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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历史语境解读的必要与可能
所谓世界历史语境,就是指由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构筑的言语环境。自从马克思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以来,这一言语环境就已形成,并开始伴随着世界历史理论的完善、成熟而发展和改变。由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完善和成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实社会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所以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必然有着不同的世界历史理论表现形态以及不同的世界历史语境,而建立在这一语境基础上的任何一种事物必然会因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语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提出世界史观的第一大文本[1],它标志着科学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这一理论创立之后又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①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这个时期科学世界理论虽然已经创立,但是并没有被明确地表述,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创立了这么一种理论,因而也没有命名这一理论;②列宁时期,这一时期科学世界历史理论被列宁继承和发展,他和马克思一样有着世界历史眼光和思维方式,但也没有命名这理论,不过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已经大规模地运用于对现实社会实践的分析;③邓小平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同样保持了继承和发展性,但不同于前两个时期之处的是,这一时期的理论界明确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性,并正式命名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一名称。这主要表现为8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大量关注,并在9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从此世界历史理论明确作为一种理论而正式存在。世界历史理论经历了三个时期,它所构筑的语境却形成了两种形态,其分别是不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和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划分这两种形态的标准,是世界历史理论是否被明确地意识到和正式命名,即是否达到了理论自觉及其程度。这样看来,至20世纪80年代,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才正式形成。
结合以上世界历史理论三个历史时期和世界历史语境的两种形态,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即科学社会主义的遭遇与世界历史理论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当世界历史理论创立后,马克思也随后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世界历史理论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社会实践分析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开始走向实践;而当世界历史理论被明确意识到和正式命名后,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得以形成,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了真正彻底的改革,从而走向了它的新形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上面所揭示的现象并不必然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世界历史语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这种联系的证据被现象所提供是不充分的。但要寻找完全充分的证据,就必须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各自的理论是如何被世界历史理论所规定和如何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说明自身和成就自身的。这些证据已为我国学界所提供,他们分别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思想、邓小平的世界历史思想,并揭示了各自的世界历史思想与所形成的理论之间的必然关系。
事实表明,在过去的150年间,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语境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着必然的和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也说明,当代要正确而完整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就必须借助世界历史理论。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世界历史理论及其所构筑的语境是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唯一路径。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解读的语境方面来讲,世界历史语境是一种根本语境,其他任何语境都必须依靠世界历史语境作为中介方才能来解读。对于发展和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局面这一重要的时代命题来讲,构筑科学的世界历史语境以及从这一语境所显示的方法和原理出发,也必然是一条不可绕过的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离不开世界历史理论的,这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全球化阶段的产物,是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一种反应。这样,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语境就不但是正确完整理解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需的语义环境,更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科学方法和指导原则。正是基于这一关系,我们才能够和必须通过世界历史语境重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认识。本文探讨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核心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本质内涵和发展前途,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探讨,应该能够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的、真正的理解。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恩格斯认为,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因为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科学体系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必须能够推演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在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的认识上,更由于对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是通过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得以完成的,还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社会主义本质论。
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形成以前是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的。如邓小平所讲,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缺乏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这再一次证明,世界历史语境与社会主义理论关系密切。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因此它需要世界历史性的场合,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必然是世界历史的。所以,只有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形成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才可能被正确揭示,从而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如前所述,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发生于邓小平时期,因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必然形成于邓小平时期,事实也恰恰如此。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也就正确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建设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世界历史的,因此它必然反映世界历史的趋势以及人类理想的追求。对于世界历史以及开创世界历史的人类来讲,解放和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和理想追求。因此,在世界历史语境中,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对充满压迫和奴役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克服和继承,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必然是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也必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而得以实现。当然,发展和解放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也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解放,更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只要把握了人类解放和发展的问题,就能够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这一问题的理论,这也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可以通过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比较得到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前后相继的理论成果。它们都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们有着共同的逻辑起点,这是它们的相承性。对于人类的解放和发展而言,二者的侧重点却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更侧重于解放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更侧重于发展问题而且更加全面地照顾到了解放问题。当然,解放和发展是不可被机械分割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都探讨了解放和发展问题,但之间的差异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差异,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不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产生于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中,因而两种理论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们的发展性。由于侧重解放而忽略发展,故而毛泽东思想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困境。这一理论困境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典型表现出来,而建立在成熟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却表现出科学性和实用性,从而说明了成熟世界历史语境以及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和解读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可以说是分别针对发展问题和解放问题而阐发的,在现实实践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所以上述事实也就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确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同时也表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
