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回家
父亲说，钢，我们回家吧。
叔叔也说，回家吧。
火车站检票口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父亲和叔叔架着钢子，被挤得东倒西歪，有那么两三次险些就被使劲往前蹿的人把他们撞分开了。父亲和叔叔一趔趄，钢子也就跟着歪了，像不倒翁一样左右晃摆，摇摇欲坠，幸好他的左右胳膊被他们用力地紧夹着，才没有倒下地。好不容易到了检票的铁栅栏内，三个人，连同父亲和叔叔肩上的两个帆布包挤在狭窄的通道里，每移动一步都很艰难，像多足的螃蟹一样伸展不开，只能斜行。终于，到了检票员跟前了。父亲抖抖索索地从上衣口兜里掏出三张火车票递过去。检票员检了票，看到他们还在往前走，大声地说：包，请安检！
父亲停下脚步，茫然不解地看着检票员。叔叔机灵一些，赶紧答道：晓得晓得。从肩上摘下帆布包，往脚边的传输带上放去。他见父亲还是愣怔着，扯了一下他背上的布带，父亲这才明白过来，也把包往传输带上放去。他们刚刚迈动一步，检票员突然问，喂，中间那个人怎么回事，包裹得那么严实？
父亲和叔叔闻声几乎同时激灵了一下。叔叔马上转过头来，大声地说，这娃得了重病，医生说，不能见风。父亲的脸上也堆起一摊笑，说，医生说这娃难治好，俺们也没钱治，只有回家休养。能挨一天算一天吧。
检票员早已低下头，面无表情地用铁剪钳别人的票去了。他们来到候车室，外面虽然熙熙攘攘，候车室里却并不拥挤，比广场上还略显空旷，剩着很多空位。他们拣了有三个空位连着的塑料椅坐下来。把钢子放在椅子上靠稳，父亲和叔叔不约而同地抬起手肘去擦额头上的汗水。大冬天的，他们额头上已经布满了细细密密的汗珠子。擦完汗，叔叔从帆布包里掏出一瓶矿泉水，仰着脖子咕咕地喝下一小半，然后递给父亲说，哥，你也喝一口吧。
父亲接过矿泉水瓶，俯下身去，半蹲在钢子面前，问，钢，口干吗，要不要喝口水？
叔叔说，哥，你喝呀！
钢子不作声，甚至连头也懒得摇一下。
唉，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你不渴我也不渴，留到火车上再喝吧。
父亲把半瓶水塞进帆布包里，站起身来，他看到候车室里很多目光都在朝着他们打量，那些目光充满着好奇、不解、同情，甚至怜悯。确实，他们三人在人堆里太扎眼了，哪怕就是刚进来的人，第一眼也会不由自主地被他们牵引过去。原因当然是钢子和父亲以及叔叔的打扮反差太大了。父亲和叔叔一眼看上去就是农民工的样子，穿的是涂满了污渍的皱巴巴的夹克，父亲将近五十来岁，叔叔比他小不到两三岁的样子，两个人长得有些相像，脸型像，眼睛、鼻子、嘴巴都像，都有一副饱经沧桑沟壑纵横的脸庞，也都胡子拉茬，满口黄牙，一看就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兄弟俩；但钢子却是一副时髦得不能再时髦的年轻人的装扮，头发是挑染的，一绺黄一绺蓝一绺白，还打了摩丝，都朝天翘着呢，而且一身崭新的西装，很笔挺抻展。当然，最吸引人们目光的是他的脸部，那里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墨镜，大口罩，整张脸除了露出二指宽的额头，其它什么都被遮盖了；他又是那么僵硬地靠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人们都以为他是个得了重病的瞎子，同情、怜悯之心不由地就油然而生了。不时地，还有路过他们旁边的人问一句，他怎么啦？或者，娃得的什么病呀？
父亲说，得病了，医生说见不得风的。
叔叔也说，传染病，医生交待在公共场所带个口罩。自己好，也对别人好。
那些人虽然满脸同情和怜悯，问过之后就赶紧走开，坐到远远的位置上去了。
一会儿，候车室铁栅栏外工作人员的电喇叭响了，请乘客们排队进站台。接着就打开了小铁栅栏，人们纷纷站起来，涌过去。父亲和叔叔扶起钢子，依然像进候车室一样，三个人一并排，他们紧紧地夹住钢子的左右胳膊，拖着他走。钢子也亦步亦趋地迈动着僵硬的双腿向前走。
父亲说，钢，你再忍忍吧，六七个小时就到家了。
叔叔说，到家就好了，到家你就安生了。
他们买的是硬座票。座位不是连在一起的。两张票是在三排座上，另一张票是在隔了过道的双排座上。三排座靠窗的那个位置已经坐了一个年轻的姑娘。父亲和叔叔很踌躇，很犯难，他们不知道怎么放钢子坐下才好，双排座的那一个位置显然不行，就是三排坐的两个位置也不行，钢子没有自控能力，不能坐在靠过道这一边，坐中间那个位置，火车一动就要靠到别人身上去了，况且那是个年轻时髦的姑娘，看上去还是个俊秀漂亮的城市姑娘。终于，叔叔虚张了几次嘴巴后，对那个姑娘说：老乡，我们换个座位行吗？
姑娘在听耳机，一只耳麦塞在左耳孔里，眼睛却看着窗外的站台，她也许没听到叔叔的话，也许听到了懒得理他，连脸都没转动一下。叔叔只好伸手去拍她的肩膀，再一次说，我们能换个座位吗？
姑娘抬起头，连耳麦也没摘下，语气有些烦躁地问，你的座位在哪？
父亲赶忙指着旁边的位置说，这里，这里。
姑娘皱了一下眉头，说我的是靠窗的呢，我晕车，要坐靠窗的。
她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叔叔哀求道，老乡，关照关照嘛，我们有病人要照顾。
