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化”是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汇。它是一个关乎空间的概念,在时间的维度上,它被称作“现代化”。从现代化到全球化的变化可以看作是现代性概念中的“空间转向”,这种转向使空间压倒了时间,但是由于空间本身是作为一个历史的断裂点而存在,当我们把视角集中于这个断裂点时,同时也需要引入时间的维度,所以,可以把“全球化”看做一个立体的存在,它在时间上的对应物是“传统”,在空间上对应的则是“地方”,由此,对传统和地方的建构在全球化时代如火如荼地举行。中国传统戏剧,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它的申遗可以看做是一种文化上的对全球化的抵抗策略。它意味着这样一个模式: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可以处理成文化问题来表达,同时,文化问题又需要政治经济学地分析。

对中国传统的地方戏剧的抢救、保护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对自身的忧虑和关切。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自2001年5月,昆曲成为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后,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在我国掀起一股热潮。2003年,粤剧开始它的申报活动,历时六年,到2009年,它终于被正式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到2010年,京剧也申遗成功。

一些本土的学者和专家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怀着对全球化的质疑,以文化多样性的名义倡导中国戏剧各地方剧种的申遗,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寻求这些本土专家和学者背后的心理动机,那是一种原生论的思想在起作用。原生论强调本土的一些基于自然地理条件、历史、血脉关联产生的语言、亲缘、信仰、传统等等,重视这些自身固有的特质。按照人类学家查尔斯・克尔斯( Charles Keyes) 的说法, 所谓的“原生”其实就是一种“对共享血脉的文化解释”{1}。所以,一些专家和学者极力主张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来抢救和保护地方剧种,是一种认同表达。

中国传统戏剧,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构筑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2}。中国传统戏剧往往能引起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共鸣,它如同其他民族文化一样,可以唤起对过去的记忆,同时可以激发今日共存的渴望,另外还可以保持中国戏剧传统的不朽。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认同感也是在中国传统戏剧这样的民族文化的潜移默化中以一种可以甄别的方式建构出来的,意义存在于我们被告知的故事里,和连接现在与过去的记忆里,存在于我们被建构的各种形象中,中国传统戏剧的叙事汇成一套有代表意义的历史事件、故事情节、民族符号和仪式,让我们共享其中的悲欢、胜利和灾难。

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民族文化,或者说地方文化的认同感,许多地方都热衷于通过彰显自己本土的东西来表达自己。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造剧运动”中各地方小戏的被创造、和兴盛是因为美学上民主的诉求,是一种政治动机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影响下的对地方戏剧的建构就是一种经济上的诉求,人的逐利本性毫无遮掩地显示出来。对地方戏剧发展的强调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文化多样性宣言之前就已经存在,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这某种程度上给予地方彰显自己具有地方特色的戏剧以更加堂而皇之的理由。

中国传统地方戏剧的申遗背后的利益动机是一种对象征资本的追求。象征资本是一种隐蔽的、无形的经济资本形式。当行动者拒绝承认经济实践的客观真实性,经济资本如要发挥作用就要转化为象征资本。布尔迪厄说:“象征资本是一种转化了的、因而是伪装了的物质的‘经济’资本形式。”{3}当我们谈论传统和地方的时候,原本是一个政治上的关乎民族认同的考虑。霍布斯鲍姆所谓的“传统的发明”指的是民族主义者或族群民族主义者为了政治目的而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重新进行建构{4}。但是,如果说,对传统和地方的强调是过去民族主义运动之时,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为了增强民族认同感。那么到今天,对地方和传统的重新重视则和全球化有密切关系。所不同的是,在国家和政府主导下的对地方与传统的张扬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反抗霸权的意义,市场的力量使其与跨国资本流动的力量发生了共谋。

齐泽克将传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应于“文化帝国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则对应于“多元文化主义”。他在《多元文化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说:

在国家资本主义及其国际主义/殖民主义阶段之后,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再度形成某种“否定的否定”。起初(当然是就其理想而言)资本主义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伴随着国际贸易(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换)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殖民国家对被殖民国家的主控和剥削(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殖民关系;这个进程的最后阶段则是殖民的悖论,形成只有殖民统治,没有殖民国家的状态――殖民的力量不再是民族国家,而直接是跨国企业。{5}

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理想的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形式就是多元文化主义。从某种空无的全球位置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地方文化的方式就和殖民者对待被殖民人民一般――视之为‘土著’(natives),需要仔细研究和尊重他们的风俗。”{6}