本质内涵是对逻辑起点的表象化和具体化,是逻辑起点的逻辑发展和向现实层面的过渡。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就必须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内核,向现实层面逻辑推进,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包含三个方面,即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就是保持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还可以从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得到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十七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从这一概念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构成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这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确实包含上述三个方面。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包含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显然是必要的,而分析和探讨必须要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在世界历史语境中,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彼此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因此分析其中一个方面就必然地兼顾其他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谈一谈中国特色这一方面。所谓中国特色,不过就是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与别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较而具有的较为优秀的方面。中国特色,首先反映了中国国情,但绝不是简单的国情。建立在国情基础上所形成的首先是特点,而非特色,只有相对于其他民族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相对于一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讲,所具备的更为优秀的品质才能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体现在对中国模式经验的总结上,一个体现在对中国传统优秀思想的借鉴上。中国模式的先进性方面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方面,共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先进性与优秀性并不是一个事物本身所具备的性质,是比较才能产生的,而比较如果不是在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间又怎么会成为可能呢?中国模式的优秀性,就是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模式(比如苏联模式,拉美模式)而言的;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也是同其他国家传统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的。显然,离开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不对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探讨,是无法发现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的。中国特色的“特色”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只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有所作为,才能够保持和发展我们的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中国特色理论的发展前途问题,关于前途问题,我们会在下面进行阐释说明。
现在我们谈一谈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主体性的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表征的是一个人与世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结束,也永远没有尽头。[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中的中国的现代化,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一个运动过程,而且这个运动过程是没有参照系的,是包含着主体性的客观自然过程;另一层含义是指一个有参照系的可以自我时时进行调节的过程。这个参照系就是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这是因为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一般来讲就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趋近,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趋近,是带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色彩的趋近。正如马克思所讲,发达国家所显示的不过是落后国家未来的情景,这个未来情景的实现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的现代化所关涉的并不是优、劣、好、坏等一些价值范畴,而是先进和落后等客观的非价值范畴。因此它所保证的只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这样的客观的非价值范畴方面。而涉及价值范畴的生产关系以及人的发展和解放问题,仅仅依靠现代化是无法完成的,这就需要社会主义的制度来给予保证。
所以说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解放和发展依靠人民,我们的发展和解放是为了人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方面。在这个方面,首先追求的是一种价值,即社会主义的价值。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包含着一种论述发展的价值论,这就是科学发展观;也必然会有探寻社会主义的价值何在的理论,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从世界历史语境出发,关于社会主义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最大的国情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我国所处的时代是两制共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性,不可能是一般的社会主义性,而必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性,并且带有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主要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务实于国情,务实于世情,这样才能够开创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局面。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
在世界历史语境下分析和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可以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入手。从现实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出发点,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目的,并针对我国目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进而力求在理论上给予合理说明。从理论层面来讲,必须根据理论发展本身的规律进行扬弃,从一个理论不足的状态发展到理论丰满的状态,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必须完成理论体系所应包含的各个基本方面。无论从现实层面来讲,还是从理论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而理论本身还并不完善。分析和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因为微观方面更加需要从现实层面入手,因而它不但是琐碎的而且是具体的,所以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给予很具体的说明是很困难的,而且也往往是会犯错误的。基于此,本文重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做一个宏观分析。
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进的过程中。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进,大体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两制共存时代、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产物,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两制共存时代的一个特定阶段,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产物。在两制共存时代,也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应该是不发达状态下的社会主义时期;另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同样是两制共存时代下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就可能分别形成两种理论:一种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种是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但它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当两制共存时代结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完成它的使命后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在两制共存时代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主要的特征是吸收和借鉴。这不但是因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相对来说都是落后的国家,应该吸收和借鉴较为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来更快地发展自己,这种客观进程当然会被理论所反映;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还不完善,也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多地关照世界历史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对该部分的外部关照太少,不具有太多的普遍性,因而该理论体系主要是吸收和借鉴外在部分来发展内在部分,因此也就形成了这样的特征。吸收和借鉴特征的形成,不仅是初级阶段社会理论体系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在世界历史时代,交往已经普遍化,交往的网络极为发达,这就为吸收和借鉴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两制共存时代中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论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的最主要的特征不再是吸收和借鉴,而是输出和扩散。当然在这个阶段,吸收和借鉴依然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这里所谓的输出和扩散,就是指依靠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把成熟的、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输出给其他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的纲领。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形态方面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分别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世界历史语境中,通过分析,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是进一步解决之前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民生问题、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等,至于具体的理论是什么也只能根据世情和国情的现实发展的需要而实现。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必然会有新的理论成果出现,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新的阶段。在两制共存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直到它最后完全成熟,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完全结束后,民族国家必然走向消亡,作为国家理论形态的任何理论都将被陈列在博物馆供人们参观。也就是说,作为国家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会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走向消亡。但随后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并不是没有理论,只不过这种理论不再是狭隘的民族国家的理论,而是关涉人类整体的理论。这种关涉人类整体的理论,不再借助世界历史语境来得以发展和理解,而是世界历史理论本身,是完全科学和成熟的理论形态。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这种“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的实践的解释表现在它的实践中,而不需要在理论家的头脑中单独阐述”。[5]这整个的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那个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如凤凰涅盘般地迎来它的世界性形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为光明和必然的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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