姑娘却把头扭开了，又去看站台上的风景。其实站台上除了停着一列火车，已经没有一个人了。这时，姑娘对面的一个六七十岁的退休干部模样的老头儿站起来说，姑娘，你坐我这边来吧，我跟你换换。他的老伴也说，你坐这边来，让老头跟你换换。老头儿和老太太刚站起身，他们旁边靠过道的一个学生模样的大小伙子站了起来，往钢子父亲指着的那个位置坐过去了。那个姑娘也站起来，从车窗旁的挂钩上摘下风衣，坐到那个老头儿让出来的位置上去。
父亲忙对姑娘说，谢谢。
又说那对老两口说，感谢，感谢。
姑娘没理他，跟原来一样，耳孔里塞着耳麦，脸贴在车窗上，一边听歌，一边看站台上的风景。老头和老太太却一个劲摆手，说不客气，不客气，出门在外，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父亲和叔叔费了好一番工夫，让钢子坐了下来。父亲坐在靠窗的位置，钢子在中间，叔叔在最外边，火车徐徐开动起来，他们还一直紧紧地夹着钢子。他们的位置是逆向的，火车向前走，两边的城市建筑物也是往前移。父亲虽然紧紧地夹住钢子的胳膊，但他的脸却贴在车窗上，贴得很紧，以至于他的眼泪都顺着车窗玻璃流了下来。一直到高楼大厦越来越少，火车快要驶出城市时，父亲才把脸转过来，他的脸色已经很平静了，眼眶里看不到一滴泪水，脸上的泪痕也没有了。父亲给钢子整了一下戴得有些歪了的墨镜，又给他拉了拉西装里的毛线衣，说：钢，就要出城了，这是我们呆了五年的城市啊，这次回去，我们就再也不来了，你想再看看这座城市吗？你还记得刚来那年，一出火车站出口，你看到那些高楼大厦之后欢喜的样子吗？
钢子点了点头。
对面刚才要给他们让座的那个老头儿一直看着钢子，这时忍不住给父亲建议说，让孩子坐窗边那个位置吧，你们老扶着他也累呀。
父亲欠起身来，对老头儿说，是是是，让他坐窗子边，钢子肯定也想最后看看这座城市，毕竟呆了五年，这一回去，就再也不来了。又对叔叔说，老三，搭一把手，让钢坐窗户边，他想看看外面。
叔叔说好，站起来，帮着父亲挪动钢子。钢子的身体太僵硬了，好不容易才把他挪到车窗边。叔叔坐回到座位上，父亲还站着，弓着腰，帮钢子把头贴近车窗，让他看窗外的风景。
火车驶出了城市，车窗外出现一大片空旷的田野、山头和树林，西边的天空落日正红，像浮在汤碗里的蛋黄一样。天已黄昏了。钢子的脸一直贴在车窗上，一动不动，像看得很入神似的。父亲对钢子说，看够了吧，累了吧，这样的风景回去后天天都能看，你休息一会儿吧，怎么样？钢子点了点头。父亲一手扶着他后脑勺，一手扶着他腰，慢慢地把他放靠在椅背上，然后又把他的头靠在椅背和车窗壁形成的椅角里。那里刚好放进钢子的脑壳，这样会让他躺得舒服点儿。
他们跟对面的那对老两口聊上天是在吃过晚饭后，外面天黑下来时，叔叔从推着小车卖盒饭的列车工作人员那里买了两个盒饭，他自己拿了一盒，递给父亲一盒，父亲说，我不饿。叔叔说，人是铁，饭是钢，吃一点吧。父亲说，我吃不下。叔叔边吃边说，怎么样也得吃一点，明天还有很多事要你办呢，你可不能垮下。父亲这才打开盒饭，勉强吃了起来。叔叔很快就把一盒吃完了，连粘在泡沫塑料盒里的每一粒饭粒都拣得干干净净的，父亲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拣饭粒，把吃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盒饭推给他，说，我实在没胃口，你吃吧。叔叔也不客气，接过来大口地扒拉起来。
那对老两口一直看着他们兄弟俩，这时老太太对父亲说，大兄弟，你们吃了娃不饿吗？
父亲愣了一下，说，娃睡着了，等下吃吧。又说，医生说他不能吃太硬的东西，只能吃流质性的食物，等他醒了，给他喝点……
叔叔嘴里包着饭，抢着说，等下给他喝营养快线，他吃不得硬的。
老头问，娃那是啥病，造孽啊。
父亲说，反正是传染病。
叔叔说，绝症。
父亲说，是绝症。医生也说不清楚，治了一年多了，越来越不行了。在城里治不起了呀，只有送回家休养。
老太太说，治那么久了？
父亲说，可不是，我，钢子，他叔，我们来这里打工五年了，第四年，钢子就病了，看了好多年大医院，这个医院说是这病，那个医院说是那病，没个准，钱花光了，人却治不好。
老太太说，都是命。
父亲说，是命。我是苦命人，钢子也是苦命人。父亲叹了口气，继续说，钢子是个好孩子呀，十八岁那年上高一时，成绩硬扎扎的，这娃从小就好学上进，但那年他妈得了病，白血病，花了家里好几万块钱，都是借来的，命算是保住了，但常年不能断药，一月要做两次透析，这哪是我们贫困家庭承受得了的，钢子就说他不想念书了，要去打工挣钱，给他妈治病，我不同意，但他死活都不肯去学校，打都打不去。
老头儿说，白血病可不是一般的病啊！
父亲说，那就是血癌啊！
老太太说，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叔叔也说，这孩子，聪明，要是能考大学，保准考上重点，他比我家小明成绩好多了，小明还考上了本科呢，可惜了。
父亲说，就这样，把钢子娘交给他姐照顾，我们一起来到这座城市，给早来我们几年的一个远房亲戚打工，他在这里开了一家家具厂。我在乡里就是一个木匠，手艺不错，一开始钢子跟我做学徒。我现在都还记得，刚进这座大城时是晚上三点钟，那是我们猫庄夜的最深黑的紧的时候，但这座大城却灯火辉煌，广场上人山人海，像织布的梭子一样穿来穿去的。钢子那个兴奋啊，他给我说，爹，我一定要挣很多很多钱，我要在这里买房子，把娘也接来住，就买在这座城市最好的大医院旁边，让娘看病方便一些，不，让他们给娘移植骨髓，治好娘的病。父亲说到这里，声音哽咽起来，眼眶里的泪水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老头和老太太听得心酸，陪着父亲唉声叹气。
