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以乡土文学创作最为繁盛，对乡土文学的研究亦是学者麇集，不少学人深耕在这一领域里，并成绩卓然。如何在这样一个已有丰沛学术积累的研究领域，不重复别人的言说，而拓出属于自己的洞见新意，是每一个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学术理想。贺仲明一直坚守在乡土文学的现场，且注重对五四以来乡土文学的发生与演进作宏观总结， 对暧昧未明的有关乡土文学理论问题作出阐释与建构。从批评精神到研究方法，从学术积淀到理论提升，从单个文本到宏观现象，他赋予自己的研究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样的乡土文学研究已贯通了文史哲、社会学、伦理学的各个方面，体现出其在学术上内在的独特思辨力量和探索精神。
一、大气与深邃：乡土文学的宏观厘析
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乡土文学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作家、作品、思潮宛若清丽夏夜的星空，浩瀚繁多，贺仲明总能以优秀学者的明敏，条分缕析地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普遍问题，深化着我们对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认识。如在《20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形态及其新变》一文中，他认为，自20年代以来，在不同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作家们秉承着不同的创作立场和创作方法，形成了乡土小说的多重创作形态。其中有鲁迅开创的文化批判型，茅盾为中坚的政治功利型，废名和沈从文倡导的文明怀旧型，还有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代言型。循此，他又分析了各类创作形态的审美追求与艺术特点，以及它们各自的缺陷，认为在不同形态之间，更存在着相互矛盾而又交融的复杂关系，它们各自的特点在不同程度上为其他形态所借鉴和采用，相互之间也经常出现相互攻讦和排挤的局面。对20世纪蔚然大观的乡土小说，作出明晰又富有学理色彩的形态分类，充分透递出贺仲明面对繁杂的文学现象时，学术穿透力之强。《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发展空间》一文亦是放眼近百年乡土文学，从思想方向、现实关系、美学个性三个方面进行了宏观而富有洞见的考察。他认为，中国乡土文学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思想方向。一个是思想的批判，也就是以现代性的启蒙思想来批判乡村社会。鲁迅的 《阿 Q 正传》是思想批判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也是这一传统的直接开启者。“五四”时代的乡土文学群体深印着鲁迅的影响。“五四”之后，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师陀的 《果园城记》、路翎的《罗大斗的一生》 等都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另一个是批判的思想，就是将乡村作为一种文明方式，以之来反思和批判现代文明，他列举了20年代的废名、30年代的沈从文，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贾平凹的《秦腔》、张炜的《九月寓言》 等作家作品。此外，他又提出百年乡土文学在与现实政治关系上，呈示出“乡村改造与改造的乡村”两种向度。同时按照审美风格将百年乡土文学大体划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沈从文、废名、汪曾祺所代表的抒情型;第二类是鲁迅所开启的象征型;第三类是茅盾开创的写实型。通过对乡土文学整体观照，贺仲明对乡土文学未来发展的精神向度，开出了颇具现实效用的“方子”。首先要加强对乡村的平等和关爱意识。作家要真正深入地表现乡村，丰富乡土文学的魅力，就需要深入乡村社会，以平等和关爱的姿态看待和认识乡村。其次，强化“本土”内涵和家园意识，乡土文学的内在精神应该牵连着民族文化记忆，有深切的本土文化关注。第三，强化乡土文学的美学特质。美学特质是乡土文学独立存在的基础，也是它能够赢得独特的文学史地位和受到大众特别喜爱的重要原因。上述论文，凝聚了贺仲明多年来对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系统研究与深度思考，体现了他宏阔的研究视野和深刻的历史观念。
在对二十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整体批评与研究中，贺仲明逐渐发现其中存在着多种困境。在《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一文中，他从乡土作家的现代性思想的角度入手，分析了中国乡土小说对现代性持有迎应和批判两种态度，并具体表现为改变乡村和守望乡村两种主题类型。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乡土作家集体性地蕴涵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对中国乡土小说的总体发展产生的制约和影响。同样 ，在论文《论中国乡土小说的二重叙述困境》中，贺仲明发别人所未发，提出了中国乡土小说的叙述存在着二重困境：一是叙述姿态上，作家们常陷入城与乡、外与内的深层困惑中;二是在叙述特征的追求上，作家们对地域性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误区。这样的判断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需要那种透过繁杂表象洞穿本质的能力。