简单地说,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跨国资本高度流动,全球性跨国企业成为新殖民力量的基本单位,而跨国资本自身的“无根性”本质则奠定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兴盛的基础。齐泽克在后来的《视差之见》中曾经对传统资本主义与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进行了归纳,二者的特征正好相反:昔日的传统资本主义以秩序或集中控制来掩盖其内部的混乱(表现为不受控制的社会进程),而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则以表象的混乱(对非中心化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的颂扬)掩盖内部国家机器和资本的控制和规训力量的增强。{7}提倡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它是对普遍主义的政治抵抗,是弱势群体或者弱势民族在文化竞争中的占优策略,也就是维护自身文化身份的政治策略。但是在今天,所谓的“文化多样性”与资本主义状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传统的地方戏剧,由于它自身的属性,即在传统上具有商业特征,所以,只有当它放到市场中,在市场运行的逻辑下被需要被消费的时候,才具有一定的意义,才是对其进,行活态传承保护,不然作为供养起来的活化石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中国传统的地方戏剧进行生产性保护很容易变成产业化开发,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掀起的的非遗产业开发的热潮显示出传统地方戏剧提供的只是一种讽喻景观。地方为了引入资本而倡导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与全球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的文化先行战略同出一辙。拿粤剧的申遗来说,它耗时六个寒暑,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早在2003年,粤港澳三地政府文化部门就商定联合申报粤剧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广州市文化局成立了“粤剧申遗办公室”,并安排专项经费50 万元。2004年,粤剧首次申遗失败。到2006再次申报,在省文化厅的协调下,香港、澳门各出资70 万港币,广州市文化局再次投入人民币 80万元。2009年10月,粤剧终于申遗成功。但是,“人才青黄不接,技艺濒临失传,代表剧目陈旧,观众缺乏兴致。这些‘要害’招招致命, 光凭‘申遗’成功就能解决吗? ”{8}再拿昆曲来说,2001年,昆曲成功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其后,文化部和财政部连续五年在昆曲事业上每年投入一千万。十年后,还是有学者发出了“今‘非遗’十年,重拾旧题,主要是因为看到折子戏传承的问题在今日似面临更大困境!”{9}这样的感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言表达了对全球化可能带给世界某种以美国文化为蓝本的一致性文化的担忧。这种担忧已被证明是一种现代神话。因为,没有一种地方化没有被全球化书写或重新书写,构成当今世界的相互交织力量具有重大的非凡意义,把“地方”召集到全球的麾下,其结果既保持又强化了地方的差异性;全球化这种反转性,一方面与地方化对应,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地方性。多元文化也加强了地方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不是和全球化对立,而是深深地嵌入全球化进程中,地方因为全球化而得到彰显。

一些研究戏剧的专家和学者倡导中国传统地方戏剧申遗,只是一味地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表示警惕,他们没有感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反转的力量。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存在。它一方面加速文化同质化趋势,另一方面又增生出许多次属的差异文化。如果说,传统是现代性的他者,那么,地方就是全球化的他者。而且,“传统”和“地方”都要特意去和“现代性”和“全球化”比照,通过这种比照来显示自己的“传统性”和“地方性”。霍尔说过:“身份总是被建构出来的表征体系,正是通过否定的视角确立了其肯定的成分,必须通过他者的视角才得以建构自身。”{10}俄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之所以需要差异,是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和他者的“对话”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意义”。

倡导中国传统戏剧申遗的背后,是有意识的“民族认同感”,和无意识的“西方中心论”。民族主义的戏剧研究者倾向于否定东方现代化的内在可能性,似乎东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对于东方的取代和消灭的过程。但事实上,中国历史地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内在矛盾也早就酝酿着现代性,在西方的影响和作用下,它是能够被激发、引导到现代化的方向上来的。例如,中国现代戏剧的产生也是中国本土的现代性作用于戏剧的结果,然后经过上海学生演剧、海派职业演剧以及文明戏等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以说白为主的本土的话剧。

单纯地强调传统和地方,割裂中西,这样做很可能使得研究者无法深入地看到在所谓中国地方戏剧内部的流动性、多样性和复杂性;20世纪50年代虽然是一个新剧种不断涌现的时期,但已出现许多地方戏京剧化的倾向,即一些地方戏被京剧的行当曲牌剧目改造,那些地方特色逐渐淡化;而到了普及样板戏的时期,从地方戏剧身上已经看不出地方特色了。另外,民族主义的戏剧研究者很可能闭目塞听,忽视对自身传统戏剧的批评,妄自尊大,觉得所谓流传下来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这同样是一种霸权。而且,还会出现的一个误导就是忽视和西方戏剧的对话,汲取西方戏剧的营养并且消化吸收以及对本民族传统的地方的戏剧重新创造的能力。

当一种传统的地方的戏剧面临着西方戏剧的挑战的时候,它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在吸收这种异质的戏剧的营养的同时,对自身的结构、规范、思维方法、审美等等进行自我更新和建设性的转化。这就意味着,以两种戏剧的有机融合来作为对于挑战的回答;另一种选择是,把西方戏剧作为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异端和旁门左道来加以排斥,以此来实现纯洁的传统地方戏剧的自存。笔者一直觉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什么是“原真”的。所谓的“原真”是一个空无的场所,不可能回到过去的那个时间点,我们只有通过对现在的审视和对未来的预期才可以对所谓的“原真”进行回溯式的思考与建构。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绕过当下的戏剧生态,躲过现代西方的戏剧去谈论和接续中国传统的戏剧。只有在与时代的正面碰撞中,与当下戏剧的对话中,与西方戏剧的交流中,与世界各地的戏剧的沟通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传统戏剧的真正韵味。这些或许是比对那些贴上“传统”“地方”标签的中国戏剧进行申遗更需要做的。

注释:

{1}Charles Keys,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Ethnic Chan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pp4-30.

{2}Benedict Anderson, Imag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3}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183.

{4}Eric Hobsbawm.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5}Zizek,Slavoj. “Multicultural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225(1997). P.44.

{6}Zizek,Slavoj. “Multicultural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225(1997). P.44.

{7}Zizek, Slavoj.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2006. p. 375.

{8}郭珊:《粤剧申遗成功= 前途无忧? 》,《南方日报》2009年11月8日。

{9}解玉峰:《‘非遗’十年,昆曲摆脱困境否?》,《艺术百家》2011年第4期。

{10}Stuart Hall,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 Anthony D.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Macmillan in association with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t Histo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1991, 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