料。这些日记、志书、调查报告等不仅调查细致深入，而且包含了大量的图表和照片，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各地的风土民俗、水文地貌等内容，对于研究民国史以及近代环境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五）国外研究：基于中译本的考察
此时期国内亦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环境史的论著，其间亦有不少内容涉及中国环境史史料这一问题。英国学者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一书中大量运用传统历史文献、西方传教士回忆录以及人口学、动物学、土壤学、水利学、园艺学、造林学、地图学、流行病学等学科提供的资料对中国环境史进行研究，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在承认诗歌使用的冒险性同时，也力证这些诗歌作为历史史料的不可避免性、可靠性和客观性，继而对诗歌中的环境信息（环境观念、思想情感、自然环境等）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在该书中，伊懋可还对传教士撰写的回忆录进行了客观的解读，既承认传教士有宗教意识形态的倾向，又证明其对经济和环境的部分观察具有可靠性⑤。美国学者马立博在《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China：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一书中运用汉文文献、物质文化遗存的考古资料（陶器、建筑物地基等）以及西文论著等史料勾勒了从史前到现代长达近两万年的中国环境变迁，认为史料本身（尤其是丰富的汉文文献）可能会影响人们对真正的中国环境史的了解和认知，因为这些史料在记载历史信息的同时，受立场和认知的局限，多要求人从汉人的角度去看待各种历史事件、地理环境和景观，因此，作者在书中就如何审视和利用这些史料作了探讨①。此外，唐纳德・休斯在《环境史的三个维度》一文中提出，环境史史料有文字资料、口述传闻、照片、雕像实物、考古资料等，并认为环境史家在其工作中必须坚持和贯彻历史的方法，找出所有可利用的资料，对它们进行里里外外的考证，并仔细地加以解释②。
三、关于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的几点思考
对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或从具体的史籍入手讨论其中蕴含的环境史信息，或对某些环境史料的特点、价值和利用方法进行讨论，亦有学者对气候、灾害、社会、经济、民族等与环境史研究密切相关的史料整理进行了不懈努力。在各领域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在理论、区域、时段、个案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特别是2008年以来，许多研究越来越深入和专业，不仅涉及文字（文献）史料，还开始关注实物、图像等史料在环境史中的价值，对诸如环境史史料学、民族环境史等重要的话题亦进行了引人重视的思考，相关史料的整理亦逐步向专门化、体系化方面发展深入。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已日益成为一大亮点和热点，然而重复研究、分散研究的现象亦不容忽视。综合来看，目前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存在的不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