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北宋东京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汴河水系建设对商业空间的影响，探讨汴河给东京带来的商业繁荣。采用文献资料分析与图像分析的方法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汴河水系建设的重视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水系建设的经济价值，对现代城市水系建设起到积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滨水商业；东京；水系建设；汴河
1 北宋以前汴河修浚史概况
汴河又称“汴水”、“古汴渠”，古称“M水”、“丹水”，是我国古代开封城市建设史上一条重要的河流。汴河开通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魏国于大梁（开封）开挖鸿沟，用以通宋、郑、陈、蔡、曹、卫等地[1]，借济水、鸿沟便捷水运之势，大梁商贾云集。《史记》载：“魏之大梁，秦之咸阳，楚之郢都，皆出入大贾小商之地。”魏国借此富国强兵，最终称霸于诸侯，诸侯辐辏。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鸿沟灌大梁，城破，魏亡。魏大梁，因水而兴，因水而亡是也。至汉，改名汴渠，而后五胡乱华，晋室南渡，汴渠废弃。东晋义熙十三年，刘裕伐后秦，再次修浚汴渠，此即后来隋朝通济渠。隋大业元年，隋炀帝于黄河与淮河之间开挖通济渠用以联通中原与江东水运。自此汴河成为江南通往中原的重要水运渠道，汴州因此也成为重要的水运交通枢纽。借着水运便捷之势，汴州商业发展迅速，商业繁荣。
《隋书・卷五十六・令狐列传》记载：“及上（隋文帝）祠泰山还，次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于是以熙为汴州刺史。下车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称为良政。”[2]文献中说道，隋文帝经过汴州，因汴州繁盛而心生厌恶，从而派遣官员进行整治。似乎难以理解，实则不然，“重农抑商”的思想一直作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方针”，而汴州是因商业而兴盛，这种繁盛为统治者带来诸多“问题”：一、许多百姓弃农从商，甚至外省者也来到汴州从商，这有违“农为本”的思想政策。二、商贾为便于经商，常有向街开门者。要知这一时期，坊市制依旧作为城市管理的主要制度，平民百姓不允许向街开门，因为不利于城市管理。三、在商业繁盛之地，通常聚集许多不法者、无业游民，为城市治安带来隐患。一系列的问题，使得隋文帝“恶其殷盛”。从另一方面也证实通济渠（汴渠）的开通为汴州带来的商业繁荣。
唐末，淮南杨行密为阻止朱温南下，决毁了汴渠，汴渠再次嘈小Ｎ宕时期，虽梁、晋、汉皆在汴州建都，但因战乱频繁，统治者皆无心整治河道，汴渠一直淤积不堪。直至显德三年，周世宗柴荣诏令疏浚汴渠，当时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周世宗答道：“二三年后，当知其利矣。”事实证明周世宗决策的英明。至是，果符圣虑，由是江淮舟楫皆达于京师，万世之利，其斯之谓乎。[3]
2 汴河滨水商业的先端――周景造“十三间楼”
北宋之前，由于传统坊市制的束缚，人们对滨水空间的商业利用主要为货物运输、存放货物的港口码头、滨水空间的商业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后周时期，周世宗下诏疏浚汴水，大将周景奉命浚汴口的同时，于汴河沿岸修建用以商贾存放货物、贸易及为客商提供歇息的商业大楼十三间。这是历史记载中，官方首次主动从事滨水商业建设的活动。
释文莹《玉壶清话》记载：“周世宗显德中， 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楫无壅， 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许令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4]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对此也有相关记载：“周显德中，许京城居民起楼阁。大将军周景威先于宋门内临汴水建楼十三间。世宗嘉之，以平诏奖谕。景威虽奉诏，实所以规利也，今所谓‘十三间楼子’是也”。[5]大将周景心知汴水疏浚后，将有大量淮浙客商经汴水入京，因此在汴口起楼十三间转租给商贾存放货物，以致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周景造“十三间楼”意味着朝廷承认沿滨水建造商业屋楼的合法性，突破了传统贸易限制于“市”之内的束缚，这一时期，在汴河沿岸应有其他商贾屋楼的产生。[6]此后，汴河沿岸商楼林立，最终造就了北宋繁华的河市。
