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最能直接表达生命与灵魂的文体，它凭藉着自由、性灵、真诚向读者展示自己的生命和特质。虽然在当今散文发表出版尤为艰难的时候，2014 年的湖南散文创作却依然表现出流光溢彩，情丰韵茂的气象。既有对人类生存命运和个体历史价值的终极叩问，也有对历史长河中真实生命的人性挖掘；既有对中国文化之美的传统观照与现代创新，也有对底层生存境遇与命运的真诚书写；既有植根于乡土乡情的人文关怀，也有流连日常生活之美的世俗情怀。在这片纷繁摇曳的园地里，不论是思想深邃视野宏阔的散文，还是情感多姿朴实平易的随笔小品，都显示出了作家们深刻的生活体验与深邃的人文思考，展示了湖南作家的实力。
一、文明与革命：思想的盛筵 高蹈的灵魂
2014年湖南散文创作的重头戏无疑属于韩少功和谢宗玉。韩少功当然不是一个湖南可以框囿的，他属于中国，属于全世界，但我始终把他看作是一个地道的湖南作家，特别是2014年第2期他发表于《钟山》杂志的长篇散文《革命后记》（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加印证了我的看法。
《革命后记》谈的主要是“文革”这一话题，其思辨的复杂和灵魂的高蹈令人想起其《马桥词典》中的韩式风格。韩少功在此书中从个人的“文革”体验出发去触摸重大历史事件，借鉴了海内外“文革”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并结合“文革”之后的人生经验与省察，试图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综合，对“文革”的内在逻辑及其动力机制做出自己的分析，在更高层面上把握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及其内在转折。
作品发表后，迅速在网上引起评论界关注，有人欣赏有人质疑。有论者指出这是一种他运用自如相当自信又自负的文本试验，“在这样的无拘无束的写作快感中，韩少功当然不屑于余秋雨的遮遮掩掩云山雾罩，他自然是直抒胸臆横扫千军尽显六经注我的霸气匪气”。也有论者认为韩少功从来不缺乏观察问题的独特深刻思辨熟虑的犀利尖锐。韩少功在文坛行走有年，几乎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潮起潮落而成为标志性人物。有着强烈入世情怀的韩少功也往往有很激愤的类似愤青的激烈言辞直指当下种种酣畅淋漓词锋锐利，这当然令人不无快慰也令人肃然起敬，作家就是要勇于发言敢于担当不苟且不媚俗。
韩少功的思考虽然是个人体验式的，但却“抵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整体性思考”。在写作形式上，韩少功围绕着一个个命题，将个人经验、理论思考以及相关的材料融为一体，在理论与经验的缝隙中探寻历史与人性的真相，而诸多命题之间又相互勾连，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思考，文章行文参差，有如风行水上，自然而又有韵味，耐人思考。特别是其文中的209个注释，给人留下了很多遐思。
谢宗玉专题散文集《与子书》（东方出版社出版），无疑也是湖南散文界的一大收获。这是一部“作家父亲写给儿子的性爱经验”，以书信的方式，跟儿子谈性爱。“为了让他明白性萌动是生命中极其自然的现象和体验”，本书最先以专栏的形式刊发，每一篇都是一篇美的散文，“行云流水般，写得既真诚，又理性。饱含父亲对儿子的真挚情感。把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评论家夏义生把这本书与《傅雷家书》相提并论：“《与子书》写出了一个过来人对儿子的挂念与期盼，跟《傅雷家书》相比，它更具有公开性。既透出了作者的学识，又体现了他的才气，集中体现了他对人文社会问题的理解与认识，涉及到各个领域，用书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理解，书里所写的话题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关注的话题。”
