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文革”爆发后的第二年，在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造反派的勒令下，我家从荣昌路（现德昌路）18号，搬迁至康平路4弄2号。从此我在那里整整生活了12年，这是我人生道路上跌宕起伏的困苦时期，也是我人生走向成熟、走向成功的起点！
一、迁入新家
康平路4弄大院由2号院和4号院组成。原先是荣毅仁创办的申新九厂肺结核疗养院，1961年被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用浦东一栋大房子和荣老板置换，而成为后来的领导干部的居所。
2号院坐落着一幢三层楼的欧式小洋房，以前是原市人委副秘书长范征夫、原市外办副主任林德明、原市体委副主任尹敏夫妇及两户市府工作人员和一户早己退休的解放前旧市政府保安的居所。“文革”时，一下子又加入了从荣昌路（现德昌路）、康平路9楼和兴国路搬迁来的被打倒的4户领导干部及家属，使得原本宽敞、宁静的院落，变得十分拥挤和嘈杂。除我父亲王聿先（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的政治身份是“大叛徒”、“大特务”外，其余5家均为“走资派”。一层居住林德明家，一户市府工作人员和两间公用的厨房间。二楼除范征夫家外，还居住孙更舵（原市粮食局局长）家，以及我家。三层居住蓝瑛（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家，以及肖林（原市水产局局长）家。
由于三层楼所有住户烧菜煮饭都拥挤在一楼两间狭小的厨房间，所以只得采用几家合用煤气灶的办法解决吃饭问题，每月应付的煤气费则是各家均摊，记得我家是和三楼肖林家共用一个煤气灶，二楼孙更舵家是和范征夫家合用一个煤气灶，虽然时有不便 ，但也“近水楼台先得月”，彼此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品尝厨艺的兴趣确是更浓了。
虽然住房拥挤了些，但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孩子们整天不知天高地厚般的吵吵嚷嚷，嘻嘻哈哈，驱散了大人们脸上的阴霾，带来了片刻的快乐。
“文革”初期，北京大学造反兵团揪出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造反兵团也要揪出所谓上饶集中营叛徒集团，所以，自1967年初春，交大“反到底”造反兵团揪斗父亲以后，我们就很长时间没有他的任何讯息，也不知父亲的生死。
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相依为命，我开始学习烧菜煮饭，当时农副食品非常匮乏，所以常常要起大早和邻居小孩们一起去泰安路菜场“摆篮头”（用菜篮、地砖或小凳代替排队）。我家住二楼最北面的一间小屋，公用厨房却在一楼，烧饭、洗碗要跑上跑下，十分不便，虽然我腿脚不利索，但也乐此不疲。因为，当时妈妈体弱多病，身心疲惫，我们子女尽量让她少做家务。
母亲对外祖母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外祖父早年去世后，是外祖母含辛茹苦地把母亲等姐弟四人拉扯大，并分别送入大学就读。“文革”前每年的暑期，母亲都会去福建松溪老家，探望外祖母。“文革”爆发后，由于没有父亲的任何音讯，同时又要照顾当时还年幼的我们，母亲脱不开身，就无法去看望外祖母，另一方面由于外祖父解放前是福建当地有名望的基督教牧师，“文革”中外祖母为此受到很大的牵连和冲击，母亲整天心事重重，食不甘味，总在担忧外祖母的安危。记得1968年冬季某天的早上，母亲得知了外祖母不久前刚去世的讯息后，静静地伫立在窗前，久久地遥望远方，她轻声抽泣，几度哽咽，我亲眼目睹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却不知如何安慰母亲，只能陪伴母亲一起伤心，难过……
对于大院的小辈而言，妈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师长，4号院的宋小妹（原副市长宋季文之女）对学习英语有兴趣，时常来家求教，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细细指导。三楼李利阿姨（原上海市教育局工农教育处处长）曾深情回忆：当年她的小儿子蓝石养了一对心爱的鸽子，后来其中一只鸽子病了，整天不吃不喝，蓝石只能向我妈妈求助，妈妈却说，只给人治病，不懂给动物疗伤，但看着孩子渴望的眼光，妈妈也被感动了，她轻声告诉蓝石：你试试每天给病鸽吃一匙消炎药，果然几天后病鸽活蹦乱跳起来，孩子的脸上也就露出了天真的笑容。对于大院的叔叔阿姨而言，妈妈又是一位热心助人的大夫和值得托付的大姐。凡是有谁头疼脑热的，妈妈总会上门诊治，开具药方和提醒有关注意事项。李莉阿姨当时处于半监管状态，白天必须去单位报到，接受监督，晚上才能回家，妈妈白天就帮助照看李阿姨的五个孩子。妈妈的大度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大院内妈妈有很好的人缘。