那个姑娘依然在听耳机，她跟钢子一样，头靠在椅子和车厢壁形成的椅角里，跟钢子不同的是，她的脸不是歪在那个三角形的凹陷里，而是仰着，双眼微闭，一副很舒服很享受的样子。她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听别人说什么。
父亲擦了一把眼睛，又看了看钢子，见钢子在熟睡，继续说，钢子最先是跟我做木工，那时候老乡的工厂还是个小作坊，没几个人，生意也不太好，我的工资才一千二一个月，他做学徒更低，五六百一个月。我们父子俩加起来不到两千，除了生活费，剩下的钱全部寄回家里给他娘治病。后来，他看家具厂收入太低，就跳槽到了一家装修公司，做油漆工，刷墙漆、灰浆之类的，什么都干，他们那家公司，不像我们那个家具厂都是中年人或老把式，年青人多一些，有伴，他说过得开心些。但他仍然还是那么攒，每个月发了工资，只留两三百块钱，其余的都交给我，让我寄回去。来这城市五六年，他至今没学会抽烟喝酒，也从没给自己买过一件上百元的衣服。这孩子懂事啊！ 老太太说，这样听话孝顺的孩子真是天下少有。
老头儿问，怎么就能病了呢。
叔叔说，有可能是职业病，钢子天天和油漆、888灰浆打交道，医生说那些东西都是有害物质，会得病的。
老头儿说，那是，前一阵子还有个河面的工人开胸验肺呢。
老太太问，不是传染病吗？
父亲的神色有点慌乱，说，是传染病，医生说的。所以他让钢子戴上口罩。
叔叔也说，是肺病，他的肺坏了，所有肺病都有传染性，对吧？
老俩口同意叔叔的说法，点了点头。列车在狂奔，窗外一会儿闪现出一大片灯火，一会又是漆黑一片，突然，列车打了个趔趄，就像人崴了脚，跌了一下马上站起来继续走，但走的速度明显大不如前了。火车在减速，然后又加速，但这个趔趄产生的巨大惯性却把钢子簸了起来，他的身子往前一挺，眼看头颅就在磕到茶几沿上了，幸好父亲一把挡住了他。父亲跟他面对面，把他抱回座位上，边抱边问，钢，你饿了吗？
钢子说，不饿。
钢子声音被大口罩挡住了，很含糊。
父亲又问，你要上厕所吗？
钢子说，不涨尿。
叔叔也说，他上车前才上的，又没吃东西，哪有尿。
火车在一个大站停住。父亲伸出脑壳看站台上的站名，叔叔问他，到哪了？
父亲报了一个站名，叔叔说，再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这是一列绿皮火车，虽然是快速列车，但在这种省城的大站停的久，夜里十点多了，下车的人不少，上车的人却不多，列车一下空旷了很多。列车要停二十分钟，那对老两口离开座位去外面站台上买东西。老两口走后，那个女孩也站起来往外面走去。但不到两分钟她就回来了，依然靠在座位上听耳机，她的脸像刚上车时一样，贴在玻璃上看站台上的风景。老太太先老头儿回来，就坐在了靠着姑娘的中间的位置。她坐下来，姑娘挂在挂钩上的风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响了一阵，她还没去接，老太太以为她听耳机没听到，就碰了一下她的肩膀，说，手机响了。
姑娘回过头来，连耳机都没摘，说，不想接，让它响。
手机响了一阵，住了。老太太说，妹子，你晚饭也没吃，不饿吗？
姑娘说，我不饿。
老太太又说，看你不高兴，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看看对面的钢子，健康是福啊！
姑娘说，我很好。
她的语气却是不好的，老太太听得出来。这时老头儿也回来了，她就把手里准备送给姑娘吃的面包推给了老头儿。
列车开动后，叔叔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打着轻微的鼾声。父亲见对面的老头老太太精神很好，继续跟他们说钢子。他说，我们来后第四年的冬天，我记得也像今天一样，是一个大冷天，钢子突然跑到我干活的家具厂里来找我，跟我商量把他娘接来治病。说实话，我也想把钢子娘接来治，她越来越严重了，大女儿来了几次电话，说州城的医生说了，她娘要赶紧进行骨髓移植，要不然拖不了一年半载了。毕竟钢子娘还不到五十岁，多年轻啊！我也想救她呀。我给钢子说，医生说骨髓移植手术得好几十万，哪有那么多钱治呀。钢子说姐姐跟娘骨髓匹配成功，就有希望治好娘的病，钱他想办法。他告诉我，自从跳槽后不到半年，他就在装修公司有三千多一个月了，一年后他就做了大师傅，有近四五千一个月，但他一直骗瞒我说他只有两千一个月，其余的钱都攒起来了。三四年下来，他手上已经攒了十一二万块钱。我说你真有那么多钱。钢子说有。我说，那点钱也不够呀。他说他跟工友和朋友们又借了几万，手头上大约有十七八万。那时他叔叔也来打工了，答应给我们借四万。于是我就去家里接钢子娘，钢子就去找医院，联系医生。
老头儿听到这里，对老太太说，多好的孩子呀！
老太太说，我们要是有个这样的儿子，多好。她又问后来呢，治好了吗？
父亲说，我们把钢子娘送进了那座城市最好的一家医院的血液科里治疗，整整住了四个月院，花了二十七万才出院。她出院的时候很精神，我们都以为这回彻底治好了，医生也说，如果没有排斥反应的话，钢子娘再活十年八年没有问题。出院后，钢子带着他娘在这个城市里玩了一周，所有热闹的地方都带她去了，还带她跑了一百多里，到海边去玩。然后才高高兴兴地送她回去。
老太太说，那好，那好。