谢宗玉的散文一直被作家圈和读者所广为赞赏，无论是其早年的“乡土散文”如《村庄在南方之南》，还是后来的“成长散文”如《遍地药香》，都提供了一种妙不可言的童年经验，俨然一部心灵史或精神史（叶梦语）。但近年来特别是2014年他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一种新的格局或曰变化。如果单独看《与子书》，固然可以看出谢宗玉还是在沿续他的童年经验，只不过是从自己转向一个新的生命即他的儿子。他自言：“我从写散文开始，就是为儿子写作的，我只想告诉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们，他们父辈曾经的农耕生活与他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不同。说句不好意思的话，自儿子出生以后，整个家庭就以他为中心了，我把自己变成了他者，变成了儿子的附庸。”
但如果与他2014年的其他散文如《楚门的世界》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其散文创作的转向或格局调整，原本“锦心绣口”的文字开始转向到一种哲思深遂的文字，这大概与他在“城市中的成长”有关。谢宗玉曾经坦诚地说过自己青春时期的迷惘和伤痛对自己成长的影响，“一部分是写我青少年时的隐秘情爱史”“从人类学、生物社会学以及哲学的层面，梳理和思考两性关系的渊源。我要让小谢子明白，两性之所以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它的历史成因是什么？两性关系又将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基于这点，谢宗玉的散文不仅有着对生命的体验，也有对人性的深层次思考，很容易让读者感受到文笔中那种穿透灵魂的真实。如果说《与子书》中有一种对人性的苍凉和文明的悲悯情怀，那么，《楚门的世界》（《随笔》2014年第2期）则更集中到对文明的悲悯上。
这就是谢宗玉新的散文格局，《楚门的世界》是以电影“楚门事件”来分析，想要“看看文明是怎么自相矛盾的”。应该说，谢宗玉对文明的审视颇有他的独到之处，他说：“文明当初是由人类一点一滴创造的。但现在，很显然，文明已主宰了我们的生活。文明不是某个人创造的，文明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文明努力的方向，注定是朝着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至于个体的人，只要是为了集体利益最大化，该砍就砍，该削就削，活不成了，那就去死！正如城市里那些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花草不再是它自然的模样，被文明制度规范得服服帖帖的群居人也不再是山林里猿猴的模样。”这一观点他在《人类为什么要歌唱爱情》（《文学界》2014年第5期）也表达过，他说：“人类之所以要歌唱爱情，当然也可以说，是借爱情来净化人类的精神、灵魂和道德，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为‘人类集体利益最大化’服务的。”
同样，在《：文明是心灵的毒药》（《新城市文学》2014年第1期）中，他对文明定义是：“文明是人类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群居的人，想要猎获更多兽肉，打败或征服别的部落，就要制订一些规则，以便疏导矛盾，形成合力，这些规则既是文明强有力的催生剂，又是文明最坚实的基础。”他肯定了文明的意义：“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彼此间的合作越紧密，展望美好未来的欲望越强，开拓社会生活的想象力越丰富，人类的心灵空间就会变得越开阔。而人类的心灵越开阔，文明的进程就会越顺畅。”但同时又指出：“精神只是文明的外衣，文明的本质是非常物质化的。人类文明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在生存和发展方面，尽可能地不受地球上别的物种威胁或影响。什么样的文明有利于人类集体利益最大化，人类就会将它‘合法化’、正规化、日常化。”那么，肉体呢？他说：“肉体是心灵的窝棚，没有肉体，也就没有心灵。所以，无论多‘高尚’的心灵，也得依靠世俗的肉体。尽管很多时候，看起来，是心灵在指引着我们的肉身行事。可再向前深究一步，却是我们‘歪瓜裂枣’式的肉体在潜意识中塑造我们的心灵，并因肉体的‘歪瓜裂枣’导致心灵各有各的暗疾。甚至心灵的后天性塑造，也跟身体内某些物质的多寡有关。正因为这样，生活在同一环境，受同样的教育，有人成为枭雄，有人成为狗熊。有人像天使，有人如魔鬼。” 总之，他认为“肉体搭什么戏台，心灵就得在什么戏台上演唱”。“心为形役”，道出了人类生存的本质。“既然这样，心灵就得乖乖地‘听将令’，无条件地接下肉体发出的潜意识指令，将文明艰难地进行下去。”谢宗玉对文明的反思无疑是一场思想的盛筵，表现出作家高蹈的灵魂，能极大地引人深思。但是在谢宗玉这里，文明的演进似乎又是“肉体决定论”，这还有待于作家进一步释疑，然而不管怎么样，这都显示了作家思考的升华，值得肯定。