除了对二十世纪乡土文学作整体宏观考察之外，贺仲明亦善于以新的视野综观某一具体时段的乡土文学，他注重重返某时段乡土文学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并对现象进行前后回溯、爬梳。谈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与乡村生态时，他回溯了《诗经》，古代田园诗、悯农诗;也谈到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乡村的书写。论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新趋向，三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废名、萧红等人书写乡村的路向，在当代是如何得到传承与演化，皆能清晰地显现在论文中。
贺仲明的专著《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新文学与农民关系之研究》，更是宏观研究近百年乡土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著作全面梳理和分析了近百年的新文学对农民的书写状况，将近百年的乡村书写分为起始阶段、发展阶段与自觉阶段，并进一步阐释其不同的特点与内在联系。他重点选择了新文学对二十世纪30 年代乡村灾害、四五十年代土地改革运动、50 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80 年代乡村改革等四个有代表性的农民运动（ 生活） 的书写，深入考察新文学对这几个阶段书写所涵括的农民人物形象、农民土地意识、宗教意识、农民历史意识以及“乡村生态世界”等问题， 探讨其创作得失，并对相关文学史评价进行了富有创见的反思。
尤为可贵的是，贺仲明在这本书中体现出很强的综合意识和超越视野，提出了许多具有拓荒意义的观点。他以乡土小说为例，深入考察了新文学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所存在的悖论与困境。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农民（ 大众） 的现实问题作出切实关注，对中国传统审美习惯作出更多了解和借鉴，以适当引导的方式进行创作， 在关注农民接受水平的基础上促进其接受水平的提高。这表明贺仲明的学术研究，不仅是“纸上谈兵”，还具有解决现实问题意识的“人间情怀”。 二、空灵与锐气：乡土作家个案的精微诊视
如果说贺仲明对近百年乡土文学的宏观俯察，颇类“登泰山而小鲁”，有登高望远，纵览全局之势，那么对乡土文学创作中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则宛若“凝视谛听殊未足”。他对作家作品的定位与判断，不是生硬地照搬西方批评话语，以先验的理论框架牵强附会地对作家作品进行分类，贴上五花八门的理论标签;他细读文本、深入穿透、尽可能以自己的批评话语切中批评对象的艺术特质、审美内涵、价值归趋。关于莫言的创作立场，人们多用“民间立场”概括，贺仲明则认为：“乡村立场是莫言最基本的创作立场，只是这一立场不是封闭而是开放，不是单一而是丰富的。这最典型地体现在其早期创作中。随着莫言对文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他的创作表现出超越乡村立场、进入更深远人类立场的趋向。但这不是对乡村立场的放弃，而是对之的超越性拓展。”① 而有关刘震云，他认为，刘震云对乡村既有温情与留恋，但更有痛苦记忆，使其最终选择了拒斥与放逐的姿态，而城市，又同样是丑恶的化身：“城市和乡村，像一把双刃剑， 刺伤了刘震云追求的心灵，并带来了他对城市和乡村的双重精神拒绝，这种双重拒绝，使刘震云超出了单一的文化审视所可能带来的局限。”②此结论无疑是精准的，拿捏到了刘震云作为乡裔城籍的作家，从河南农村来到大都市北京后，所具备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体验。对贾平凹1990年代小说论述，他也没有先入为主的武断，而是以细读贾氏1990年代所有小说文本为前提，比如论文《犹豫而迷茫的乡土文化――论贾平凹 1990 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就层层剥笋似地从“对传统乡土文明的留恋感伤和对现代文明的否定拒斥”“对乡村文化及其命运的深刻忧虑和关注”“对传统审美文化和文学形式的执著探索”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认定贾平凹1990年代小说的流露出的总体价值归趋是“犹豫而迷茫地乡土文化的守望”，这个论断出手不凡，捕捉到了贾氏小说文本罅隙中隐约透递出来的文化信息。