父亲叹了一口气，唉，就是该死的排斥反应，钢子娘回去没半年，有一天晚上大女儿打来电话，说娘不行了，让我和钢子赶紧赶回去。没等我们赶到县城，人就没了。安葬完钢子娘，我和钢子又回到城市里打工，我们欠了十多万的债啊，要还！从那以后，我发现钢子就变了，每次来我那里，都蔫蔫的，没精神。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都说没事。直到有一天，他在给一副大型广告画喷漆时，突然从脚手架上栽倒了下来，被送到医院里去，才检查出他是绝症……
父亲说到这里的时候，火车突然哐地一下减速了。叔叔一个激灵醒了过来，看到车窗外闪烁着明亮的灯火，知道火车又要进站了。他说，哥，到站了吧？父亲把头伸向玻璃窗，看到了站牌，说到了，就是这里下。叔叔站起身来，从行李架上拿包。
父亲站起身，对老两口说了最后一句话，娃这是绝症，总不能让他死在城市里，只能捧一撮灰回去，连副白木棺材都睡不到，这么好的娃，我这做父亲的怎能安心啊，是吧？
老太太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
老头儿问，下车后还要转车吗？
叔叔说，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就到家了。
兄弟俩把包在肩上挎好，火车也停稳了。父亲和叔叔俯下身去，左右夹住钢子的胳膊，父亲说，钢，到家了，我们下车吧。
他们几乎是把钢子提溜起来的，然后架着他，一步一步地向车门走去。老太太换了位置，坐到刚才钢子的那个座位上去，看着他们往前走，直到他们从车门口消失。老太太又趴在车窗上往外望。果然如她所料，那三个人从站台上向车窗外走来了。老太太给老头儿说，把车窗打开一下，我想跟那两个兄弟说句话。老头刚要去打开车窗，那个姑娘主动和老太太一起掀开了车窗。 老太太冲着前面喊，大兄弟，大兄弟！
父亲和叔叔抬起头来，望着他。
老太太说，大兄弟，谁家都会有个三灾两难的，挺过去就好了。娃的病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父亲大声地说，感谢您老人家。您两老好心有好报。
老太太又说，大兄弟，我说的是真的，钢子会好起来的。你们记住，如果今晚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红月亮，钢子的病就会彻底好起来的。
列车徐徐开动起来，那三个人就退到车窗后了，老太太只看到钢子的父亲张着嘴，听不清他说了什么。
第二部 离家
姑娘问，今晚真有红月亮吗？
老太太答，当然真的有。
姑娘关车窗时，列车已经驶出了站台。这是一个县城小站，一出站台，就没有任何遮挡物了，她看到天空中挂着一轮皎洁的满月。它不是红的，也不是黄的，而是白的，是一种晶莹剔透的白。她还注意到，天空很蓝，是那种优伤的、令人心碎的湛蓝，像没有风暴的大海一样，平静，安祥。天幕上没有一颗星星，月亮很孤独。看着那些洒下来的冷清的月辉，她能够感到月亮也是孤独的。
姑娘说，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红色的月亮。
老太太说，红月亮很少人能见到，谁见到就能祛除百病，健康长寿。
姑娘说，那他本身得的是绝症呢？
老太太说，那也能好。
姑娘，怎么可能，迷信吧？
老太太说，迷信迷信，信者不迷，迷者不信。
姑娘说，我今晚就信一回，我要是看到了红月亮，明天就不去死了。
老太太和老头儿惊了一下，呆呆地看着她。良久，老太太问她，姑娘，你没事吧？
老头儿也说，姑娘，你失恋了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姑娘淡淡一笑，我没事，开玩笑的。为了显示自已刚才真的是开玩笑，她站起身来从行李架上取下旅行包，放在椅子上，从里面掏东西，火腿肠、蛋糕、旺仔小馒头、麻辣香干、美味凤爪，一包一包地掏，掏出来，摆在茶几上。茶几上一下子放满了大袋小袋的食品。然后她把包放回行李架上，开始享受这顿迟来的晚餐。
姑娘吃得很快，几乎是风卷残云一般，不到五分钟，她就消灭了茶几上所有的食物。她每打开一个包装袋时，就要往车窗外瞥一眼，每吃完一袋食品，都很小心地把包装袋团起来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吃完后，她又拿出一块面巾纸，先擦油腻的嘴唇，擦完后又取出一张擦脸，然后把两张用过的面巾纸叠在一起，使劲地擦茶几上她刚刚吃东西留下来的污渍，擦得很干净了，才把面巾纸团起来放入塑料袋里。她提起袋子，站起身往洗盥间走去，那里有个大垃圾桶。她是去扔垃圾。
姑娘走后，老头儿对老太太说，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老太太没明白，什么问题？
老头儿点点自己的太阳穴，这里有问题。
老太太说，我看不像。你见过这么爱干净、讲公德的神经有问题的人吗？
老头儿说，我就是觉得她怪怪的。
姑娘上完厕所，在洗盥间里洗手。水冰冷冰冷的。毕竟是冬天，毕竟列车已经开出了南方，正运行在华中大地上，水不是一般地冷，而是有些刺骨的感觉。姑娘把水龙头里的水放到最大，反复地冲洗手掌和手指，连每根指甲缝也仔细地挑刮。一股冷意随着她的手掌运行，通过前臂、胳膊、肩膀，到达颈项时开始分叉，迅速地向全身蔓延，到达她的大脑、心脏和脚底。她感觉自己的心脏已经结成了一砣冰，但大脑却被冰冷刺激得异常活跃。