3 汴河沿岸滨水商业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突破空间（坊市）与时间（宵禁）的限制，东京便捷的水运系统在保证货物运输通畅的同时，也为河流沿岸带来了商业繁荣，产生了新型的滨水商业空间――桥市、河市。
3.1北宋时期汴河概况
北宋时期，宋廷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聚天下半数兵马于京师。这一时期，城内居民已超过一百万。粮食补给皆靠外地运输于京师，东京完善的水系解决了粮食运输问题。汴河作为主要的漕运渠道，西北、江南之货物大部分通此河进入京师。《宋史・河渠志》记载：“唯汴水横贯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数”。汴河作为东京城的命脉，每岁漕运达六百万石，五丈河与蔡河每岁漕运相加不过一百二十多万石。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因此，北宋初期对汴河的治理也是不遗余力，每岁一浚，京畿民官皆兼沟洫河，以为常职。北宋中后期，汴河治理懈怠，汴河淤塞，使得漕运受到影响。元丰三年（ 1080年） ，神宗下诏兴建导洛入汴工程，工程完成后，汴河漕运功能再次得到提升，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
《管子・水地篇》有言：“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财也”。汴河水系的建设，使东京成为连通南北的水运枢纽，极大地促进了北宋东京的商业发展。史载：“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z音剑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7]
汴河的存在，不仅造就了东京的繁荣，也是北宋立都开封的根本。神宗熙宁五年，宣微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在呈给神宗的奏折中向神宗阐述修浚汴河的重要性，其中言道：“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8]事实也正是如此，神宗去世后，政党相争，导洛入汴工程废弛，漕运受创。加之漕运法改变，宋徽宗“花石纲”的奢靡享乐等一系列问题，北宋逐渐走向衰亡。靖康元年金兵攻入开封，次年北宋灭亡。 3.2汴河沿岸繁华的商业区
汴河作为东京城内主要漕运系统，每年大量的货物客商以此入京，自周景造十三间楼，许多交易场所沿汴河而建。至北宋时期，已发展为成熟的滨水商业区――河市。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对汴河沿岸繁华热闹的商业景象有所描绘：汴河商船络绎不绝，沿岸商楼林立，酒肆、食店、摊贩分布于两岸。笔者依据《东京梦华录》对东京商业街区的记载，将汴河滨水商业分为东西两段。以州桥为中心，东段为汴河大街滨水商业区，西段又分内城、外城两段，内城为西大街滨水商业区，外城为万胜门内大街滨水商业区。
汴河大街商业区以相国寺最为繁盛。大内前州桥之东，临汴河大街，曰相国寺。宋王浴堆嘁碇文甭肌肪矶载：“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其中。”《东京梦华录》相国寺内万姓交易一篇，对相国寺交易时间及商品种类与场景作了相关记载：“相国寺霸挛宕慰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柯段菀迤蹋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各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作、领抹、花、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由此可知，相国寺开放贸易时日，乃是一所综合性商贸市场，货物琳琅满目，热闹非凡。不仅商贾云集于此销售货物，相国寺僧尼也参与其中，扮演着商贾的角色。窥豹一斑，足见北宋商业的繁盛。商业繁盛之所并非限于相国寺寺内，出相国寺，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铺席，丁家素茶。寺南即h事巷妓馆，巷皆师姑作居住。北即小甜水巷，巷内南食店甚盛，妓馆亦多。可见汴河大街北向商业圈，以相国寺为中心，向南、北、东三面延伸出各色商业街市。汴河大街南向商业则是保康门瓦子，从保康门向东沿城皆为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
