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抗日战争那苦难的年代，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战士的遗孤、被敌机空袭炸死父母的子女、流离失所并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的难民的后代，比比皆是。另外，还有成百万的儿童，虽然他们的父母还活着，有的是战斗在前线的战士，有的是被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的难民，他们无力照顾这些孩子。据1940年8月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简称《保盟通讯》）报道，当时中国有300多万孤儿，其中大部分年龄在6岁至15岁之间。他们失去父母，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精神迷惘。宋庆龄以其博大的爱心和战略的眼光为救济这些战灾儿童而奔走呼号，费尽心机。
一、宋庆龄发表演说，
呼吁国内外友好人士关注中国战灾儿童
救济事业
早在保卫中国同盟建立之初，在宋庆龄的倡导下，就建立了由她任名誉顾问的香港“中国战争孤儿救济协会”，并邀请当时在香港的大姐宋蔼龄、大弟宋子文任顾问，为救济战灾儿童做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3月，保盟发起了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在28日举行的开幕式上，宋庆龄发表《救济战灾儿童》的演说，深情指出这些因战争变得无家可归和无所依靠的儿童“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并说：“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的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必须把他们从由于饥饿而濒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拯救出来”，为此，“保卫中国同盟发起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即在现在还没有孤儿院的地区要建立孤儿院”。她在结束演说时，向全世界呼吁：“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1]这篇演说被配上插图，印刷成传单发行到海外。宋庆龄的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到1940年2月，约一年的时间里，保盟收到指定用于战灾儿童的捐款共计数千港元。
在宋庆龄的号召、关怀和帮助下，援助战灾儿童的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不但在国统区的四川、广西等地，更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一所又一所的孤儿院、保育院和托儿所。1939年初，保盟提供资金，在陕西三原建立了一个可容纳500多名儿童的孤儿院。建院时，就接纳了200多名孤儿。后来这所孤儿院与陕西边区孤儿院合并，入院儿童增至400名。在延安市郊也建立了保育院，它是建立在山坡上的窑洞里的。那里有200多个孤儿，他们中绝大部分是游击战士的孤儿，也有一些难民的孩子。由于保育员采取轻松、先进的教育方法，几乎每个小成员都很活泼可爱，既会唱歌，又会提出聪明的问题。还有如陕西北部的边区孤儿保育院，收养着来自华北、东北的400多名孤儿。这个孤儿保育院从让孩子们早日投入抗战的目标出发，对他们进行了生动活泼的文化、体育和思想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争取国际支援，
设立保盟战灾儿童基金
为战灾儿童服务运动的开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批批战灾儿童得到了安置，生活、教育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不仅无法救助更多的战灾儿童，而且原有的孤儿保育院也难以维持下去。当时边区的孤儿保育工作是搞得不错的，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主要是经费不足，孩子们普遍营养不良。路易・艾黎的义子黎雪在《今日的孤儿――明天和平的建设者》一文中写道：“孤儿保育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他们食物中缺少维他命所导致的营养不良……在山西的主要游击区里，孩子食物中只有玉米和谷物。在严冬季节的延安，保育院的孤儿只能得到腌制的蔬菜和小米。结果，他们患了脚气病……中国各地的孤儿都需要强化维他命食物、鱼肝油、牛奶和衣物。”文章最后这样说：“捐给这些未来和平建设者的任何礼物，都是对人类进步的直接贡献。” [2]保盟驻延安的代表马海德大夫，对边区战灾儿童保育院作过深入的实际调查，他向保盟提供许多具体资料，在《这些儿童是中国的未来》一文中，详细报道了边区孤儿保育院的真实情况，他认为“目前最大的需要，是用于维持和管理保育院的开支的基金”，由于资金有限，“常常不能提供营养充足的饮食”，也必须限制人数，不能“接受更多的儿童”。[3]美国朋友卡尔逊少校《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一文中也反映：新四军的领导十分重视照护战士的孩子，但“缺少设备和资金”。他说：“每月6元中国币就能护理一个孩子，每月600元――约30美元――就可以为100个孩子提供全天护理。”然而，新四军没有这笔经费来合理组织对孩子们的护理，因而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足，“因缺少维他命而发病和受到疾病的折磨”。[4]