十三个小时前，她到医院拿到化验单，一眼看到HIV抗体呈阳性时，她的头皮轰地一下炸开了，心脏也霎那就结冰了。她上过中等专科学校，在工厂时是做产品化学检测的，对一些外文字母组成的符号很敏感。十多天前，她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但久治不愈，医院的医生让她到疾控中心去验血时，她的心里就极度不安和恐惧了。她知道要出什么大问题了！HIV。阳性。艾滋病！绝症。死刑。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从疾控中心出来的，整整一个中午，她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她转了些什么地方，后来她也不知道怎么就转到了火车站。下午两点，这座南方城市还有着春日般明媚的阳光，就像她身体里还有着最后的热血一样。但终究会慢慢地凉下去的，她想。一股巨大的恐惧袭击了她的全身。我不能那样慢慢地死去！她不能想象承受那种煎熬的痛苦，那会摧毁她的意志，她会在死亡还没有到来之前疯掉的。她更知道这是一种传染病，很有可能传染给家人，为了家人，特别是为了宾宾，她也不能慢慢地死去。
她快步地穿过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广场，来到售票口。她从随身坤包里取出钱包，拿出两百块钱，对售票员说，买张两小时后的座票，两百块钱内的。
售票员有些莫名其妙，问她，哪趟车次，到哪个站？
她说，随便吧，只要是终点站就行。
售票员把车票和找零抛给她，说，四点一刻的。K8292次列车。
车次和时间她听清楚了，抓起车票和零钱就走。她来到广场的东侧建设银行的自助间，把三张不同银行的卡上的存款全部取完。钱不多，有四万六。她一直在攒钱想买房子，但这点钱在这座城市连个卫生间都买不到。她数出十张，放进钱包里，然后把那沓钱和不鼓的钱包都塞进坤包里，拉好拉链。出了自助间，她来到街面打了一辆的，往家里赶去。
家里这时候是没人的。她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女孩或者姑娘，而是一个女人了，有老公和孩子。孩子是个儿子，已经五岁了。只不过这几年保养好一点，看起来还像个姑娘，特别是在小地方人或者农村人眼里更像一个姑娘。老公在一家物流公司做搬运工，这个时候正在货仓里挥汗如雨，儿子在上幼儿园，都是她的父母接送，晚上也住他们那边，只在老公休息的周日那天接回家。她用家里的座机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接孩子前先来一趟她家，她在冰柜里放了几万块钱，让她取走存起来。母亲说你自己存吧，我懒得存你的钱。她说，我马上要出一趟门，可能要十多天才能回来，钱放在家里，说不定他又找朋友打牌或者喝酒花完了。母亲说，那好吧，我就过来取。 她说，那我就出门了，你带好宾宾。
母亲说，你感冒好了吗，你不是一直不舒服吗，出什么门嘛？
她说没事，早两天就好了。
她挂了电话，收拾了一下乱糟糟的客厅和卧室。家小，不到四十平米，十多分钟就收拾完了。她在卧室的枕头下给老公压了一张纸条：我出门了，也许很快就回来，也许很久很久不回来。有时间多陪陪儿子吧。
她出了门，往火车站赶去。
她知道老公要到夜里十点多才会回家，她能猜想到他看到纸条后不屑一顾的表情。这两年来他们感情不太好，她离家或者不归家，他也习以为常，不惊不慌。要是在三四年前，她下班晚一会儿，他都会急得鸡飞狗跳。他们不能说是青梅竹马，但也是自由恋爱。他们在中学时是同一所初中，他高她一年级，那时候虽然认识，几乎没说过话，后来他们一起上技工学校，却在一个班。她才知道他父亲和她父亲都是同一家化工厂的工人，他父亲是厂办主任，她父亲则是一般工人。化工厂是国营企业，那些年效益好，他家里也有钱，他追她时很大方，常请她看电影、上酒楼，确立关系后，周未更是带她往海边跑。爱情是浪漫的，有钱花的爱情更是令人眩晕。只可惜好景不长就落花流水东去矣，他们毕业后进化工厂上班时，厂子还红红火火，他们结婚时，工人们还旱涝保收，可是到她生孩子前，工厂就改制了，就下岗分流了，等孩子刚一出生，国营工厂一夜间变成大老板的私企了。他们都被扫地出门，自谋生路。工人们闹事，最后闹出经济问题，刚升副厂长不到一年一直主张改制的公公进了牢房，最后他们家把公安局和检察院没有发现的存款和房产卖尽，送出去，总算才保住公公被判缓刑，没真正坐班房。她从产房一出院就住进娘家，那边太多任务、人们吵闹，公公进了局子也还是不得安宁，婆婆天天筹钱，老公天天请客送礼，找人疏通，等公公判下来时，他的酒瘾戒都戒不掉了。半年后她再回到家里，家已非家。
可是总得活下去。她先后做过走鬼，开过南杂店，去公司里做过文员，老公跟他一样，中专生，也找不到什么既体面又收入丰厚的工作，只能做跟乡下进城的农民工一样的苦力活。两口子上班的地方都远，不是他回家时她睡了，就是她回来时他还在加班，感情一天天淡薄下去。他回家时常常酒气熏天，吵闹几句，或者对峙几天是免不了的。有一晚，他们又吵架了，她一个人出门散心，走到离家两条街的路上，碰到中专的同学，也是她化工厂的同事阿袁。阿袁穿得花枝招展，一看都是品牌衣服和坤包，从化工厂散伙后她们差不多三年多没见过面了，阿袁见到她，兴奋得给了她一个外国人式的拥抱。她闻到阿袁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很好闻，不用说也是外国的品牌货。阿袁嫁的也是化工厂一个普工，夫妻双双下岗了。而且，他们家的底子更薄，结婚时连新房都是租的，但现在的阿袁打扮得却像一个贵妇人。她问阿袁这几年到哪发财去了，阿袁告诉她，她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里做客服经理。阿袁报了酒店名字，她听得心里一震，那是一家著名的涉外酒店，是这座城市最有名的三家大酒店之一。