西大街、万胜门内大街滨水商业区各有繁华“桥市”，西大街为浚仪桥，万胜门内街为金梁桥。“桥市”的商业范围并非单指一桥之上的商贾摊贩，而是因桥梁通常作为陆路与水运的交集之处，从而衍生出的一段或一片商业街区。《东京梦华录》中有关“桥市”文眼记载有两处，《杂赁》一篇：“若凶事出殡……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原文的意思是，平常外出到街市办事，如果嫌路远而懒于行走，各处街坊里巷，桥头集市，自有租赁鞍马的地方。稍加分析，便知这里的桥市皆指桥头集市，而并非单指桥上摊贩。《肉行》一篇：“坊巷桥市，皆有肉行。”同理。
浚仪桥街与金梁桥街皆是借着桥梁水陆交汇之处的优势，从而形成的商业街区。据《东京梦华录》大内西右掖门外内街巷一篇记载，浚仪桥至金梁桥一段，酒店、食店、药铺遍布周边，其中又以药铺居多，之所以药铺居多，是因为熟药惠民西局位于此地段。熟药局为官方出售官府积滞之药，以提供民间治病之所。可见北宋期间，商业区便已有集群效应。
汴河滨水商业的中心地段应为州桥了，州桥位于东京城的中轴线上，北面大街为御街，大量官署衙役坐落于此，南面为南门大街，著名的州桥夜市便是此地。据《东京梦华录》州桥夜市、朱雀门外街二篇记载，州桥夜市以州桥为起点，向南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皆是商贩。州桥与龙津桥街皆位于东京城中轴，州桥横跨汴河，龙津桥横跨蔡河，也就是说，州桥夜市正位于汴河与蔡河之间。州桥街市以食店为主，美食小吃数不胜数，热闹非凡，直至三更才得以安静。北宋东京夜市自然不止州桥一处。自乾德三年赵匡胤取消宵禁令，北宋夜市便兴欣而起，夜市遍布东京城，甚至出现专在夜间营业的鬼市，可谓一座不夜城。
北宋东京其他水系沿岸，虽零星分布些许商业，但皆不如汴河沿岸的繁盛。试述一下其原因：金水河因引水于荥阳祝龙泉，水质清澈，是东京城北部及皇城的主要生活用水，但首要职责仍是保证皇城用水。故而北宋对金水河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定，同时金水河不是漕运河，这就使得其丧失水运功能，势必不能给沿岸带来过多的商业机会。蔡河与五丈河虽与汴河同为漕运河，但其地理位置皆不如汴河，汴河处于东京城中部偏南，贯穿东京内城、外城，内城流域又靠近皇城。同时汴河通江淮等江南富庶之地，每年漕运粮巨大，种种优势条件皆不是蔡河、五丈河所能比拟，故而四河商业以汴河为盛是必然的。
4 结语
自古以来，水系建设与城市发展便是亘古不变的永恒主题。北宋东京，从大梁开鸿沟造就魏国霸业，再到隋炀帝开通济渠成就汴州殷盛，后周浚汴口，“十三间楼”的山积波委、岁入数万。直至北宋的八方争凑，万国咸通，无一离不开水系的建设。诚如管子所言：“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
东京汴河沿岸商业的繁荣并不是偶然形成的，政府对水系建设的重视与合理的管理制度才造就了北宋繁华的滨水商业。完善的水系建设必然会推动城市的发展，水系的废弛也将伴随着城市的衰败。靖康之难后，宋无暇汴河治理，以至汴河决口有百步者，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汴河逐渐淤积消亡。从此，汴河沿岸的繁华便一去不再。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 撰.史记[M].（宋）裴S集 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 ，北京：中华书局，2014
[2]（唐）魏征 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宋）王钦若 等撰.册府元龟[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6.
[4]（宋）释文莹 撰.玉壶清话[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9.
[5]（宋）王辟之 撰.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梁思成 著.中国建筑史[M].上海：三联书店，2011.
[7]（宋）孟元老 撰.东京孟华录[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8]（元）脱脱 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