二、内蒙插队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我不顾自己腿有残疾（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写下血书，坚决报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9年3月21日我和大院邻居林贝德、孙幼舵、蓝泉、蓝江兄妹二人一起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开始了在内蒙古丰镇县插队落户的历史征程。我们都怀有一腔热血，且年少轻狂，发誓要把青春奉献给祖国边疆。到了内蒙丰镇县，我和五十一中学的王海翔、马晗，南洋模范中学的端木林，一起被分配到大庄科公社大庄科大队第四生产小队。
第一年我们吃的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商品粮，有白面、大米和食油等，第二年起我们就只能依靠挣工分，吃生产队分配的口粮了。我们四位上海知青每天同睡一条热炕，日复一日的早饭是小米和土豆熬成的粥，中、晚饭是莜麦河捞。
丰镇农村不仅土地贫瘠，劳动生产率也十分低下，小麦亩产一般只有80来斤，我们上工往往要徒步5至6里路程。
1969年的中秋节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远离亲人后度过的，丰镇月饼很实在，没有馅料，面粉中加入糖和麻油搅拌后，烘制而成。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古代大诗人对中秋圆月的描述，特别是亲人离别后的乡愁都作过方方面面的渲染，但在“文革”的那个特殊年代，当我仰望盘羊山顶圆圆的月亮时，却一点也不想家，当时我决心在内蒙丰镇农村摸爬滚打，接受广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认真向贫下中农学习，起早贪黑，干大活流大汗，锄草、耙地、收割处处不甘人后，掏粪坑不嫌臭，打土坯不怕累，春节也不回家，整天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身穿的内衣里上上下下都长满了虱子。由于表现突出，我和淮海中学的常幼础一起被评为丰镇县五好社员，并去县里参加了有关庆祝活动。正当我准备在内蒙农村大展身手的时候，我的康平路发小、和我一起插队的蓝泉同学悄悄告诉我：母亲病重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已很久没有收到母亲的亲笔来信了！原来自从我和哥哥分别去内蒙和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以后，母亲一直郁郁寡欢，有一次心脏病、高血压发作，被三楼邻居蓝云姐姐发现后送医院，但因父亲是卫生系统有名的“大叛徒”“大特务”，故医院造反派拒绝让妈妈入院治疗，妈妈自己是医生，知道病情的严重性，心中忿忿不平，还和他们据理力争，但最终还是万般无奈地回家。当天就发生脑溢血，中风瘫痪。父亲生怕我担忧，从而影响在农村的表现，所以一直向我隐瞒母亲病重的消息。蓝泉的述说似晴天霹雳，顿时让我六神无主：我是马上回上海照顾母亲呢，还是继续坚守在内蒙丰镇农村？何去何从？攸关母亲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我必须尽快在人性、亲情和理想之间作出抉择！
1971年初冬，我毅然踏上了返沪的列车，望着车窗外白雪皑皑的贫瘠大地，心中思绪万千：内蒙是我人生梦想开始的地方，我曾经为之努力，为之奋斗！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我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更没有高尚的政治情操，我只是要用行动，争取自己的前途和出路。当我要告别曾经奉献热血的内蒙时，我心中已十分明白，这一别就是告别自己的前途，使自己当初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但我别无选择，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亲情在召唤着我，我要义无反顾地立刻回到母亲身边，日夜陪伴着她，用自己无限的爱，温暖母亲那颗正在流血的心。
三、浴火重生
回到上海后，我的首要任务是给母亲治疗褥疮，由于母亲中风瘫痪后，长期卧床不起，臀部生了褥疮，整天疼痛不已，且坐卧不安，我每天都要把母亲臀部褥疮里的脓血用手挤出来，然后再敷上药膏，最后用纱布包好。经过数月的治疗，她的褥疮竟奇迹般地愈合了。