那天阿袁看出了她心情不好，但她忙着去上夜班，相互留了手机号，她就匆匆地走了。三天后，七点多时，她还在写字楼加班，阿袁给她打来电话，约她出去吃饭。她说在加班，阿袁说那个前台文员一千多块钱一个月，有什么好做的，过来过来，我给你找家外企公司的职位。她当然知道阿袁是开玩笑的，她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读音都忘记得差不多了，怎么可能去外企上班。
她赶到那家著名大酒店的西餐厅，饭局上果真有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个叫约翰，是德国一家公司驻本省机构的职员，中年人，四十多岁的样子，长的很健壮，汉语说得磕磕巴巴的，但连贯起来也听得清意思。她好几年没吃过西餐了，刀叉不太会使，约翰很殷勤，不仅频频地给她斟酒，还给她叉牛排、挑龙虾。那晚红酒喝多了，醉了，她记得是阿袁让约翰送他回去的，但第二天醒来时，她一睁眼发现自己睡在豪华宾馆的房间里，她赶紧爬起来，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沓整齐的人民币，还有一张写得歪歪斜斜的纸条：宝贝，谢谢，我六点钟飞机回国，再不来中国啦。我把所有的人民币都留给你，你可以睡到十二点前，账已结好。
如果这一次勉强可以算是一夜情的话，从第二次开始，她就明白她已经是一个妓了。那次之后，没隔多久，阿袁又约她吃晚饭。她断然拒绝，并隐晦地指责她的那些朋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阿袁哈哈大笑，然后才给她坦白自己其实并不是在那家酒店做经理，而是一直跟酒店的外国人做“生意”。她才恍然大悟，阿袁这个前中专生，现在的下岗女工，连一句完整的英语都说不顺溜，怎么可能进得了那么高级的酒店做经理！
阿袁在电话里劝导了她二十分钟，她最终还是去了她的饭局。阿袁劝她的那些话，无非是笑贫不笑娼，或者是“白猫黑猫只要抓到票子就是好猫之类的”，她只记得她的一句，你就当做兼职吧，像索拉娅一样。索拉娅是南非作家库切长篇小说《耻》里的一个妓女，但她不像别的妓女那样天天接客，而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地把自己出租给一位固定的嫖客，从而不影响自己跟老公的感情，也不影响在孩子面前的尊严。她和阿袁上技校时都是学校文学社的社员，她们都看过那部小说。记得那时阿袁还跟她开过玩笑，说以后要是嫁了人，穷得揭不开锅时，也把自己偷偷地租出去，赚些外快，补贴家用！
真是一语成谶！
这种“耻”生活，她断断续续地做了一年多。真是幸运，就像索拉娅一样，除了阿袁，再没有第二个中国人知道她在出卖自己。她既保全了家庭，又保全了尊严，同时还改善了经济状况，直到三个月前得了一场感冒，久治而不愈……
她洗完手，用面巾纸擦干。擦手的时候，她下意识地把头伸向玻璃窗，挂悬中天的月亮依然白得晃眼。列车一直在平原上奔驰，没有山头和隧道，她只要把头往窗外一探就能看到那轮孤独了不知多少万年的月亮。
她又一次想，今晚看到红月亮我就不去死了，就算是打个赌。她当然知道那个老太太是安慰那对父子随口胡谄的。但她宁愿相信也许真会有奇迹发生。
说不定从没人见过的红月亮真会出现，从此照亮她的后半生。 如果红月亮出现，那么她的病也会出现奇迹，HIV阳性也许会是误检！
她在火车站随便买下一张车票，坐上终点站她从未听说过名字的列车，就是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悄悄地死去。从一上火车那刻起，她就在想以何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跳楼，投河，服安眠药，还是割腕？她唯一考虑好的就是，无论何种死法，死前她都会销毁掉与她身份有关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身份证、手机等等，哪怕就是请李昌钰来也查不出她是何许人。这样她就是神秘地失踪，就是人间蒸发，她的父母、孩子，甚至老公就永远也不会收到死亡通知。失踪，就是意味着有一天也许还会回来，就是还有希望和期待，亲人们的悲痛就会小一些。
她坐回到座位上，继续一边听耳机，一边望着车窗外。车外一片朦胧，月华如水，天空中的月亮依然白亮得晃眼。她已经很多年没看到过这么明亮的月亮，她从小生活的地方白天阴霾重重，晚上灯火辉煌，月亮被浑浊的空气熏得像一块烤焦的煎饼，半边黄半边黑。像今晚这样瀑布般倾泄的月光，她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她知道月亮的出没跟农历有关，但她不清楚今天是农历多少日，怎么半夜了，月亮还才挂在东边的天空里。
她问老太太，月亮会什么时候落呢？
老太太说，它都才升起来没多久，不会落的。
老头儿说，今晚是农历二十五，月亮不会落。
她说，是吗？