二、中国经验与湖湘叙事：植根历史 温暖现实
有人说，小说是大众的，散文是个人的，诗歌是自我的。这种说法看似有理，散文特别是20世纪以来确乎成为个人抒发性灵的文字，但如果把它放到散文的历史长河里来考察，就可以看到散文的本真面貌。如司马迁写的《史记》，毫无疑问是散文，但却并非是个人的。在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历史文化热的劲吹，散文的叙述方式发生了大的改变。一种脱离传统记史散文框架而且也试图排除个人性灵专注于文化的散文叙事成为一种时尚，有论者称其为历史文化散文。
有相当一段时间，历史与传统文化都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当然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依然存在。历史文化散文这样一种文学的书写，既有人高兴欣赏，也有人吐槽不满。但是关注深层次的文化承传与创新，立足于民族之根试图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对以往西方文化至上的认识误区起到一定纠偏作用，让历史中潜藏着的智慧与哲思重新复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前人的经验就是我们的经验，前人的失误可能就是我们的失误，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尤其是一个作家，每当读史读到心有戚戚焉时，就会看到镜子中的芸芸众生相，就会想到镜子中的世道冷暖，就会油然萌生一种一吐为快的创作冲动，来倾诉心中如鲠在喉的历史块垒。这也是一种“文以载道”的方式，以自己的叙述方式写出心中的历史感，传达出一种别样的文化省思。
王开林的《四种活法》（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是一部历史文化随笔集。本书除甲卷《四种活法》外，还在乙卷中收入了作家近年发表的随笔、杂文五十篇，分为五辑：第一辑为“多研究些问题”，第二辑为“背后的文章”，第三辑为“彼与此”，第四辑为“所见即所得”，第五辑为“想到就说”。
历史散文是王开林致力开辟的重要园地，特别是近年以来，“王开林晚清民国人物系列”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六部，《大师》《先生》《狂人》《隐士》《高僧》《裱糊匠》，其中《裱糊匠》于2014年初出版，以一个人与一个时代对话的方式，走进和激活了晚清民国33个人物的精神天地与人格世界，树立起一群血肉丰满、个性独特的人物形象。王开林剪裁人物的方式既借鉴了历史上的中国经验如《史记》列传的方式，又有其独特的湖湘叙事手法，作品中他对国事家事、人物命运与时代命运的关注，显示了湖南人对政治的传统视角和那种信马由缰的自信与潇洒。从人物的选取也可以看出王开林散文的精神主旨与意义辐射，从湖南人的方式审视中国政治命运中的民国大师、先生、狂人、隐士、高僧和裱糊匠。特别是如《高僧》中写“晚清首屈一指的书法家”何绍基、“能让曾国藩彻夜失眠”的王]运、“中国近代最善哭的大诗人”易顺鼎、“恶之花”叶德辉、“以苦行和苦吟著称的高僧”八指头陀，以及把魏源、郭嵩焘两个晚清湖南人列入《裱糊匠》中，都显得其人物塑造力、历史承载力和思想穿透力与众不同。