但是，可怕的事情还是常常发生。那时，半夜里母亲经常发病，全身抽搐，神智不清，我和哥哥、妹妹经常一边给她打针，一边赶紧去高安路衡山路口的汽车加油站打电话，叫救护车赶紧送她去华山医院急诊室抢救。一路上救护车时时发出凄厉的尖叫声，我的心也一阵紧似一阵地揪着，我紧紧握着母亲那双凉凉的手，那是一双当年亲生父母抛弃我时，她却小心翼翼将我轻轻揽入怀中的手，那是一双我整个生命紧紧相依的手，往常我握着母亲的手，是为了帮她扶起，助她移步，防她摔倒，而此时此刻握着母亲的手，我却寸断肝肠……到了拥挤不堪的急诊室，我总是日夜陪伴在妈妈身边。有一次，母亲在华山医院急诊室昏迷了几天几夜，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当时我正在医院寸步不离地陪伴母亲，只能委托4号院邻居王寅林代劳，去徐家汇邮电局发电报，催促在崇明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的父亲速归！我还心急如焚地去吴淞轮船码头迎接父亲。好在母亲命大，几次都能从死亡的边缘上挣扎过来，经过一两年的精心照料，她的病情终于稳定了，半夜里也从未再复发。
在照顾母亲生病的日子里，我自学了《资本论》1至3卷，《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赫胥黎的《天演论》，黑格尔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阅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司汤达的《红与黑》等世界名著。我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以至于用一条自己十分钟爱的军用武装带，和一楼的林大真交换了一本心仪己久的书籍，足以证明当年的我对于学习阅读的饥渴程度。通过学习，既增长了知识，又懂得了很多道理，初步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也使我走出了离别内蒙后的悲观情绪。同时我也积极锻炼身体，保持良好的体能，从手握拉力器，到散落在院子里的杠铃、哑铃，以及树杈双杠，都是我锻炼身体的实用器材。
1970年4月，父亲被解除隔离，下放到崇明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此时父亲已被整整关押了四年。由于父亲每月可以回家一次，使得我回沪后能与他有短暂的相处，他高兴时我亦愉快，他有烦恼我也难过，康平路10多平方米的小屋，是我和父亲交流思想的天地，我们话题广泛，兴趣盎然。我们下围棋，走象棋，在激烈的博弈中，感受快乐。
但是，毕竟父亲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表面的平和终究掩饰不了内心的不安和痛苦，有多少个夜晚，我半夜醒来，看见父亲披衣倚靠在床头，独自默默抽烟，轻声叹气……
由于父亲当年的大学同学解放后大半都是蜚声国内医学界的学术权威，“文革”初期往往都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文革”中后期又纷纷被解放，其中很多人又时常见诸报端。父亲经常看报，每每看到此情此景，总是感触万分。我曾悄悄问过父亲：是否后悔当年选择参加革命？父亲听后一脸茫然，默不作声……
1937年，父亲在武汉参加了筹建中的新四军，并任新四军南昌军部军医处医务主任，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军医处处长，深受陈毅司令员的关心和厚爱，陈毅伯伯特批一匹战马给父亲乘骑，同时父亲每月还享受一块银元的特殊津贴，以至于当年有“红小鬼”之称的陈丕显叔叔常常要父亲买炊饼吃，陈毅司令员也经常以他特有的四川腔调，向父亲“讨”酒喝，父亲每每回忆起这段佳话时，脸上总是荡漾着满满的深情……后来由于军部军医处内部以坚持皖南三年游击战的“老红军”派，和以1937年后陆续从全国各大城市参军的“医生大夫”派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使身为处长的沈其震同志难以开展工作，在此情况之下，项英副军长亲自点名，急调父亲任军部军医处副处长并主持工作（为此陈毅伯伯还有些不舍），从此父亲走上了统领新四军军医事业的领导岗位。