老太太说，你到明天早晨，天亮了，还能看得到它，一直要到太阳出来，太阳光才会遮住它，它其实还在天上呢。
她说，哦。
她毫无睡意，见对面老两口也不困的样子，突然有了和他们说说话的欲望。她把耳麦取下，把MP3从胸前摘下来，放进小坤包里，对老太太说，大妈，你们坐哪里下？
老太太说，终点站。
她问，走亲戚，还是……
老头儿说，回家。
老太太说，我们从家里出来的，住了两天，又赶回去。
老头儿不好意思地说，算是故地重游吧，我是在那座城市上的大学。看看母校，会会同学。哎，一晃就是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老喽，快要死了，再不走走就没机会了。
老太太也说，人生就是图个开心，死了也不遗憾。
她问老头儿，你是位教师吧？
老太太惊讶地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她想说这年代了，除了教师，还有谁穿四兜的中山装，除了教师，拿退体金的人谁还会出门买硬座票，但她不想说穿，只是笑了笑，说猜的。
老太太说，那你猜猜我呢？
她说，不好猜。
老太太没有明显的职业特征。
老头儿笑着说，她的职业谁都猜不准？
老太太跟他绊嘴，为什么就猜不准呢？
她说，大妈你像居委会的退体干部。
老头儿大笑起来，说，她是个巫师。
她没听明白。巫师？你们太搞笑了吧。
老头儿说，就是装神弄鬼给人祛病除魔的那种，还没懂，跳大神晓得吗？
她说明白了。这时车厢顶上排灯熄了，车内一片昏暗。老头起身去上厕所，她继续和老太太在黑暗里说话。她问，大妈，你真是巫师呀。
老太太说，如假包换。
她来了兴趣，说那你算算，今晚的红月亮要什么时候出现？
老太太脱口而出，丑寅交替之时是红月亮现身之时。
她扳着手指头算时辰对应的时间。老太太说，现在是子时，丑寅交替大约就是凌晨二点到三点。
老头儿回来了，对老太太说，我困了，胃也有些不舒服，要趴一下。
老太太说，我也困了，也要趴一下。
老太太问她，你会等着看红月亮吗？
她点了点头。
老头儿和老太太都说，红月亮出来了，叫醒一下我们。
她说，你们也要看？
老头儿和老太太相互指着对方说，他（她）有病，看到红月亮，也许就好了呢。
她被老头儿和老太太逗得想笑，但忍住了。她知道他们不过是逗她罢了，她根本不相信老太太是个什么巫师，她的衣着、举止和谈吐都是小城市的那种小知识分子的样子。他们不可能太相信迷信，就像她也不相信一样。她不相信看到红月亮原来呈阳性的HIV会立马转成阴性，她只相信有可能误检。
老头儿老太太趴下后，她扫了一眼整个车厢，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在睡觉。有的趴在茶几上，有的仰面靠在椅背上，有的睡得悄无声息，有的呼噜打得山响。那个老太太一趴下去就睡着了，发出流水般均匀的鼾声。她不想睡，也不敢睡，她想看到红月亮。她又拿出MP3，听歌。每隔几分钟往窗外瞥一眼。
月亮挂在山岗上，像一张熟睡中小孩的脸。
她突然强烈地思念起儿子来。
她的心中满是悲怆。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她在想，下午匆忙地登上这列火车，是不是太冲动了？她想起最后一次亲吻儿子的脸还是周日的晚饭后，他在熟睡中被妈妈抱到她们家，因为第二天清早她要送他去幼儿园。他每周日到周四的晚上都得跟外公外婆睡。她想起年迈的父母每天步履蹒跚地接送宾宾上学放学，他们没有一句怨言……她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她擦干了眼泪，再一次发誓，今晚真的看到红月亮，她就明天又坐这趟车回家，去比疾控中心更权威的南方医院复检。
火车向前跑。风驰电掣。
一个多小时后，火车跑出了平原，跑进山区了。白月亮变成黄月亮了。不再那么皎洁、耀眼，像蒙了一层旧纱一样。当然不是纱，而是它的周围堆了一些铅灰色的云层。她的心里有些兴奋，“事情正在起变化”，白月亮已经变成黄月亮，黄月亮变成红月亮也许不要等多久了。她把脸贴上玻璃窗，一眼不眨地看着天空。
她预感到奇迹也许很快就要发生了。月亮钻进一块铅灰色的云层里，不到两分钟钻出来的时候，它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到底少了什么，看不清楚。她取出面巾纸，仔细地擦亮玻璃窗，她终于可以确定，月亮已经缺了一角，很小，就像老鼠咬过一口的煎饼那样，不仔细端详是很难发现的。她以为是云层遮住的， 一直等月亮移动到没有一丝云彩的地方，那只角反而更大了。 难道今晚有月食吗？
一会儿，月亮钻进了更大的一块云层。她等了一会儿，月亮还没有出来。突然，列车轰轰隆隆地响起来，接着她的眼前一片黑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知道火车进入隧洞了。这个隧洞很长，列车至少轰轰隆隆了十多分钟才钻出来。钻出来后，响声明显地不同了，恢复成了有节奏的哐咣哐咣的声音，但她的眼前依然一片漆黑，她仰望天空，也是黑的，月亮无影无踪，不知跑到哪去了。渐渐地，她的眼睛适应了一些，但外面还是黑的，只能偶尔看到远处有一星一豆的灯火快速地后退着，天空黑得连云层也看不到。她看到原来干净的玻璃窗上涂满了水渍，她明白了，这里在下雨。