王开林也意识到“历史好谈，现实难说”，但是对于社会现实多角度多维度的体察、认知和感悟，始终是其写作的侧重点。如果说前六部晚清民国人物系列主要谈历史，那么《四种活法》这部书则致力于说现实。王开林总结了人生在世有四种迥然不同的活法可供选择和运用：一是挺，二是混，三是拼，四是隐。而这四种活法中的代表人物依然侧重于湖南人， “挺字派”的代表所谓“跳水冠军”曾国藩、混字派的代表“八面玲珑”谭延]都是湖南人。拼字派的代表秋瑾、隐字派代表人陶渊明也跟湖南有着某种精神上的渊源。王开林的主旨是要活出精气神来，但他对前面三种活法都给予了负面评价，认为挺字派是不死鸟；混字派无确定之是非，无牢靠之信仰，反映了微妙的国民心理；拼字派容易堕入梦剧场。而对隐字派，王开林表现了很高的热情。他指出：“隐字派多半是觉悟者。他们与人为善，与造物者同游，心中少有世俗的计较和挂碍，能以真性情示人，活出本色和风采。在弱肉强食的零和社会里，隐字派往往退而独善其身，他们不显山不露水，不坑人不害人，不搅局不破局，不愤激不偏执，不越雷池不逾底线，不贪求高官厚禄和金山银山，只图良心安稳如磐，良知金瓯无缺。他们不一定是世俗标准下的大成就者，却一定是究竟意义上的大自在者。”作家对隐字派的认同，多半是写自己，是其人生价值观的流露，是一种典型的湖湘叙事。
奉荣梅的《寒花淡影》（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如果从大前提看同样属于历史散文，只不过，她从女性视角出发，不大纠结于人物性格的重塑与历史的载荷，侧重于历史人物的人文精神。《心正而量远》（《西部》2014年第11期）是一篇经过精心构思的佳作，作者从南昌有“八大文贤路”：永叔路（欧阳修），象山路（理学家陆九渊），渊明路（陶渊明），子固路（曾巩），孺子路（汉代名士徐稚），船山路（湖南王夫之），阳明路（浙江人王守仁），叠三路（南宋南阳爱国诗人谢枋得），都是以本地及外省文人雅号命名，却想到了江西的元代著名学者吴澄。原因是作家曾在岳麓书院见过吴澄的文字，对湖湘人文流变有过亲身体悟和研究。作家对吴澄以及他与湖南的姻缘表示了很高的热情，写出了一代学者“心正而量远”的儒士遗风。奉荣梅的散文近年来主要书写的是湖湘情缘，颇有收获，2014年12月号的《文学界》也推出了奉荣梅的个人专辑，《永州之野的那把焚诗火》也是回到作家的“零公里处”，走进曾经在她故园生活过的儒家大师心灵深处，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
奉荣梅的另一组散文是《流寓湖湘――历代外地名人湖湘寻踪》，也是属于此类历史文化专题散文系列，获得2014年度长沙市文联、湖南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也都是“从故园出发”，关注的领域都是人，具体说来都是与故园发生关系的那些历史上的人物，从她们的心灵深处映射出一片天地人文给人以审美的震撼。走进她的文字，便走进了她心灵世界的“零公里处”，领会她的心灵风景。 彭晓玲《苍茫潇湘》（文汇出版社2014年版）代表了本年度湖南女散文作家的成果，这是一部以文学之笔绘制湘楚之地文化人物的组图画卷，但更多的寄托着她自己的精神乡思。尤其是从书中她着意选取的22位对湖湘文化影响至深的历史人物来看，大有“湘楚千古清绝地，枉山恨水流到今”的况味。在书中，彭晓玲和屈原、杜甫，柳宗元、王昌龄、秦观、辛弃疾同游潇湘大地，与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他们一起奔波大江南北。承续她以往作品中侧重于一个女性的视角反思人物的生存状态，以她特有的女性经验和女性话语来打动读者。而随着这种文化游历，彭晓玲的视角在女性化的基础上更加人文化。
彭晓玲的散文与奉荣梅一样都表露出共同的人文情趣和思想旋律，植根历史，温暖现实，给人以女性特有的启思。
三、诗思与亲情：拈花一笑 华章天成
诗思与亲情一直是湖南散文作家的传统强项，2014年众多的湖南作家扎根于湖湘广袤的乡村大地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关注底层生活和自我成长，紧贴土地和众生，坚持散文的自由品质和精神高度，抒写着对生活的诗思与对美的回忆追思，往往拈花一笑，华章天成。
方雪梅的散文集《谁在苍茫中》（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 是一部笼罩在唐诗宋词的神韵里的华美散文。这部散文集沿袭了作为女诗人的方雪梅一贯的优美、高贵，读来令人动容并为之慨叹，是适合人们劳累之余休憩时品尝的精致“茶点”。在湖南众多的散文作家中，方雪梅最早以诗歌成名，她的散文一如她的诗那样清爽，却并非高不可攀，而是有一股侠义之风，所以有读者称其书是“凤眼醉里看剑”。在题材的选取上，方雪梅的视野宏阔，更多地将与湖南有关以及湖南之外的女性人物纳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情趣，如《唐诗烟柳》《诗礼簪缨的庭院》《汪静宜的梨花》等。她散文中的人气更具有女性味，如《北面的词章》一篇就常被读者拿来举例，被其横溢才情所叹服。方雪梅自幼就受到了唐诗宋词等经典文学的熏陶，其散文中随处可见的唐诗宋词，承载着诗词的主人旖旎而来。方雪梅善于细心地从“历史书卷最壮丽的地方寻找”开始，寻尽了人间从热烈到素白的人伦之思，寻尽了万千气象。她要寻找的正是渴慕已久的“人伦的温暖”。在回眸穿透历史的烟云过后，方雪梅浸淫国学的拈花一笑中却蕴蓄着浓浓的诗意和哲思。