面对孤儿保育工作中的严重困难，宋庆龄心急如焚，深切地感到，要更有效地开展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必须设立保盟战灾儿童基金。为此，她不辞辛劳，积极开展包括义演、义映、义展、义卖等募集捐款和物资的各类活动，争取国际救济团体、友好人士和爱国侨胞的支援。
1940年10月18日晚，保盟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音乐舞蹈义演晚会。这次演出受到香港代理总督诺顿中将的赞助，许多知名人士，如孙科博士和夫人、N.L.史密斯先生和夫人、宋子良先生等也观看了演出。宋庆龄在玫瑰厅入口处亲自欢迎嘉宾。晚会由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和歌唱家斯义桂、长笛演奏家沃尔特.H.D.叶先生，以及以香港音芳艺愿ξ牢首的室内乐队同台演出。这台晚会十分成功，获得净收入3685.35元，全部用作“保盟战争孤儿基金”。[5]1941年4月2日，保盟又在香港“李剧院”首映著名的反纳粹影片《牧师礼堂》。出席观看的有香港总督罗国富爵士，以及许多知名的英国和中国朋友。这次义映净收入为3217.30元港币，也全部充作战灾儿童基金。《牧师礼堂》的放映，不仅在经济上“帮助中国的孤儿”，而且在政治上“使中国人民懂得什么是法西斯主义”。[6]
在菲律宾的一场援华义演，被誉为“外国友人同菲律宾的海外华人团体之间进行合作的杰出榜样”。1940年11月27日，菲律宾救济中国委员会等团体在碧瑶市伯恩翰公园礼堂举行一场援助中国难民、伤员和战争孤儿的义演：这次演出的主要负责人是救济中国委员会成员克罗特夫人，而中国艺术家关达星及其“保卫中国演剧团”为演出提供了诚挚的帮助，华人高中的学生和“七七演剧团”也志愿参加，因而能够向热情的观众演出了从中国传统剧到各种技巧的丰富节目。晚会收入达337.34美元，立即寄给保盟，其中一半捐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另一半给宋庆龄，“用作伤兵和战争孤儿基金”。[7] 菲律宾华侨孩子开展资助中国战灾儿童的事迹更是感人肺腑。1940年8月15日出版的《保盟通讯》报道说，保盟最近收到了马尼拉的菲律宾华人洪广学校孩子们的一封很有趣的信，里面附有港币300元，并说这笔钱“是送给保盟所资助的西北边区孤儿保育院的”。这些孩子们在儿童节这天放弃娱乐活动，分成小组，拿着鞋油和刷子，到马尼拉市的华人区，为店主、职员和遇到的一切人擦鞋，他们干了整整一天，才赚了300元钱，并决定将其捐助给祖国西北地区的儿童，充分显示了华侨孩子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
美国的援华募捐活动十分活跃。1941年5月2日，美国援华会和美国援助中国战争孤儿委员会等团体在费城举行了“中国之星”大型募捐演唱会。一些著名艺术家演出了包括中国歌舞在内的音乐节目，其中有刘良模担任指挥的大合唱，男高音歌唱家蔡绍序的出色演唱。特别令人瞩目的是，著名黑人歌王、反法西斯战士保罗・罗伯逊参加了义演，他首先用他那浑厚、低沉的嗓音演唱了一首悲壮、忧郁、感人的歌曲――《致一位不相识的中国人》。其歌词是：
他不是学者，也不是政客；他不是军阀，也不是富翁；他并不聪明，也不才华出众。他只希望全家能自由、和平地生活，有个职业能够养家糊口，孩子能受到比他自己更好的教育。侵略者正在破坏他的自由权利，所以他便同他们战斗。他必将取得胜利，因为他有四亿个同胞；他宁可战死也绝不愿身心被奴役。他不仅是中国的希望。他就是中国。[8]
这首歌热情洋溢地赞颂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和无畏气概。接着，罗伯逊又用汉语激昂慷慨地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那如诉如泣的歌声，感动着每一位到场的观众，人们眼含泪水，高呼“中国，中国”，继而掀起了募捐活动。“中国之星”的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募捐到了500美元，全部寄给保盟，用以资助国际和平医院和战灾孤儿。为了进一步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中国艺术家还和保罗・罗伯逊共同灌制了一张《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在这张向美国人民公开发售的唱片封套上有宋庆龄的题词，赞扬群众歌唱活动是“激发抗战力量的一个源泉”。[9]
除费城外，纽约、洛杉矶等地的美国友人和爱国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募捐的热潮，以援助中国的战灾儿童。
三、培育中国“未来一代”
的延安洛杉矶托儿所
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富有创造性的募集战灾儿童基金的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为散布在中国各地的孤儿，特别是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孤儿提供了有力的援助，使许多孤儿保育机构得以建立、维持和扩展。如1940年10月，保盟就委托美国援华机构把他们募集到的22500美元全部购买强化维他命制剂，以及奶粉、含糖炼乳、鱼肝油等营养食品，用以救济“边区孤儿保育院以及保盟援助的其他儿童救济项目”。[10] 1942年3月和4月，宋庆龄又汇出两笔款项，用于援助各抗日根据地医疗和儿童保育工作。同年5月，宋庆龄还以洛杉矶华侨和美国友人的一笔捐款，支援在延安的窑洞里开办了闻名中外的洛杉矶托儿所。
洛杉矶托儿所的前身是中央托儿所。全面抗战爆发后，人民军队将士的孩子问题非常突出。当时许多年轻的将士们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他们的孩子无人照管，除少数送到亲戚家外，基本上都是送到老乡家去喂养。老乡们生活艰苦，又不懂得科学喂养，效果很不好，病死的、丢失的，屡见不鲜。为了解决这些孩子无人照管的困难，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关怀下，于1938年春在延安建立了中央托儿所，最初只有7个孩子，拥有6间窑洞，后来逐渐有所扩大，但物质生活相当艰苦。1942年，宋庆龄把从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及美国友人募捐来的款项，以及一批药品、玩具、食品、衣物和幼儿生活用品，几经磨难，千里迢迢送到延安，送到了中央托儿所。她在信中明确表示，这些东西是送给孩子们的，饱含了洛杉矶人民的一片深情。