父亲不仅是第三战区赫赫有名的大医生，更是新四军医学教育、战伤外科、军事卫勤和军队卫生教育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为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是一段父亲引以为豪的历史，更是一段父亲为抗战奉献热血、知识和才干的历史，只是后来发生的皖南事变，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把父亲推向了历史的深渊…… 1941年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派重兵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对北撤去苏北抗战途中的皖南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进行围剿。父亲作为随从医官，陪同叶挺军长下山与国民党部队谈判，随即遭国民党宪兵扣押，并囚禁在上饶地区李村，父亲在此陪伴叶将军数月之久，后来叶将军被转移至重庆白公馆，父亲也被转移到上饶集中营石底监狱。在上饶集中营关押期间，父亲利用自己的医生身份，为广大难友治病。挽救了不少同志的性命。 父亲参加了著名的“赤石暴动”，在暴动过程中不幸掉入深沟， 第二天被国民党宪兵捆绑押回。因医术高超由集中营医务室主任作保，才没上大屠杀名单。1944年9月由一位大学同学担保，国民党当局就把父亲释放了。此时美国华德上校有一批作战物资要送往江北新四军，需要物色一位既懂英语、又认识江北新四军粟裕将军的翻译，吴大琨叔叔（我党隐蔽战线著名人物，1974年邓小平赴联合国代表团特别助理），找到父亲要他以翻译身份带领华德上校去江北新四军处，后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最终未能成行，华德上校也被美国国防部调回国内受审。正是以上经历，“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扣上了“大叛徒”“大特务”的帽子，惨遭迫害，九死一生……
“文革”时期，父亲长年负“罪”在身，心理承受能力已达极限，这时家庭就是父亲心灵依靠的唯一港湾，只要家还在，父亲的生命才享有尊严，才有存在的希望和意义。无论父亲在外面遭受多大的屈辱、打击和迫害，回到家里就能感受春天般的温暖。尽管在旁人眼中，这是一个破损和不幸的家庭：爸爸被监督改造，妈妈病瘫在床且不能言语，哥哥在安徽插队，我又待业在家，妹妹还很幼小，但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心心相通，生生不息，再苦再难的日子，我们全家也得熬也得扛，风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携手同行！
因为我的腿有残疾，所以根据国家有关政策，1973年我进入了街道工厂（上海市徐汇区东风电容器厂）工作，开始了工人的生涯。工友们在政治上没有歧视我，他们经常去我家，看望我的父母亲，陪父亲聊天、下象棋。
我在街道工厂有几位很要好的哥们和师傅，每逢过年过节他们常邀请我去家中做客，虽然条件并不富裕，但大家相处得却十分融洽和愉快。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我利用空闲时间认真复习迎考，但由于我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文化水平，基础较差，需要占用大量的学习时间，所以上班时候，我也常常偷偷看书学习，工人师傅们不但]有责难我，反而悄悄帮助我完成因看书而耽误的活……
从1973年起，至1979年考取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离开工厂为止，我在街道工厂整整工作了六年，先后在环氧车间、材料仓库、检验车间、印字车间等工作过，并结识了我现在的太太小王。在这六年时间里，我看到了工人们的热情，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经历了似曾相识的关怀，接受了曾经拥有过的兄弟之情，时至今日，我仍然十分留恋那段历史，也十分想念那些仍然健在的师傅们，也更怀念那些已经去世的师傅们。
在康平路的岁月里，父亲曾十分无奈地告诉过我：皖南事变后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虽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每次被提审回来，总能得到狱中地下党组织的热情关怀、鼓励和照顾。“文革”时期则不然，无论是在被关押或被释放期间，昔日熟悉的人往往变成陌路人，避而不见甚至视而不见的现象比比皆是……“文革”留给父亲的，是无尽的悲愤和屈辱。
“文革”后期，大批干部得以解放，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康平路4弄2号门前，接送领导上下班的小轿车也渐渐多了起来，林德明家和肖林家也先后搬出了大院，分别迁入康平路9楼和广元路的新居，往日喧闹的院落变得沉寂了许多。我不清楚父亲当时的感受是焦虑、绝望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望着父亲渐行渐远的孤独背影，我常常暗自神伤……