贺仲明少年时代在湖南乡村度过，领受过乡村的美丽与苦难。在面对批评对象时，他总是以自身的生命体验渗入到批评文章之中，感同身受地触摸乡土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所思所想，并在研究中穿插着与批评对象声息相通的文化自省。这样，作者对作家作品个案的分析省察，不是隔靴搔痒地指手画脚，而是在相互尊重中进行双向交流的精神对话，难怪有作家称他“是一个把自己真实的心灵印记带入批评的批评家”③。由此，贺仲明的作家作品的个案批评文章，充满着灵性的飞动和心智的透悟，开阔严谨而又富有创造力。具体言之，有如此几个特点：一是追求有难度的批评。他对研究对象的阐释，从不步人后尘，从不以随波逐流，放之诸多作品皆宜的陈词滥调示人，而是洞微见著，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给出他所认为的最能体现其特质的富有概括力与代表性的判断，所以贺仲明的评论文章，每每新见叠出。比如对周立波的文学成就及其代表作《山乡巨变》，学术界的认识始终拘囿于对于“十七年”文学的整体否定性背景中，评价一直不高。他却从新文学本土化的角度，分析了周立波以独特生活经历和文学经历为基础，通过深入乡村生活寻找文学细节、人物和语言，并将古典和西方文学艺术与本土生活自然融合，对文学本土化进行了深层探索。在这样论证的基础上，他认为周立波的创作虽然有其缺陷，但多层面地描写了乡村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其文学成就应该得到更积极的评价，其文学的本土化探索具有文学史意义。又如，当代文学研究者很少有人谈论《平凡的世界》这一作品，更缺少对作品的深入研究和积极评价。贺仲明透辟入里地阐述了受读者欢迎与受批评界冷漠忽视的深层原因。在他看来，由于对现实生活（具体说就是对社会变革时代的乡村大众）的热切关注;同时对书写对象――― 农民强烈而真诚的爱心，把感情毫无保留地融入作品中，也正是这两点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而有关批评界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当前文学对现实的冷漠和激情匮乏，对现实主义排斥的盲目和极端化倾向，以及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技术化和文化化倾向。很显然，这些观点的提出，贺仲明经过了审慎思考，独具机心。二是追求有广度的批评。贺仲明对批评对象很少“就事论事”，他的批评视野非常开阔，在评点作品时，总是从中外文学谱系中寻找参照系。如论毕飞宇小说中的人性书写时，他从1980 年代初期戴厚英的人性书写论起，又旁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人作品，综合观照、纵横捭阖、挥洒自如。谈韩少功的小说，他通过与沈从文的比较来论：“在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历史上，其思想的深入和创新的意义都是很明显的――从新文学历史看，韩少功的这一特点与另一位同为湖南人的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有些相似。沈从文矢志于以乡村文化来建造‘人性小庙’，传达了乡村文化中蕴藏的质朴人性精神。不同的是，韩少功融入的理性色彩更多一些，也许因此而少了些情感的眷恋和明朗清新，却多了些理性张力下的暧昧和朦胧。”④三是追求有热度的批评。文学批评往往变成“文学表扬”已是此行中的痼疾，要么被权力和金钱收编，通篇是阿谀谄媚的帮闲腔调;要么匍匐于批评对象的声名，拖泥带水的哼哈几声赞语。贺仲明不同，他批评文章总是毫不讳言，直面批评对象的缺失，有辣味，但非“火药”，持论有据，话语中正，富有学理，又绝不同于那些利用人们的逆反心理，骂字当头的“骂派”批评。即便是对获了诺奖的莫言，贺仲明也指出其不足“在对乡村现实表现和批判上的匮乏”“缺乏沉重和力量的轻浮，叙述也显得炫奇和饶舌。”⑤评刘醒龙的小说，他同样单刀直入，丝毫不拖泥带水，直陈其小说之短板：“（刘醒龙）他虽然也并不绝对是平民立场（由于他的个人性，他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色彩也较浓），但却显然缺乏真正的现代理性精神。拘泥于现实立场，使他的作品明显缺乏悲剧感，也匮乏历史性，甚或在价值评判上也存在一些含混处，在刘醒龙对现实的批判中，有时候却奇怪地夹杂着认同与妥协，在揭露中有时亦暗含着欣赏。” ⑥这样的批评，充分彰显了贺仲明作为一个批评家所具有职业良知、学术理性和技术积累等多方面的丰厚素养，亦维护了批评家应有的人格尊严。 三、切中与超越：乡土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
在乡土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方面，贺仲明亦有诸多深度思考。在他看来，中国乡村将进一步被城市化，乡村生活越来越现代化，传统乡村逐渐消失，乡土文学已出现诸多新变，新的理论建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需要一种合理、有效而清晰的理论话语，能对乡土文学的新境况作出说明与蠡测。他辩白一些理论误区，提出新的概念并作了深入的追问。
乡土文学面临着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背景，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视野来获得清晰的确认。在贺仲明看来，“我们认识乡土文学，也需要将它与具体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认知”，也正是从乡土文学设身处地境遇为出发点进行理论建构，他主张，“‘乡土精神’应该成为 ‘乡土文学 ’最基本的核心，构成这一概念的灵魂”，并分析了“乡土精神”的具体内涵。如此，以“乡土精神”的价值立场切入乡土文学的界定，社会语境与乡土文学互动起来，各个历史时段的乡土文学有了相继，乡土文学获得了生命的质地，亦获得了精准的内涵确认，这是极具理论勇气与未来前瞻性的。