她不甘心，依然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外面。也许就是这一段在下雨，十里不同天，说不准火车再跑十分钟，那里就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大晴天呢。
她一直望着外面，等待奇迹出现。
外面渐渐明亮了一些，能够看清近处模糊的树木、房屋和远处朦胧的山头了。她看了看天空，天空是灰白色的，层层阴云在流动着，没有星星，更别说能看到月亮了。她不知道到什么时辰了，她想丑寅交替时分早就过了吧。她打开坤包，取出手机，按下开锁键，屏幕亮了起来。三点过四十八分了，看红月亮的时辰早就过了！她看到那个未接来电是老公打来的。老公这两年都是那样，她不归家的时候，他只打一次电话，不管她接不接听，再不打第二次了。她刚要把手机放回去，它又滴滴地响了一串铃音，进来了一条短信。她打开短信栏，是阿袁发来的：跑到哪潇洒去了？记住今晚三点仰望夜空……
她看完短信，脸一下子青了。好一会儿，她才醒过神来，叹息了一声，天绝我也！
她抓起茶几上的坤包，匆匆地离开了座位。她来到厕所，打开门，进去，反锁好门。她打开厕所的车窗费了很大的力气，双手提得喘了粗气，面赤耳红起来。终于，玻璃窗裂开了一条缝，车窗一打开，一股强劲的冷风向她扑来，她打了一个趔趄才稳住身形。她双手使劲地往上推举玻璃窗，终于铁钩绊上了。她歇了会儿，靠在车厢壁上喘气……她打开手机底盖，取下电板，再取出SIM卡。她把手伸出窗外，松开手掌，手机迎风而落，她仿佛听到手机撞击火车车皮的声音，两分钟后，她把SIM卡也扔了出去，十五分钟后，坤包里的所有的东西一样一样地飘落到铁轨上，或者被山风卷进了水沟和草丛……
她一屁股坐在厕所冰凉的铁皮地板上，嚎啕大哭起来。
天亮时，老头儿和老太太醒来，没有看到对面的姑娘。七点五十八分，列车正点到达终点站。乘客们纷纷下车，老头儿和老太太还是没有看到那个姑娘回来。走到车门口时，老太太还在往回望，老头儿说也许她换了车厢，已经下车了呢。
老太太说，她的衣服还挂在那里的呢。
排在后面的人在往前涌，老头儿催老太太说，下吧，到家了。
关于《红月亮》的补充材料
今日凌晨我国迎来100年来观测条件最好的月全食，大部分地区都欣赏到了“红月亮”。月全食全程从02时15分开始，到04时28分结束，持续近2个多小时。从02时46分至03时17分的全食阶段是“红月亮”现身时段。
――200X年11月6日新华社通稿
本报讯：（记者曾向铭，通讯员魏观再）倍受市民们关注的惠嘉小区小偷从七楼摔“死”一案出现了新情况，据白水区公安分局知情人士透露，已成植物人的小偷贾XX昨日上午从爱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不翼而飞。该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官昨天下午三点半带人赶到爱民医院时，病房里已空无一人，现在警方正在全力搜寻。爱民医院龚副院长已向记者证实，该人确实不翼而飞，但并非坊间传说的大盗“草上飞”“死”而复生，龚副院长说贾XX的症状是不可能苏醒的，他的失踪很可能是被同伙或者亲属偷走转移了。他同时表示以后要加强医院的管理力度，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摘自200X年11月6日《南方晚报》A3版
本报讯：（记者卜具明，实习生陈大力）我县基江火车站尖头村附近铁轨旁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昨天早上八点，基江镇尖头村一位村民行走在铁轨外小道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尸体。铁路警方赶到现场时确认该女子已经死亡，死亡时间约为今日凌晨五点。警方估计该女子是从K8292次列车上摔下来的，具体原因不明。该女子身着米黄长袖针织潮纹连衣裙，下穿黑色加厚丝实袜裤，脚穿棕色高筒靴，同时该女子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件。若有知情者，请与我县基江铁路派出所樊警官联系。联系号码：6667788
――摘自200X年11月7日《周县报》头版
讣告：本市一中退休特级教师周新生，本市气象站副研究员谢春兰夫妇于昨晚同时不幸去世。周新生享年76岁，周春兰享年75岁。二十多年来，他们夫妻均罹患绝症，长期与病魔斗争，多年来欠下巨额医疗费用。但他们省吃俭用，还完所有欠帐才双双离世，实为我市广大市民们之楷模。周老师和谢副研究员膝下无子，望亲朋好友，同事学生前来吊唁，送他们最后一程。灵堂设于一中教工宿舍区大礼堂，告别仪式定于明天（11月10日）晚上七点……
――摘自200X年11月9日《鼎城日报》第4版
于怀岸，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湘西农村，做过农民、打工仔、流浪汉、报社记者、文学期刊编辑、图书管理员、自由撰稿人等职业。出版有长篇小说《猫庄史》《青年结》，中短篇小说集《远祭》《想去南方》《一粒子弹有多重》等。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深圳青年文学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佳作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