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不分，最终结果就是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都完成不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号角已经一年有半，业界期待更深层次的国企改革
央企出现巨额亏损屡见不鲜，东航中远、鞍钢、联通、中钢、大唐等均在近年出现过巨亏。行业出现周期性亏损可以理解，但央企动辄几十亿甚至百亿巨亏，董事会和股东代表（国资委）却基本无动于衷，则值得深究。
中铝宣称，2014年亏损主因有三：一是对部分长期资产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二是电解铝价格下降幅度大于成本下降幅度；三是对内部退养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人员计提辞退福利费用。
中铝的转身则慢很多，主营业务仍然集中在氧化铝、电解铝等冶炼上游领域，没有延伸到铝材等加工领域。由于电解铝等高耗能初级产品不允许出口，这导致国内产能过剩时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收益。可以说，中铝的决策失误和战略准备不足，使其无法克服行业的周期性困难。
这同样让中国远洋宣称的“市场供需失衡、运力过剩”理由显得有些苍白：行业的确不景气，全球干散货市场运价下跌，但为何中国远洋对航运周期的反应远较国际同行慢呢？
事后总结，中国远洋的亏损与其过度扩张有关。2003年-2008年是航运业的高速发展期，中国远洋以高额长期价格签下协议，但在经济形势陡降的情况下，中国远洋被租船价格锁死而无法脱困。风控意识薄弱，是中国远洋搁浅的重要内因。
在这两组对标中，公司都遭遇了行业寒冬引发的周期性亏损，国外对标公司的决策层能够迅速找到问题所在并果断转型，并表现出强执行力，故能在短时间内扭亏为盈，走上正轨；但中国央企要么转身缓慢，要么向来缺乏风控意识，导致在周期亏损中无法自拔。
就整体素质而言，中国央企的决策层并不差，也常在内部对标国外同行。但央企领导人与发达市场经济体企业高管最大的不同是：如何定义企业业绩？如何定义自我在企业中的地位？
国外高管很明确，企业业绩主要看利润率、市场份额等经济指标；央企领导人对所辖企业的业绩定义则相对复杂，减员增效本是削减成本一大手段，但央企不能随便裁员，哪怕再低效，也得“为了稳定”不死不活地养着，另外一些阻碍央企提升效益的“社会责任”也得担着，不担？组织部不会给你好果子吃。
国际大公司一旦因决策失误导致股东利益受损，高管被解雇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在中国，央企高管无需为决策失误埋单。长久以来，对央企业绩考核缺乏统一的量化指标，国资委推出EVA考核，算是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流于形式。
另外，央企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落实者，承担了很多政治任务。比如中铝扩大产能、甚至收购非主营业务的云南铜业，就是落实国家对其做大规模的战略要求。中远董事长魏家福在企业巨亏后说“党中央、国务院了解中远，就足够了”，其实是发自肺腑。
但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更加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今天，这绝非正常现象。政企不分，最终结果就是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都完成不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号角已经一年有半，业界期待更深层次的国企改革。