为了感谢大洋彼岸的亲人和朋友，延安有关部门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为“洛杉矶托儿所”，让孩子们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让友谊的种子生根、开花、结果。为此，边区卫生部在托儿所工作人员自己盖的大礼堂中，召开了一个热烈、隆重的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洛杉矶托儿所成立。这天，娃娃们个个喜气洋洋，换上了小呢子大衣，头戴船形帽，显得十分精神，更加活泼可爱。特别是鲁艺的叔叔阿姨们为孩子们重新布置了大门，上面高悬着用铁片焊上去的一块大木牌子，上面用中英文书写着几个遒劲的大字“洛杉矶托儿所LOS ANCELES KINDERGARTEN”。洛杉矶托儿所是在宋庆龄的关心爱护下筹建起来的，她还以此作为范例，写信给澳大利亚响应孙夫人呼吁筹赈会主席黄家权说：“我们向世界上某些社会团体募款，以供应一个特定的托儿所，或者创办一个新的托儿所。新托儿所将以某一捐款的城市命名，例如‘悉尼托儿所’。这种方式有一个先例，那就是设在延安的‘洛杉矶托儿所’是用洛杉矶华侨的捐款兴建的。或许悉尼市能参与诸如此类的创举。” [11]这充分显示了宋庆龄在募款方式上的灵活性、多样性和开创精神。
洛杉矶托儿所建立后，宋庆龄源源不断地给予医药及营养食品等的援助，甚至还送来了一台大磅秤。以前，不消说托儿所没有磅秤，甚至整个延安也没有这种稀罕物。这台大磅秤不仅能称体重，还能测身高，十分准确，成了托儿所最珍贵也是最急需的器械。有次，毛泽东到洛杉矶托儿所来看望孩子们，当他得知这台大磅秤是孙夫人送来的时，便兴致勃勃地踏了上去，测量体重，并高兴地喊道：“哎，鸟枪换炮了嘛！”[12]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有意思的是，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时那台大磅秤还一直在使用，而且仍然十分准确，这真是个奇迹。
在宋庆龄的关怀和援助下，洛杉矶托儿所不断扩大，拥有20多间窑洞，还有平房数间，孩子也由最初的7个，扩大到近百个。自1942年该所成立后，曾抚育过300多个2至6岁的孩子，其中有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儿女，而更多的是在前线的战士的孩子和烈士遗孤。这些孩子们由于得到宋庆龄的直接援助，使他们在边区最困难的条件和环境下，都能健康活泼地成长起来，成为新中国一代栋梁之材。当年一些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参观托儿所后，都惊叹不已，有的竖起了大拇指说：“噢，太棒了！” [13]有的则赞誉道；“这是我在全国看见的最好的一座托儿所”。[14]确实如此，洛杉矶托儿所成了保盟援助敌后抗日根据地儿童工作的典型。全国解放前夕，这所托儿所随中央机关迁至北京。1950年，更名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保育院，1995年，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幼儿园。
此外，宋庆龄还特意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由徐向前夫人黄杰任院长的延安第一保育院捐来衣物和食品。每次，都是邓颖超将这些捐赠品交给黄杰和保育院的。
总之，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在支援人民抗战事业中，为了“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竭力救济中国的战灾儿童，特别是从资金和物资方面源源不断地援助了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儿童保育工作。保盟在重庆期间，继续援助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儿童工作，先后资助款项55万多美元和4200多万元法币。受帮助的单位有21个托儿所、孤儿院、保育院和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及西北青年技术学校等。为此，广大受惠的战灾儿童对宋庆龄给予的关爱和救助感恩不尽，称颂她是救苦救难的“玉观音”。
注释：
[1]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71-272页。
[2]中国福利会编，吴景平翻译：《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上），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91页。
[3][4][5][6][7][8][10]《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中），353-357页、272页、第229页、第328页、第274页、第377页、第241页
[9]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六十年》画册，上海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1]转引自《中福会史志资料》1995年第4期，第9页。
[12]王 颖：《红摇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13]王 f：《红摇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14]王 颖：《红摇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