另外，方雪梅2014年也在媒体上开设有《湖湘情缘》专栏，反响也很好，展现了作家洞悉心灵的能力。
周伟儿童散文集《一地阳光》（万卷出版公司2014年版），被列入百部原创儿童文学丛书，也是作者儿童题材的散文自选集，是今年湖南散文创作的一朵奇葩。周伟的散文包含着深情，总忘不下那片托起他的土地、美丽多梦而又艰难的童年和土地上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作者用心地在乡间的旮旮旯旯里行走和思索，关注那些沉默的灵魂，用他的笔留住这些平凡而朴实的人生。这些隐在乡村杂木中的佳木和花朵，被作者轻轻地举过头顶，向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展示美丽的乡间温情亲情、多彩的人生长卷和生命向上的力量！
易清华的《生病札记》（《散文选刊》2014年第10期）是一篇构思精致且交织着生活经历与人生哲思的散文宏篇。作家从他从小到大生病的一系列经历中感悟出人生的两面。一味抵抗或者想清除阻碍人健康生长与审美向前的病毒是徒劳的，“所有的疾病不过是变相的爱”，当然“疾病”在这里也变成一种隐喻，这样的思考确有点让人醍醐灌顶。易清华擅长讲自己的故事，看似散漫却自然，这使得他的散文耐读。
谢枚琼的《柴米夫妻》（《中国散文家》2014年第5期）题材虽小，但内涵巨大。作者用他习惯的轻松笔墨，将看似平淡的题材击发出颇有意味的火花。这中间作者投入了真实的感情和生命体验，展示出一种朴实的乡村美。《泅渡时间潮水的记录》（《西部》2014年第10期）写自己的叔叔，可以看作是一篇乡村亲情史诗，其中的叔侄深情令人感人至深。这位接二连三遭受苦难的叔叔的人生信条是“要做了才会有”，可是最后却在作者心里定格成一幅图画：“他的右手试图要用力攥成一个拳头，向我展示一下他曾经的强壮一样，但他显然有心无力了。”谢枚琼是为数不多的一直默默耕耘在散文园地的作家，他保持着每两年出版一部散文集的态势，先后出版《走近秋水》《忧郁的猫》《向阳的山坡》《一路霜晨》等多部散文集，从不事张扬，却不时迈向一种新的境界和高度。
苏高宇的散文集《恍惚》（湖南文艺出版社）则是一部画家对生命和生活的感悟。正如评论家夏义生所说的那样，在他的文字里面有赋，直抒胸臆，也有很多比兴。他赋的文章表现了他的真，比兴的文章表现了他心灵的美，极真极美，这既是苏高宇绘画的境界，也是苏高宇写作的境界。
刘克邦《心有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是继去年出版的散文集《自然抵达》后又一部散文集，他的散文着力于描写乡情、乡音、乡风等家乡风貌，投入了无限真情，充满感恩和人文情怀。这本书的叙事描写很细致，语言朴实无华，平和淡定，充满温馨的生活气氛，对善良的美好抒发和对真情的坚守，以及对社会的无限关照。
余春晖《暗香初袭人》（团结出版社）则以“80后”视角，重新审视亲情、友情与爱情曾给予过的滋养与关怀，并用独特的人文视角，将故土以及祖国各地风物，以一种清新而质朴的面貌，展现读者面前。此书描绘了一幅“80后”的风花雪月与精神版图，被评论家誉为“八十年代人的精神传记”。
《散文・海外版》主编甘以雯曾经说过，散文是最具贵族气质的文体。我深以为然。无论是抒写性灵，还是缅怀历史；无论是展现亲情，还是开拓人性；也不论是文化反思，还是本土叙事。要保持一种贵族气质不容易，湖南散文作家在2014年的创作中能够不为世俗化、商业化的散文恶俗现象所熏染，创作出充满湖湘特色的精品力作是难得可贵的。但是，散文毕竟还是一门最讲究语言艺术的文体，在注重情感和思想的前提下，如何使散文更具语言艺术的韵味、灵动，以凝练的篇幅承载更大的感染力，是湖南散文作家面临的一大任务。这恐怕也是近些年来散文读者流失这一现象的一大原因吧。希望湖南散文作家更加注重锤炼语言，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原创精品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