大院的邻居们都很同情我们家的遭遇，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关心我们，李利阿姨和蓝云姐姐常来我家嘘寒问暖，尤其是蓝云姐姐平时和我妈妈格外亲热，“李阿姨”常挂在嘴边，妈妈初次发病时，就是蓝云姐姐发现后送医院救治的。在我去内蒙插队的前一天，李利阿姨叮咛蓝云姐姐来家帮我缝钉被褥的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令我感动不已。蓝海和健敏妹妹是很要好的同班同学，蓝海个子高大，穿不下的棉衣被李利阿姨拆洗翻新，送给健敏妹妹穿。一件棉衣两家孩子穿，寄托了长辈浓浓的关爱之情。隔壁孙更舵伯伯知道父亲喜爱看足球比赛，70年代电视直播球王贝利率队来华比赛，孙伯伯硬是把电视机让出来，让父亲独自一人观看。母亲追悼会的前一晚，孙伯伯特意打电话给时任上海市卫生局革委会主任的何秋澄，让其届时派车接送父亲去追悼会现场，后因车辆发生故障中途抛锚，孙伯伯则让自己的专车接送父亲。虽然，这些都是小事，但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温暖着我们的心；记得三楼的蓝泉经常用他家的照相机，记录下我家许多真实的历史瞬间，他还亲自动手洗印照片，为我家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另外造反派来抄家砸花盆时，当时还很年幼的咪舵挺身而出，和造反派据理力争。小舵去黑龙江农场后，还特意寄来照片留念；更可贵的是康平路4弄4号的宋季文伯伯，很早得知“四人帮”被抓的确切消息后，特意来家告知父亲，给予父亲精神上莫大的安慰。
虽然康平路4弄2号是我们全家蒙受磨难的地方，是我魂飞梦绕，无限牵挂亲人的地方，但也是我见证患难真情的地方，更是教我领悟感恩的地方！而且随着岁月的增长，我的这种体会越来越强烈。
1976年10月上旬，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那时候康平路上每天都有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队伍经过，我总是搬把藤椅，让母亲坐在阳台上亲身感受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望着漫天的红旗，听着呼啸的口号。母亲不知发生了什么，我指着曾经刊登在报刊上的王、张、江、姚的照片，告诉她这四个人已被抓起来时，母亲瞬间睁大了眼睛紧紧盯着我，手臂在空中挥舞，口中喃喃自语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仿佛一个劲地追问我：“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正当我们全家为母亲的病情稍有好转而万分庆幸的时候，死神却悄悄逼近母亲。那天我上中班前，和往常一样在床头向母亲告别，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和母亲的诀别。当我下班回家时，床上已不见母亲的踪影，被褥也已卷起，父亲一直在等我回家，并告诉我当时发生的一切：原来那天傍晚，母亲突发心肌梗死，是父亲一人急送母亲去第六人民医院急救，但为时已晚，母亲最后还是带着万般无奈和无限牵挂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考取大学是我们这代人梦寐以求的事，由于荒废了整整十年的学业，所以我们这代人最能感受恢复高考的人生意义，最能理解知识的力量和价值。当年我们家在4弄2号和4号之间，还拥有一间门房间，就是这间狭矮的门房间，见证了我刻苦地复习迎考的日日夜夜，夏季高温时节，门房间内热浪滚滚，闷热难熬。面对如此恶劣的学习环境，我却全然不顾，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大学的向往，我常常赤膊上身，专注学习，认真思考和反复背诵。终日陪伴我的只是一个老旧的华生牌电扇，一块擦汗用的毛巾，和一盆每隔一小时换一次的清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时任市委副书记赵行志伯伯、王一平伯伯的奔走呼吁下，父亲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我也经过自身努力，考取了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本科专业。1979年，因为落实政策，我们告别了康平路4弄2号，搬入南京西路泰兴大楼7楼。从此，我带着对母亲的深深眷恋和对未来的切切憧憬，开始了人生的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