许多研究者总是喜欢把繁复驳杂的文学现象，予以简化处理，打捆成堆，然后贴上“标签”，这样研究的理路，很容易遮蔽文学个体之间丰富的差异性。贺仲明没有为流风所染，对一些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进行仔细辨析，以尽可能地挖掘他们的“同向有异，共中生歧”那部分，并予以理论概括。我们知道，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描画中国农民和农村生活为内容的乡村小说是具有贯穿性的。贺仲明细究这些作家们的创作立场和艺术风格，发现其中的“异像”色彩。据此，他提出了“农民文化小说”的概念，认为这类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为中国农民社会与文化代言的角色，并认为赵树理、高晓声、刘震云是这类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为进一步扩充这个概念的涵容，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农民文学”概念：“将农民作为服务对象，或者自觉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作为农民的代言工具。”⑦这两个概念的提出颇有新意，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切入点，这不仅能辨析了不同创作主体的乡村书写立场，亦有效地界定了中国乡土文学多元样态之间的区隔。
当然，建构一种合理性和规律性的具有学术前景的理论，除了进行必要的学术命名和提出一些新概念之外，还需要为学术界贡献出极具启发性的研究范式。贺仲明在这方面显示了超越前辈的可贵的理论勇气。以往研究者只关注新文学对农民的书写和影响，以及新文学对农民的启蒙和教育，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农民及其文化对新文学的影响。他在《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一书，却采取一种不同以往新的研究范型――探究中国新文学与农民的互动关系，分析了不只是新文学在影响着农民，农民也在深层次、多方面地影响着新文学，认为农民的文化立场、审美趣味、言说方式等，以各种方式间接参与了新文学的建设，影响了新文学的走向和艺术形态， 它们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在这里，一种在文本与世界、与作家、与读者的动态关系关系网络中，探讨创作现象与问题的研究模式得以确立。有研究者对这种研究范型的学术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通过贺仲明的实践，我们确实感到，农民，以及与这一阶层相关的文学问题确实在文学研究中得到了新的呈现，农民，在文学的理论话语中第一次处在了中心。”⑧
贺仲明生机勃勃的理论思维还体现在廓清概念的混乱上。大家都知道，“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两个密切相关的重要题材类型，由于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反复阐说和界定，也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的文学史范畴。然而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它们之间的界限却是模糊的甚至是被消弭的，要么以“乡土”覆盖“农村”;要么用“农村”包容“乡土”，理由总是言之不详。他在《一种文学和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的开篇，就对“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小说”两个概念的关联与同异进行了非常深刻清晰的论述。他的观点是：乡土文学，应该以“乡土生活”作为它最基本的内涵，即只要是写乡土生活的，不管写的是否是农民的生活，不管有没有体现“乡土意识”与“地域特色”，都应该属于乡土文学，都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内涵。农村题材小说拘囿于简单的题材限制，有过多的政治色彩。他认为，“乡土文学”应该可以完全涵盖“农村题材小说”。
在现当代文学中，乡村书写，一直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就显得特别重要。贺仲明对乡土文学的系统研究，既有对百年来乡土文学的历史总结，亦有对现实的目击与诊视，更有对新世纪乡村巨变后的乡土文学之瞻望。当然，乡土文学研究领域，仅是贺仲明学术研究的一个板块之一。仅就这个领域而言，他取得的丰厚学术成果，也足以证明他是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流学者。
注释：
①贺仲明：《为什么写作―――论莫言创作的乡村立场及其意义》，《东岳论丛》2012年第12期。
②贺仲明：《放逐与逃亡―――论刘震云创作的意义及其困境》，《中州学刊》1997年第3期。
③朱文颖：《“毒手药王”的前世今生―――猜想贺仲明》，《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④贺仲明：《文化纠结中的深入与迷茫――论韩少功的创作精神及其文学意义》，《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⑤贺仲明：《乡村的自语――论莫言小说创作的精神及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⑥贺仲明：《平民立场的现实审察――论刘醒龙近期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
⑦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⑧汪政：《历史眼光与现实情怀》， 《文艺争鸣》2009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