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国家有激情防卫（The Defence of Provocation）规定，据此，行为人在激愤情绪下所实施的杀人行为，可以部分地免除刑事责任。我国虽无"激情防卫"规定，但因被害人或其他相关人的过错行为致行为人意识相对狭窄，情绪激惹而致犯罪者，司法上一般可作酌定从轻情节处理。
所以称其为犯罪学意义的罪错，是因为刑法意义的犯罪确认权在国家审判机关，而在行为人已经去世的情况下，鉴于事实上的犯罪主体已经不复存在，司法上不可能对其提起刑事追究，因而这里只能从犯罪学意义确认其有罪错。 参："硕士丈夫何以手刃博士妻"，载 http://www.dzwww.com/shehui/shehuitegao/200206070416.htm 见"铁链囚禁母女俩，哈尔滨惊现'人间地域'"，载http://news.sdinfo.com/72347865107660800/20020603/1036961.shtml 值得注意的是，就本案给定案情看，本案乃被告本人单独作案，不存在廖某与刘某共同通谋杀害亲夫的共同作案情节。
参见〔意〕菲利：《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See CCPR General comment 6/16, Para.7. 当然，对投毒杀人行为究否属于暴力犯罪，刑法学界也有少量不同声音。
有学者认为，投毒杀人就该属于暴力犯罪。因为认定行为究否属于暴力犯罪的标尺不当视其行为，而当视其结果。
对此意见，我们不敢苟同。根本原因在于：刑法上的"暴力"本意在于"力学"意义上的物理强制力，它是一种行为表现而非结果表现， 因而它不该相对于静态的"结果"而言，而应相对于动态的有一定作用力因素的"行为"而言。
[12] 例如据2009年10月23日《时代商报》报道，"一位农村妇女十几年来默默忍受丈夫的非人虐待，浑身留有9处刀疤，16岁的女儿离家出走杳无踪影……同许多悲剧的演变一样，愚昧的农妇没有拿起法律武器，而是夺下丈夫手中的斧头向其头上抡去"。又见2009年8月22日《辽沈晚报》称："海城市一妇女吕玉珍长期遭受丈夫虐待，竟然不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而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丈夫杀死在家中，自己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13] 中国多数妇女的物质经济基础及其国内的居住文化传统（特别是农村地区），决定了这些受虐妇女及其家庭难以通过另购住房、举家搬迁的方式来摆脱其恶夫或前夫的纠缠不休，这也是中国妇女们走投无路的缘由之一。 [14] 除非自诉案的被告人被指控之罪行相当严重，有关司法机关因而已经将其先行拘捕在押。
[15] 当然，就本案而言，某丁等本可以到检察机关去提起强奸罪、侵犯公民住宅罪指控。但事过境迁的情况下，强奸罪也是很难搜集到有关证据的。
[16] 有数据表明：全世界女性占总人口的50%，但她们所占有的财富却不足1%，获得的收入也只占世界总收入的10%。在中国，虽然女性的收入普遍低于丈夫，总体上的男女收入反差却小的多。
但在经济相对后进的地区，此类差异仍然非常巨大。 [17] 参见：关注家庭暴力系列-2："受虐妇女综合症"，载2009年8月21日《燕赵都市报》。
[18] 事实上，在尚存国家、阶级的社会中，它也不可能"根治"，这就如同任何犯罪不可能在国家状态下悉数根绝一样。基于此，为今之计，我们能作的，仅是最大限度地遏止它并为受虐待人设定出相对完备的救助机制来。
[19] 值得说明的是，伦理主义的权利倡导论者主张任何权利均属"天赋资格"而非"权利授与"，因而没有任何权利是法定的。法律只是对这些自然权利做出记载并加以保障而已。
从自然法意义看，此类说法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参见〔美〕皮文睿（Randall P. Peerenboom）：《论权利与利益及中国权利之旨趣》，张明杰译，夏勇主编《公法》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